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取代明，从宏观的体制方面，袭用了前朝之衣钵。本来是件很省心省力的事情。打江山的人却不满足，在一些至关重要的细节上又谋求变革，企望制度能更完善。且其中不乏令人耳目一新的好点子。

　　最具创新意识并且与国家命运、皇族命运休戚相关的，要数立以贤的帝位继承法。

　　明朝执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谁先出生谁就是最佳人选，有一种论资排辈、听天由命的意思。表面上似乎容易减免是非，却有后患：不是当皇帝的料，偏偏当上了皇帝；而在才能方面出类拔萃者，却不见得有入选的资格。所以，明帝（共十余位）中颇多昏庸之辈，祸国殃民。

　　恐怕正是因为吸取前车之鉴，清朝选立皇储的比赛规则修改了：摒弃了辈分的因素，以才取胜、惟贤是取，这样对每一个皇子来说，则显得公平多了。机会面人人平等，关键看你的才学武艺是否脱俗超群。

　　而对国家的发来说，则更保险一些：毕竟，皇储是经过严格的筛选与客观的考验的，非等闲之辈所能企及。

　　清之先祖作为北方游牧民族，崛起于严酷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比中原王朝要更富于竞争意识乃至忧患意识，也更重视领袖作用。两军交战勇者胜，如果主帅既无勇又无谋，大家跟着吃亏。所谓立储，等于是在选择民族的领头羊，一点也马虎不得。“大海航行靠舵手”，舵手必须具备方位感、判断力及指挥才能，才不至于把众生之船划进漩涡里去。一旦触礁或搁后悔莫及，还不如预先做好充分的准备。

　　紫禁城里的皇子们，都要接受精密的综合素质教育。有德高望重的大学士担任教师爷，“逐日讲经史，以扩充圣聪，庶于古今乱兴衰之道，可以详细陈说，而圣德日增其高深。”譬如同治六岁就上学了，启蒙老师是翰林院编修李鸿藻。继位后，两宫太后又特意为这个小皇帝聘请了李鸿章、翁心存及礼部和工部的两位上书，担任弘德殿授读的师傅。

　　作为神射手康熙之子孙，雍正与乾隆，皆精于弓马。尤其乾隆，是好战分子，东征西伐，打得很过瘾。自诩为“十全武功”（刻碑后供奉于避暑山庄）。与人战之余，也与天地战，继承了“木兰秋狩”的传统，厉兵秣马，捕虎射雕，一轮又一轮地“大扫荡”。他去热河行宫的次数比康熙还多，估计“成绩单”也并不逊色。乾隆的爱好甚至更广泛：不仅频繁在塞上游猎，还热中于乘龙舟下江南。这最尊贵的“渔翁”，兴高采烈地亨小调，往返于运河沿岸，垂钓风景，垂钓诗画，垂钓美食——包括垂钓形形色色的美人鱼。他的风流韵事可太多了。游戏山水也游戏人生。

　　我还知道道光的枪法很了得！嘉庆十八年（1815年），皇帝去热河行宫避暑，天理教起义军乘虚而入，攻打紫禁城。在太监的内应下，兵分两路：由西华门潜至隆宗门，由东华门攻入内廷景运门，直至由通道登上五凤楼，居高临下地与御林军交火。

　　其时诸皇子正在宫中读书，听到枪声后都很惊慌，唯独道光保持镇定，率领几个小兄弟取出鸟枪去养心殿抢占有利地形。偏偏内廷军械库的值班太监手忙脚乱，没有找到铅丸。迫在眉睫，道光反应很快，让在场者将衣服上的铜纽扣全揪下来，混入火药中代替铅丸。

　　当起义军翻墙而入时，道光开枪击中两人，其余皇子又射伤第三人，打得对方抬不起头来，只好改变偷袭皇帝寝宫养心殿、劫持人质的作战计划。道光凭着一把铜扣子作弹药，一直坚守到增援部队赶来……

　　嘉庆皇帝原本不欣赏这位貌不出众的皇次子，曾惩罚他到内廷“打扫处”接受劳动改造，跟小太监一起擦窗户扫地。可道光在此事变中的表现，使父皇刮目相看：临危不乱，智勇双全，可治理江山也。

　　于是道光被“破格提拔”为皇位继承人。

　　神枪手道光，尚是皇子时，恐怕就接受过“军训”了。否则不至于如此熟练地使用火器。他平日打靶的成绩一定也很不错。

　　道光承袭帝位（也算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后，一如既往地喜欢玩枪，喜欢打猎。他晚年时，与其父皇一样为选择接班人的问题而伤脑筋，颇费踌躇：“欲付大，犹未决，令校猎南苑，诸皇子皆从，恭亲王奕忻获禽最多。文（咸丰）未发一矢，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清史稿·杜受田]

　　以聚猎比武的方式来辨别儿子们之高下，本无可厚非。只不过作为裁判的父亲，暗自拟定的是另一种比赛规划：并非比枪法、比武力、比战利品，而是比人心之善恶。因此，猎物颇丰的恭王奕新反而落选了，怀抱着一杆道具般的空枪的咸丰却脱颖而出。

　　咸丰考虑到春季鸟兽正在生儿育女，不忍杀伐，破坏其家庭和美乃至生态平衡。他是一位生活在童话世界里的皇子，一位最老的“绿党”，肯定很讨后世之绿色和平组织欢心与褒奖。当今之濒危动物，若有良知、若能读懂历史的话，应该会感激这“大善人”的恩情。

