内容提要：在新世纪的中国女性长篇小说中，陈亚珍的《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无疑是占有着重要的一席之地的。这部小说，以从个体生命私己性、私己空间的角度，对女性自身特点的深入探究与新的开掘；将对女性自身特点的深入探究、新的开掘，与对中国革命、政治、传统文化、转型期的现代文化的新的认识，作了有机的深层的逻辑关联，从而对女性与社会、历史关系的拓展与丰富，以及对女性自身存在形态、意义的追问，体现了新世纪中国女性长篇小说写作的新进展。

　　在新世纪的中国女性长篇小说中，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的陈亚珍五十万字的《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无疑是占有着重要的一席之地的。这部小说，在新时期文学中张洁的《无字》徐小斌的《羽蛇》项小米的《英雄无语》等中国女性长篇小说的阶段性成果之后，以从个体生命私己性、私己空间的角度，对女性自身特点的深入探究与新的开掘；将对女性自身特点的深入探究、新的开掘，与对中国革命、政治、传统文化、转型期的现代文化的新的认识，作了有机的深层的逻辑关联，从而对女性与社会、历史关系的拓展与丰富，以及对女性自身存在形态、意义的追问，体现了新世纪中国女性长篇小说写作的新进展。

　　一

　　对女性自身特点的深入探究与新的开掘，是这部小说能够成为新世纪中国女性长篇小说写作新进展的标志之一。这种深入探究与新的开掘，突出地体现在对女性欲望及其与恶的关系的揭示上，而在这其中，个体生命私己性、私己空间，是“关键词”“主题词”。

　　俗语云：恶毒莫过妇人心。但人们却很少再去进一步地探究，为什么体现这恶毒极端的是妇人心而不是女儿心，也不是男人心；而这种“妇人心”其实又是通过女性而对人性邪恶一面的典型的极致的体现。《羊》通过久妮婶的形象塑造，对此作了酣畅淋漓的揭示，可以说，久妮婶正因此，成了中国文学典型画廊中的一个不可多得的人物。

　　“妇人”的这种恶毒，首先来自于自身欲望在有缺陷的现实世界中的不能满足及适应现实缺陷而导致的对自身的扭曲。或者说，当人性被非人性所吞噬时，被吞噬一方，接受、“复制”了吞噬一方的价值形态、行为原则，且接受、“复制”的程度与被吞噬的程度成正比。如此，久妮婶原本是个应该被人同情的苦命女子：五岁父母双亡，寄人篱下于哥嫂家，一天只能吃半碗饭。及至七岁时成了童养媳，又因为“鼻涕拉猴，鞋趿拉袜片，满头虱子，又笨又丑”被丈夫嫌弃。残缺的环境，造成了残缺的心性与性格。被恨与恶所欺压，导致了心性中有恨有恶而无爱无善。反抗、对立的结果，反而是对对立的欺压自己一方的价值形态、行为原则的接受与“复制”。恶与劣的生存环境，不仅伤害着人的生活形态，更重要的是伤害着人的心性与性格。在这其中，反抗者反抗的勇气及其反抗，却恰恰是对被反抗一方的归顺，且反抗越是决绝，归顺越是彻底。我们看到，环境用残酷的手段压制着失去丈夫的久妮婶的正常欲望：“外村来了个戗刀磨剪的匠人从久妮面前喊着路过，久妮停下手中的活，一直目送着远去，三娘从茅厕里出来，发现此情此景，一巴掌就扇得久妮鼻孔流血，并把久妮关在柴房里饿了三天”。面对这一残酷的压制，久妮婶是用更酷烈的行为来进行反抗：自己用针扎瞎了自己的一只眼，“表示为死去的丈夫终身守节，永不嫁人……她对人说，一只瞎眼为丈夫守节，一只好眼为婆婆养老送终。”久妮婶的反抗不可谓不酷烈，但由于新的价值导向的缺失，久妮婶却只能用这种酷烈的行为，表示自己对压制自己的“贞节”的誓死忠诚。

　　正是因为自身欲望不能实现的缺失及压制这欲望实现手段的酷烈，就导致了对他人欲望正常实现的仇恨，就导致了在这仇恨支配下的压制他人欲望实现的手段的残酷。譬如，久妮婶在土改斗争中，用杀羊刀残忍地切下了俊美的地主小老婆姣姣的奶头。那不是所谓的政治性的阶级仇恨，而是因为姣姣女性的俊美，而这俊美，又正是瞎眼久妮婶自身在潜意识中所心神向往却又是在现实中所最为缺失的。譬如，久妮婶在村中女性在战争中失去丈夫时，之所以反复告诫失去丈夫的女性要“坚强”，并不是所谓的“革命意志”的体现，恰恰是因为看到了其他女性因为失去丈夫成为与自己一样是没有丈夫的人，心中的一种心理平衡心理补偿。再譬如，久妮婶之所以对惠儿娘、银宝婶等一切有某种婚外情爱可能的女性，有着一种近乎变态的仇恨，那不是因为对传统道德的信奉与维护，而是因为惠儿娘、银宝婶等人婚外情爱的可能，正是久妮婶在自己潜意识中所朝思暮想却又是在现实中所不可能实现的。

　　这种由于人性不能正常实现的缺失所导致的生命能量的不能正常实现，就往往形成了生命能量的扭曲的恶性的攻击性的释放，套用弗洛伊德学说，就是用一种“象征”的方式，来实现那原本应该正常释放的生命能量。所以，久妮婶在力倡男女同工同酬的集体生产中，其劳动强度之所以不弱于男性，不是因为她要用自己的努力证明“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而是因为这是她自身“力比多”的一种“象征”方式。久妮婶在大跃进中的虚报产量，在以束缚人的自由为主要方式的农村集体化生产管理中的强硬，在以人与人斗争为主要方式的政治运动中的灭绝人性的坚定等等，都不能用路线错误、“左”的影响、信仰迷误等等政治概念来说明，那其实只是邪恶人性的一种释放，而这种邪恶人性正来自于前述残缺环境下导致的人性的残缺。

