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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日，重庆市6个公租房小区开始受理换租申请。申请首日每个公租房小区的房管中心都排起了长队，有的公租房小区接待换租户达上千人。而且，绝大多数换房者都是“以小换大”。
但问题是，重庆的公租房户型，两房一厅和三房一厅的只占到3成多，空房就更少。市公租房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换租将来可能会成为一种常态，如果电脑系统支持，只要有房子空出来就能按换租者的轮候顺序及时申请换进去，“腾一套换一套”。
两年来“夹心层”们结婚生子
12月2日早上9点左右，民心佳园公租房房屋管理中心门口已经排起了二三十米的长队，队伍里有十几个抱着小孩的承租户，小孩的年龄都在1~3岁之间。排队者大多是来提交换租申请材料，也有少部分人前来咨询换租条件和领取换租表格。
公租房入住两年，当年的“夹心层”们，部分经历了结婚生子。如今，他们多面临人口增加、住房狭小的问题。
李丽（化名）背着11个月大的儿子排在队伍中间。在入住公租房之前，李丽一家租住在亲戚家的房子里。住了一段时间后，亲戚以“要把房子重新装修卖出去”为由让李丽全家搬走。李丽觉得很心寒，认为这个“装修”的理由不过是想要涨房租，李丽全家就搬出来了。住进公租房之后，李丽再也不用担心被赶出来了，今年初她的小儿子也在这套一室一厅的房子里出生。现在，李丽想把父母接过来一起住，所以这次想换一个三室一厅的大户型。
12月2日，家住城南家园公租房小区的张见林终于在下午5点递交完了所有的换租材料，“跑了几天腿都痛”。张见林现在和丈夫、儿子、婆婆以及三岁的小孙女挤在一间三十几平米的单间配套里，读大学的女儿偶尔还要回家来住。单间配套里摆了一张双人床和一套木质的上下床铺，中间拉了一个绿色的床单当作帘子。上铺床位上堆满了衣物和七八床棉絮，小小的空间被填得满满的。张见林的老公和儿子就睡双人床上，而她和婆婆以及孙女则睡在上下床铺的下铺。
这套公租房是张见林的儿子儿媳去年申请入住的，后来儿媳跑了，张见林和老公就带着三岁的孙女从彭水来到重庆。张见林迫切地想要换套三室一厅。
有小区两室一厅申请比例达80%
据重庆市公租房管理局工作人员介绍，此次公租房集中换租的房源主要是来自承租户的腾退和弃租。据不完全统计，目前6个公租房小区可提供11000余套换租房源，户型以单间配套和一室一厅为主，约占80%。
重青记者走访了6个公租房小区。在申请现场了解到，几乎所有申请者都是“以小换大”，两室一厅成为最紧俏的房源。以两江名居为例，截至12月3日，换租申请材料被两江名居A区受理合格的就有177户，其中申请两室一厅的比例高达80%。
然而与承租户们热切企盼换到两室一厅或者三室一厅热度不同的是，两室一厅和三室一厅的换租房源很有限。市公租房管理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公租房作为一种保障性住房，主要以小户型为主，“公租房65%都是以单间配套和一室一厅为主的小户型，两室一厅占到百分之二十几，而三室一厅仅有百分之几”。
换租或成常态“腾一套换一套”
实际与需求矛盾突出，将如何缓解？市公租房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换租将来可能会成为一种常态，比如说会经常性搞，每个月都换租一次，甚至于如果电脑系统支持，只要有房子空出来就能按换租者的轮候顺序及时申请换进去。“腾一套换一套。”这位工作人员说道。
针对申请换大户型的人数多，而大户型房源少的问题，市公租房管理局认为，换租户如果一定要一个地方的一个户型，估计无法满足。市公租房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表示，换租没有成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由于没有房源就得一直轮候，不过有房源之后就能按照轮候顺序换进去。同时他还建议如果其他公租房小区有合适的房源，这部分换租没有成功的可以到有房的小区重新申请公租房。而对于打算把父母接过来一起住的这种情况，如果父母符合条件，也可单独出去申请一套。
重庆市公租房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介绍，公租房的定位是“保基本”，即保障买不起商品房又享受不到廉租房的“夹心层”群众住房需求。在满足这个需求之后，再进一步完善具体措施，根据入住群众新的要求和人口的变化情况，开展集中换租，以进一步改善人们的居住条件。