　　可惜，若以帝王必须具备的霸气来衡量，咸则失之于迂腐了。政治毕竟不同于“环保”，治国平天下，光有肠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侠骨、雄心、铁腕。上下五千年，凡是挫败诸侯、开疆拓土的君主，又有哪一位是省油的灯、是心慈手钦之辈？哪一位不是在累累白骨中立而不倒的？

　　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乃至成吉思汗，基本上都是马上皇帝，靠火与剑建功立业的。道光自己就是在平叛中崭露头角的，偏偏器重咸丰这样的“慈善家”，器重一个另类。真不可思议！莫非他本人，已被太平盛世麻痹了神经、削弱了斗志？难道忘记了：书生造反，十年不成，让其守业也不见得会有多好的结果。若以不杀生为优点，适宜做和尚。烧香拜佛，与保家卫国，是不同的概念。毕竟，世界已非尧舜禹的时代，不进取则落伍。

　　在那次南苑校猎中，弹无虚发的恭亲王奕新，倒还真是个人物。众人皆知他与咸丰少年时同房修文习武，而才华略胜一筹。他好强斗胜的血性，却不受父皇青睐。嫌其太生猛、太逞能了？

　　咸丰生前连个蚂蚁都不舍得踩死。可他的敌人，“焚烧淫掠，备极残酷”，毫不手软地用一根火柴就点燃了价值连城的圆明园。菩萨心肠管什么用？甚至无力为自己的子民提供必要的佑护。在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善良的人是可欺的，怯懦的人是可耻的。

　　说咸丰是清朝的败家子并不为过。在洋枪洋炮面前，他拱手献出了都城，并退避三舍。逃跑主义与投降主义，就是由其开始的。狩猎者的家族，已生疏了弓马，竞争能力大大地退化了，任人宰割。从此，西方列强的铁蹄在华夏版图上横冲直撞，恣意地围猎。

　　就像道光选错了接班人，咸丰还有个失误：娶错了老婆。他不该纳慈禧为妃的。慈禧把老公的棺材从承德抬回北京后，就发生政变，由此垂帘听政达四十八年。大清王朝真正滑入阴盛阳衰的境地，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尴尬：不断地赔款，不断地割地，不断地签署卖身契（不平等条约）。慈禧不思振作国防，反而把本购置坚船利炮的海军军费挪用来盖别墅（颐和园）了。这个女人瞎搀和的结果，是使首都再度失守：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在中南海饮马，在太和殿里跳华尔兹……

　　我偶尔会作无用的假设：继承道光衣钵的若非咸丰，而是身手不凡的恭亲王奕忻，那么历史是否要改写了？即使不能说国家的命运完全是皇帝本人的性格的投影，至少，叶赫那拉氏恐怕就没有机会在舞台上亮相了，更难以成为一个动乱时代的臭名昭着的女主角。慈禧太后的晚清，至今仍是国人痛定思痛的反面教材”。想忘是忘不掉的。想更改也是更改不了的。

　　十个手指不可能一样长。奕忻与咸丰虽为兄弟，却具有不同个性，从南苑校猎各自的表现就能看出来：咸丰偏重于仁其实是个庸人，奕忻倾向于勇（倒是可造之才）。一山不容二虎，咸丰上台以后，奕忻只好低眉顺眼地跑跑龙套，以免把新帝比下去了。即使这样，咸丰对其仍加以提防与排挤。

　　杨义先生曾将这哥俩比作萁豆相煎的曹丕与曹植，可见奕忻的日子是很熬的：“曹植借诗泄愤，成为旷世诗伯。恭亲王却把诗情倾注于林苑，使他的花园成为砖瓦木石堆叠成的沉默的诗了。”奕忻是道光第六子，因而什刹海西岸前海西街17号的恭亲王府，俗称六爷府。这位有经韬伟略而无法施展的王爷，在空旷的花园里采菊、饮酒，也一样备感压抑吧？

　　咸丰去承德避祸，却把擦屁股的事交给恭亲王，令其留守京城“主持抚局”。这是一盘很难收拾的残棋，连皇帝都下不了的，只好委托自己的兄弟充当替罪羊，跟兵临城下的英法联军讨价还价，赔笑脸、求情。“这是个置之死地的‘差事’。和谈破裂，背城一战，奕新只能‘殉社稷’。和谈成功，背上个丧权辱国的罪名，既‘隗对祖宗’，‘亦无颜于人世’。可是奕新居然‘不辱使命’，不佃‘妥善’地处理了‘抚局’，而且利用‘留守’之职和洋人拉上了关系，打开了局面，控制了北京地区。”（引自方彪着《北京简史》）

　　恭亲王作了咸丰的“人体盾牌”，抵挡腥风血雨。然而这“小六子”确实有几分指挥才能与外交手腕，总算把一团乱麻理出了头绪。

　　恭亲王本是挽弓当挽强的世袭贵族，有射天狼之豪情。不得不屈尊与豺狼谈判，赔礼道歉，委曲求全。想一想，真是够为难他的。若将奕忻比作中流砥柱，有点夸张了；但他毕竟努力发挥着能屈能伸、能开能合的外交家风度，以应付祸从天降的激变。不容易啊。

　　奕忻的硬骨头，后来体现在敢与慈禧太后相对抗。慈禧有一宠臣，欲从紫禁城正门出去办事，门官不允许，称其违背祖训（此门是皇帝本人进出的御道），双方就争吵起来。慈禧偏袒自己的走狗，要奕新和刑部处死一点不给面子的门官。奕忻严词拒绝。慈禧很下不来台：“你算老几？敢顶撞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