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看《韩同年新居饯韩西迎家室戏赠》一诗：

　　籍籍征西万户侯，新缘贵婿起朱楼。一名我漫居先甲，千骑君翻在上头。云路招邀回彩凤，天河迢递笑牵牛。南朝禁脔无人近，瘦尽琼枝咏四愁。[9]

　　这首诗应该写在初秋季节，“天河迢递笑牵牛”虽属于用典，但可能也与七夕这个时间有关。可以确定的是李商隐此时已经与王氏订婚，与韩瞻连襟身份已定，而李商隐这种身份的确定便是在从家回来之后到写作本诗之前。那么时间便只能是五六月份了。于是我们可以推测，这两个月之间李商隐很可能随韩瞻到王茂元幕府作客，受到王茂元的欣赏而订下婚事。“一名我漫居先甲，千骑君翻在上头。”在进士及第的榜文上，按照徐松《登科记考》开成二年的记录，李商隐后面便是韩瞻。当然，也有这种可能，即徐松依据的就是李商隐这首诗。不过李商隐名次肯定在韩瞻之前则可以确定，而在成为王氏门婿方面韩瞻却在他的上头。这里的“在上头”可以兼有二义：一是时间在前，从“西迎家室”四字看，韩瞻已完婚，故其结婚时间在李商隐前。二是位置也在我前面。即韩瞻之妻是李商隐妻的姐姐。这样理解分析应该是可以的，而且也是最顺畅的，因此本诗传递出李商隐刚刚订婚而又盼望结婚的喜悦心情。如果李商隐在此时订婚，他去过泾原节度使幕府是肯定的，从双方看，都不可能在没有见到本人之前确定婚姻大事，因为一方是新进士，一方是节度使千金。

　　这样，把这首诗和前两诗综合思考，便可以进一步确定《寄恼韩同年时韩住萧洞二首》的写作时间。“寄恼韩同年”说明李商隐已经进士及第，而当时没有订婚，但这首诗说明已经订婚，《寄恼韩同年时韩住萧洞二首》之诗的写作时间便限定在及第之后到本诗之前这段时间了。而李商隐三月二十七回家，辛夷花开在二月，这样几个因素结合在一起，便可以确定该诗写在二月关试之后的时间里。甚至就是关试过后不久的事情。关试过后，新进士则归属吏部，有入朝为官的资格，值得庆祝，故韩瞻约请李商隐到家作客，共同庆贺。当然更主要的是二人相互结交。

　　另外，还有两首诗值得注意，即《病中早访招国李十将军遇挈家游曲江》及《又一首》。为理解和说明问题的方便，我们将两首诗录下：“十顷平波溢岸清，病来唯梦此中行。相如未是真消渴，犹放沱江过锦城。”《又一首》“家近红蕖曲水滨，全家罗袜起秋尘。莫将越客千丝网，网得西施别赠人。”[10]

　　从诗题可以知道李商隐在病中去拜访李十将军，正遇到李十将军带领全家去游曲江。关于这位李十将军到底是谁，先达多有考证，但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刘学锴、余恕诚二先生加按语说；“李十虽非执方，而‘急求作合’之解殆非妄测。详味诗题及二诗，似李十有意于戚属女子中为义山作合，义山此次往访，或即因求偶及与此女子谋面。前诗嘱己莫失良机，后诗嘱李十莫‘别赠人’，其意固较然矣。冯系二诗于开成二年登第后，虽无确证，然以诗中病‘渴’之强烈观之，或不大谬。”[11] 因此《集解》将本诗亦系于开成二年中。简言之，从这两首诗体会出李商隐求偶之心很切，则必在及第后就婚王氏之前，从“全家罗袜起秋尘”句看当是初秋季节。此亦关乎商隐当年行踪之诗，尤其是可能与就婚王氏有关系，故要提及。

　　四、两首感恩怀旧诗

　　除了频繁与韩瞻接触以及可能到过泾原节度使幕府外，本年夏秋之际李商隐还写了两首值得注意的五言古诗，即《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和《哭虔州杨侍郎虞卿》，因为这两首诗所哭悼的人物都是所谓“牛李党争”中“牛党”的重要人物，诗中表现出对二人深切的同情以及对施害者的忿恨。