公租房比对重庆市目前共有6个公租房小区——民心佳园、康庄美地、城南家园、民安华福、康居西城和两江名居。主城区住房困难家庭、外地来渝或进城务工人员、新就业的大中专和职校毕业生三类人群，“有工作、无住房”即可申请公租房。低门槛、不限户籍、打破城乡限制等成为重庆公租房特点之一。
这些特点使公租房的入住人数越来越多，目前，全市已分配公租房23万余套，惠及民众60多万人。
有关住房，放在任何国家，从来都不是个小众话题。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贫富差距却使很多国家和地区闹起了“房荒”。而建立保障性住房的租赁体系，令“居者有其屋”，就成了低收入民众延续生活梦想的基础。
英国：转租公租房属犯罪
“公租房”租金低廉，即使在发达国家，也难免受人觊觎。据BBC报道，2011年英国约有16万套“公租房”被转租，另有6000名年薪10万英镑以上的高薪人士在租住“公租房”，而等待这些房源的家庭却高达180万户。为此，英国政府宣布，将启动立法程序，将公租房转租定为犯罪行为，并根据市场价格收取高薪人士租金，把打击欺诈追讨回的数十亿英镑用于建设新的公租房，以帮助那些真正需要解决住房问题的人。
“英国对涉及数十亿英镑的住房欺诈问题视而不见太久了，今年联合政府决心结束这一丑闻。为什么让年薪六位数的人享用政府补贴的廉价住房，而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在候选名单上苦苦等待?”国务大臣格兰特·沙普斯说。
美国：每个小区都要建公租房
而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2012年8月12日，美国佐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市在发放公共住房补贴时，引来3万余人排队。此次共有455个租房补贴名额和200套公共住房名额，最后接到1.3万份申请，场面一度失控。
其实早在19世纪至20世纪早期，美国政府对贫困人口的住房问题就给予了政策关注。1936年在亚特兰大兴建的“泰克伍德社区”，成为美国首个“公租房”项目。其服务对象主要是合法的低收入家庭、老年人和残疾人，租户资格严格按照收入水平界定。
联邦政府以“公租房”所在地区的中等家庭收入为标准，达到80%的为“低收入家庭”，达到50%的为“超低收入家庭”。由于各地的参照标准不同，租户的资格认定也就因地而异。
同时，每个住宅小区在规划和建设中，都要将一定比例的住房用作“公租房”，以确保房源供应。例如纽约，开发商若想在政府的地皮上动工，就要拿出20%的单元供给低收入者。公租房以满足居住为前提，不能继承和转让。一旦其家庭收入情况发生变化，不再适用“低收入家庭”标准，就会被责令搬出。
日本：有217万套公营住宅
日本有一种住房叫“公营住宅”，源于上世纪20年代。到2000年，“公营住宅”已建造有217万套。
截至2007年，《公营住宅法》已修改过14次，对房租标准做出了明确规定。例如收入，原标准是以全国家庭收入倒数25%为界，计算出月收入20万日元为入住上限。而伴随社会发展，家庭月收入已上升到收入倒数36%，导致符合标准的人数增加。为此，法案将入住上限修改为15.8万日元，以保障低收入者利益。若家庭中有残障人士、精神病患者、战争伤病人员、60岁以上的老人、学龄前儿童、麻风病休养者等人员，还可适当放宽至21.4万日元。
尽管如此，应征者仍然多于房源，多数地方政府遂采取抽签方式确定租户。
同时，租户房租也会根据家庭的实际收入确定。每档收入，都对应着具体的基本房租。入住后若超过入住标准，房租就会逐年递增，甚至翻倍。
新加坡：85%的人住政府福利房
新加坡的“组屋”则始建于上世纪30年代，当时是英国殖民政权安抚人心的“善治”。1964年，新加坡政府宣布“居者有其屋”政策，正式开启了新加坡自己的“组屋时代”。
在新加坡，住房大致分为两类：组屋和私宅。所谓“组屋”，就是政府通过建屋发展局为广大中低收入群体提供的廉价公共住房。在约440万的常住人口中，85%的公民居住在组屋，其中93%的居民拥有组屋99年的房产地契，7%的低收入家庭可向政府廉价租赁组屋，只有15%的高收入家庭居住在私宅，新加坡也由此成为住宅问题解决得最好的国家之一。
历经数十年发展，其组屋政策已日趋成熟，政府颁布了《建屋与发展法令》与《土地征用法令》，以确保组屋的供应。此外，政府还提供了大量资金补助，仅是每年拨给建屋发展局的津贴就已累计达到138亿新加坡元。
文/见习记者迟名实习生唐余方（本文原题目为：公租房换租渴望大户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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