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忻不服软：“我是恭亲王。”慈禧威胁：“我撤了你的王爵！”奕忻不惧：“你撤得了我王爷的称号，可改不了我是先皇韵六儿子的身份！”言下之意是你算老几，反过来把慈禧给难住了。看来奕忻的本性是不畏权贵的耿直之人，傲气十足。

　　假如十九世纪的大清帝国，由这样的人当家的话，估计情况会好一些。

　　然而历史从来没有第二种选择。自咸丰始，清朝的皇帝彻底丧失了猎手的血性和尚武的精神。既不能御敌于马上，救民于水火，又不擅长料理财政、工商、科技等诸多内务，导致中国在世界之林的名次每况愈下，频频遭受列强的欺凌。

　　咸丰之后，同治与光绪二帝，都不太像男子汉，皆是慈禧太后的傀儡，被一个太婆玩弄、操纵于股掌。尤其光绪，虽曾想谋取改革、以摆脱“母虎似的婶娘”（林语堂语），可几个回合就给打趴下了。连一个女人都斗不过，又如何统治四方、降龙伏虎呢？他眼睁睁地瞧着心爱的珍妃被“老佛爷”派人推进井里，却无力解救，活得真够窝囊的。

　　道光不以实力、而以道德选拔人才，犯了主观化的错误。他的一念之差，导致大清国运的衰竭：亦步亦趋地走进一条无路可退的死胡同。中国近代史上的耻辱，道光首先是要负责的。他不仅于1842年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而且选错了接班人。

　　后来的事实证明：治国确非咸丰的强项，他更适合做“农林牧富渔业部长”，抑或组建绿色和平组织，却不擅长扩充武备，抵御外敌。徒具“妇人之仁”，哪里能斗过强盗的逻辑？他在任期间，北京首次沦陷于跨海而来的西洋人之手，真是丢尽了脸。

　　咸丰十年（1860年）十月十三日，英法联军冲进安定门——从此安定门再也不安定了。咸丰本人吓得屁滚尿流，到承德避风头。

　　以前的清帝去避暑山庄，都为了打猎，为了耀武扬威；咸丰此次十足是在逃难，把祖传的围场当作最后的避难所了。真是绝妙的讽刺！咸丰肯定没心思秋狩了，他自己俨然已成别人追击的猎物。惹不起，总能躲得起吧。可躲也不是办法。咸丰在承德躲了将近一年，既不好意思面对先帝们的手迹与丰碑，又无颜见江东父老，肯定如坐针毡、进退两难。大病一场，索性躲到地狱里去了。

　　除了学习书本知识，还必须“军训”：骑马射箭，飞刀舞剑，甚至操练火器。难怪道光哥儿几个在抵抗天理教袭击时，临阵不有那么好的枪法呢。

　　皇子们同台学艺，谁不想以优势取胜呢？不是为了考状元，是为了当皇帝，太有诱惑力了。因而加倍地勤勉。在主考官（父皇）面前，拼命显示自己新学到手的文韬武略。明争暗斗是少不了的。就跟西方竞选总统似的，只不过是为了拉着最关键的一张选票。假如儿子们的学习成绩差不多，就够让他们的“皇阿玛”为难的。该让谁当“班干部”呢？

　　想当年道光一直很为难：四子奕狞（咸丰）和六子奕忻，各有千秋，如何取舍呢？他率领儿子们去南苑校猎，无形中将天地作为考场了。当然，他打的是德育、智育、体育的综合分：咸丰的武艺虽不出众，但“政治课”学得好，以仁慈之心获得了父皇青睐——国家就需要这样“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人才……

　　据传道光曾考问这两位势均力敌的竞争者，出了一道题目：何为治国之本？在赵大力着《恭亲王奕忻》一书里，奕忻回答：“当然是国富民强，只有发展经济大业，国家富强，百姓安居乐业，社稷才能安定，大清国才能稳定。”

　　而咸丰则回答：“治国之本惟仁孝，贤德最为重要，得人心者得天下，若不恩济于民，抚育百姓，取信于民，则人心所向难以驾驭，若人心不轨，则难图大业。”两人说得都不错，但各有偏重。我以为奕忻的态度更务实一些。

　　事实证明，咸丰说起来是一套，做起来又是另一回事了，实践能力较差。在那样一个黑云压城的多事之秋，空谈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