　　萧浣和杨虞卿都不是本年去世，但从《哭虔州杨侍郎虞卿》中“楚水招魂远，邙山卜宅孤”两句诗看，是杨虞卿归葬时所作。哭萧浣诗与此诗是前后所作，《集解》将其编年在开成二年夏秋之际很可信。萧浣之贬是受杨虞卿牵连，而杨虞卿之贬，则与大和九年朝廷激烈的政治斗争有关。

　　在文宗大和九年夏秋两际，朝廷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内部斗争极其尖锐，已经开始白热化。文宗为削弱宦官的势力，不加考虑而重用依靠李训、郑注龌龊之流与宦官势力对抗。而李、郑二人则大势排斥异己，大批有资质的官员被排挤流放。与朝廷重臣李宗闵、李德裕有关系的官员也多被贬黜。史载：

　　九月癸卯朔，奸臣李训、郑注用事，不附己者，即时贬黜，朝廷悚震，人不自安。是日，下诏曰：“朕承天之序，烛理未明，劳虚襟以求贤，励宽德以容众。顷者台辅乖弼谐之道，而具僚扇朋此之风，翕然相从，实斁彝宪。致使薰莸共器，贤不肖并驰，退迹者咸后时之夫，登门者有迎吠之客。缪盭之气，堙郁未平，而望阴阳顺时，疵疠不作，朝廷清肃，班列和安，自古及今，未尝有也。今既再申朝典，一变浇风，扫清朋附之徒，匡饬贞廉之俗，凡百卿士，惟新令猷。如闻周行之中，尚蓄疑惧，或有妄相指目，令不自安，今兹旷然，明喻朕意。应与宗闵、德裕或新或故及门生旧吏等，除今日已前放黜之外，一切不问。”[12]

　　这是九月初一下的诏书，可以想见当日朝廷人心惶惶之程度，圣旨中明确说“应与宗闵、德裕或新或故及门生旧吏等，除今日已前放黜之外，一切不问。”李宗闵、李德裕的新旧朋友以及门生故吏，在今日放逐贬黜之外，就不再贬黜。属于安民告示，实际是安官告示。那么，言外之意就是已经贬谪的就维持原来状态，而萧浣与杨虞卿恰恰都是在圣旨发布前就被贬出。杨虞卿的被贬很残酷，也很富有戏剧性。

　　六月乙亥朔，西市火。以前宣武军节度使李程为河中节度使。庚寅夜，月掩岁。癸巳，以吏部尚书令狐楚为太常卿。丁酉，礼部尚书温造卒。京兆尹杨虞卿家人出妖言，下御史台。虞卿弟司封郎中汉公并男知进等八人挝登闻鼓称冤，敕虞卿归私第。己亥，以右神策大将军刘沔为泾原节度使。壬辰，诏以银青光禄大夫、守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襄武县开国侯、食邑一千户李宗闵贬明州刺史，时杨虞卿人皆以为冤诬，宗闵于上前极言论列，上怒，面数宗闵坐贬。[13]

　　秋七月甲申朔，贬京兆尹杨虞卿为虔州司马同正。……癸丑，以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舒元舆为御史中丞。贬吏部侍郎李汉为汾州刺史，刑部侍郎萧浣为遂州刺史。（同前）[14]

　　这里笼统说“京兆尹杨虞卿家人出妖言”，没有说什么妖言和事情的前因后果，在《旧唐书》杨虞卿本传记载：“九年四月，拜京兆尹。其年六月，京师讹言郑注为上合金丹，须小儿心肝，密旨捕小儿无算。民间相告语，扃锁小儿甚密，街肆汹汹。上闻之不悦，郑注颇不自安。御史大夫李固言素嫉虞卿朋党，乃奏曰：‘臣昨穷问其由，此语出于京兆尹从人，因此扇于都下。’上怒，即令收虞卿下狱。虞卿弟汉公并男知进等八人自系，挝鼓诉冤，诏虞卿归私第。翌日，贬虔州司马，再贬虔州司户，卒于贬所。”[15]

