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挂了，随之在网上有一个现象：各地的“人民”“发来贺电”，欢呼祝贺。
　　
　　在普遍的压抑、漫长的“维权”中，让人高兴的事的确太少了。
　　
　　最新的一个事例，是湖北天门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祝尊乾酒后在深圳海域乘坐摩托艇时触礁身亡，引发一轮网络欢呼。有意思的是，这显然是游玩，但天门市对外统称是“交通事故”。
　　
　　无论怎么样，反正人挂了，留下了一个肥缺。
　　
　　而针对网民的欢呼，有人大义凛然地上来指责了，说这是“仇官”，不应该“幸灾乐祸”，要不然，“人性”就如何如何。看得我笑了。
　　
　　我们就来辨析澄清：当一个官员死亡时，民众到底有没有欢呼的道德权利，或者，有没有保持“不欢呼”POSE的道德义务。
　　
　　先想一下，如果一个人死了，因为这是一条生命的逝去，从尊重生命的“生命伦理”上讲，是否所有人的都不能欢呼？
　　
　　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对于希特勒等人的死亡，无论是纳粹下的受害者，还是爱好和平正义的人们，都可以欢呼，而且也这样干过。
　　
　　理由很简单，对于一个丝毫不尊重人类生命和尊严的人来说，人类没有尊重他的生命及尊严的道德义务。别像傻文青一样跟大家说什么“宽恕”，这是很高的美德要求，它并不具备要人们放弃他们道德权利的道德力量。
　　
　　而如果是一个普通人挂了呢？
　　
　　很显然，死者为大，人们不一定需要对他表示哀悼，如果不相干的话，但一定有不能表示欢呼的道德义务。
　　
　　可是有一种人除外，那就是受过他伤害而且恨他的人。他挂了，没有任何人有权要求受害者、仇家不能表示出他们的高兴。
　　
　　值得注意的只是，这里有一个约束性条件，就是你不能当着死者家属的面，或在任何可能刺激到死者家属的场合来干这件事情，因为这是挑衅，会构成对死者家属的伤害，在道德上是不正当的。
　　
　　不正当，就取消了道德权利。
　　
　　好，搞清楚了当A挂时，BCDEFG……是否有道德权利欢呼，取决于A是否伤害过他们，是否因为自身的行为，逻辑地取消了他人不表示欢呼的道德义务，来看官员挂了的情况。
　　
　　和普通公民不同，官员在身份上，并不仅仅是一个“人”，而且还是一种权力的符号。就是说，普通公民的身后，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人，他和别人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在官员的背后，是体制，是权力，是一个团伙，他和民众的关系，并不仅仅是或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更多地是其它关系，比如压迫关系、剥夺关系。
　　
　　神马意系呢这？其实就是，当官员挂了，你要求民众不欢呼，是不能仅仅从“生命伦理”的角度来说话的！
　　
　　这是骂民众欢呼的人的一个认知盲点。
　　
　　那，唯一的问题似乎是：挂了的官员伤害到了民众吗？
　　
　　如果是贪官，那当然伤害到了，这无须废话。因为当一个贪官，其实就是针对民众的一种抢劫。对于有中国特色的体制来说，腐败其实是在收了钱后的第二次掠夺。并不是因为一个掠夺者死了，在道德上，就可以一笔勾销。
　　
　　就算暂时看不出是贪官、但也看不出是好官的官员挂了呢？
　　
　　我想说，民众仍然有欢呼的道德权利，如果他不需要去压抑自己的“被迫害感”，去压抑自己的真切情绪的话。
　　
　　表面上看起来，这样的官员不是冲在强拆、暴打民众的最前线，没有伤害民众。但是，只要这个体制、这个权力结构具有压迫和掠夺特征，而他在那个权力结构的位置上，恰恰支撑了体制、权力这样干，那么，他也是同伙。
　　
　　更重要的是，他还分享到了体制和权力的红利。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对于民众被压迫、被剥夺的处境，以及处于“被迫害感”、“仇官”的心理状态中，负有道德责任。这是跑不脱的。
　　
　　而这也逻辑地决定了，他无法取消民众对于自己的道德指责或当自己挂了以可以允许的方式进行的欢呼。因为这并不公平。
　　
　　还有一个问题：对于一个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或有足够的理由被认为是“好官”的人，当他死了，可不可以欢呼？这个问题之所以提出，是因为他客观上，的确也是一个具有压迫、掠夺特征的集团的成员。
　　
　　我想说，不，我们没有欢呼的道德权利。因为他对职责的履行，已经是一种补偿，而且具有道德力量。这是一个在“人”而不仅仅是权力关系的意义上，应该尊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