　　欲望力量的强大，不仅仅体现在欲望在“象征”方式中，对他人对自身的压制与折磨，还体现在这欲望本身终归是要用某种扭曲的方式给以直接的实现。这就是作品所写的久妮婶与拐英全“完全不管不顾”了的疯狂，这就是伴久妮婶漫长寂寞时光的被久妮婶用得溜光的木制男性生殖器模型，只是这些，是只能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实现。于是，外在的对欲望压制的“神圣”与内在的欲望的扭曲实现，二者之间构成了一种绝妙的讽刺，既尖锐地嘲弄了“神圣”的虚妄，又反证了“扭曲”的龌龊。

　　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玉米其实是久妮婶下一代的接班人，梨花庄女人们轻重不同相互残害或者自我残害的各种恶行，如对弱者的欺凌，对贞节的迷信，对他人悲剧的幸灾乐祸或者落井下石等等，其实就是久妮婶影子在她们身上浓淡不等的分布。在过去描写女性在社会、历史长河中命运的长篇小说中，作者们往往把女性作为某种政治或者文化的载体，是某种政治或者文化导致了女性的命运，女性的言行如同男性一样，是一种基于政治或者文化的整体性行为，因之，也就无法体现出“妇人”为何恶毒于男性，为何恶毒于女儿。但在陈亚珍的笔下，作者更多地强调了久妮婶基于个体生命的私己性、欲望性因素，更多地强调了这些因素在不能实现时，在个体生命私己空间、欲望空间对他人的伤害。这正是“妇人”较之男性的不同之处。“妇人”欲望的充沛、鲜活，其进入社会空间之后与复杂社会的纠葛，那种个体与社会的尖锐冲突，又是“女儿”阶段尚没有形成的。由是，陈亚珍对女性负性特点作了更深一步的开掘，并因了这种开掘，使作为人的“社会”，人的“历史”具有了更为丰满的血肉，或者说，使“社会”“历史”成了人的“社会”人的“历史”。

　　小说对久妮婶结局的描写也是很有见地的。久妮婶实际的失势、失败是因了新的时代的到来，但从表面上看，久妮婶却是直接死于其养女豆花对她视为生命全部依托的贞节牌坊的摧毁，死于其养女豆花对其贞节真相的揭露与嘲弄，而其养女豆花却是一个公开淫荡的娼妓。“贞节”养育了“娼妓”，“娼妓”埋葬了“贞节”，看似截然相反的两端，其实质却是一体两极，而喧嚣闹剧表象遮掩下的，却是历史前行的坚实脚步。每每读到这里，都会让我联想到，这真是一个对从政治时代的禁欲，到经济时代的纵欲的绝妙的隐喻。

　　二

　　对女性自身特点的深入探究与新的开掘，还体现在对女性情感与爱的关系的揭示上，并因之使作品中的惠儿娘成了中国文学人物画廊中的一个典型，虽然与久妮婶形象的塑造相比，要略逊一筹，但也毕竟提供给了我们许多新的认知经验。

　　女性是爱的动物，无论是西方基督神学将女性视为奶与蜜的源泉，还是西方考古学中所证实的“圣杯与剑”，都在反复地诉说着这样的一个似乎是不证自明的定理。那么，惠儿娘在爱的方面，又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新的认知经验呢？我觉得，就是这种爱，是在个体生命的私己空间完成的，并因此而构成了对种种用整体性来吞噬个体生命私己性的价值拒绝。

　　惠儿娘对惠儿父亲的爱并不是因为惠儿父亲仇二狗是抗战英雄建国功臣，是新政权的县长，而是基于一个女性对自己最初的与自己有了情爱关系的初婚的男性的爱，是对自己初次情爱萌动的执著；惠儿娘对九斤的爱是基于在个人性的生存危境、困境中，九斤对她的雪中送炭，惠儿娘与九斤的爱，是男女之情与个人性生存结合的产物。惠儿娘对惠儿的爱，既是母亲对女儿的爱，也是惠儿娘对惠儿父亲爱的延长。惠儿娘对喜鹊等几个在饥饿线上濒临死亡的孤儿的爱，是基于对自己女儿同伴的母爱的天性，也是因为这些孩子的父亲是跟随惠儿父亲征战而牺牲的，把她们从饥饿的死亡线上拯救出来，也是为惠儿父亲尽了一份责任。如此等等。所有的这些爱，一方面，是建筑在惠儿娘个体生命的私己性空间的，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对一个一个的具体的个体生命上。这或许是因为女性更多地生活在个体生命的空间中，

　　这种爱，对对方是无条件信任的，譬如，惠儿娘对惠儿父亲的苦苦期待，甚至在惠儿父亲从前线回来已经与她离婚与她人新组家庭之后，也仍然对惠儿父亲充满了信任。譬如，惠儿娘在个人危难时，对九斤的无条件的依赖与信赖，甚至在自己与九斤的孩子被自己家人弄死之后，也毫不怀疑地相信九斤一定会对处于危难中的她援之以手。这种爱，又是无条件付出不求取任何回报的，惠儿娘对惠儿父亲、对九斤、对惠儿、对喜鹊等几个孤儿的爱之所以每每令读者感动，令读者倍感她的“痴”她的“傻”，原因即在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