　　这段记载说郑注给文宗医病而得宠，与李训共同把持大权，朝廷政治因此乌烟瘴气。百姓怨恨郑注，便传言说郑注正在给文宗炼合金丹，需要小儿心肝，有密旨秘密捕捉民间小儿很多。这种传言扩散很快，人心惶惶。文宗大怒，杨虞卿政敌御史大夫李固言说这种谣言出自京兆尹的随从，于是杨虞卿入狱。身为京兆尹的杨虞卿不可能在自己辖地散布这样的谣言，很明显是陷害。但杨终于也因此事被一再远谪。

　　至于萧浣是受到杨虞卿的牵连，也都因为与李宗闵关系密切而再贬，最后死于贬所。李商隐对此非常清楚。因此对于当时存在党争，李商隐也非常清楚。在《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中说：“初惊逐客议，旋骇党人冤”。[16]当时的党争，并不是后世所谓的“牛李党争”，而是郑注、李训利用朋党的借口排挤打击李德裕、李宗闵两个政治集团的成员。李宗闵与李德裕是“牛李党争”的党魁，李宗闵和牛僧孺同党，而牛僧孺名气比李宗闵大，故一般都将牛僧孺与李德裕并提，否则便是二李党争了。因此在这次斗争中，李德裕和李宗闵两个人属下的成员都是被排挤清洗的对象，性质与是非很明确，杨虞卿与萧浣是冤枉的。对于这种情况，《集解》评价说：“萧、杨虽非进步人士，然据史传所载，亦无明显劣迹秽行，与李逢吉、李宗闵等均有不同。且萧、杨之被贬逐，确系郑、李之党冤诬所致，此事件本身，并非无是非可言，萧、杨自有可同情之处，郑、李亦自难逃舆论之谴责。而诗中所反映之现象，亦有助于认识当时政治之混乱与统治集团内部之矛盾倾轧。然义山同情萧、杨，亦非纯出于公心，其中感个人知遇之恩成分相当浓重，此固不必为之饰。”[17] 这种理解与评价可以接受。本文提及这两首诗目的有两点：一、李商隐对于党争是有认识的，并非是很单纯的书生；二、李商隐是很重感情的，有报恩的愿望。从他对萧浣的感情看，很深厚真诚。其时萧浣已死，除了感激报恩外不可能有别的。而李商隐在大和四年曾经随令狐绹进京陪伴令狐绹参加当年的进士考试，令狐绹就是那年及第的。而当年主考官便是萧浣，李商隐肯定随令狐绹拜见过萧浣，萧浣对李商隐应该很不错，否则李商隐不会那么动情。或许萧浣很赏识李商隐，可惜第二年即大和五年李商隐首次参加进士考试时，主考官就换成贾餗了，如果萧浣继续主考的话，李商隐完全有可能一举中第。又萧浣在大和七年为郑州刺史时曾经帮助过李商隐，故李商隐对其很感激。从这两首诗看，李商隐有强烈的是非观念，有强烈的感恩情结，绝不是“背恩”之小人。

　　五、对于李商隐这段时间活动的梳理

　　下面，我们将李商隐在开成二年及第后到开成三年博学宏词被黜落前这一时间段的主要行踪与表现再概括一下：开成二年正月二十四礼部发榜，李商隐进士及第，很快便给令狐楚写信。其后紧锣密鼓参加新进士各项活动。其间抽空接受韩瞻邀请，到韩瞻在长安新宅作客，创作《寄恼韩同年时韩住萧洞二首》两诗。三月二十七日回家省亲。回家前给令狐楚写第二封信。约在四月末五月初回到长安。但并没有去兴元，而是继续在长安活动。五六月间去泾原幕府。六七月间曾拜访李十将军，可能有请托为媒之举动。又参加韩瞻迎接家属到长安的活动，并有诗作，可以确定此时已经与王氏订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