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参加北京传统音乐节，看了来自各地的20多种地方戏曲，很有感触。有些地方剧种我第一次看到，比如浙江婺剧、湖北汉剧以及晋剧、湘剧等。这届音乐节，有意思的是作曲家瞿小松主持的一个“跨界论坛”，邀请了作曲家和作家刘索拉、舞蹈家高艳津子、作家余华、哲学家何光沪等，让大家从文化角度来与戏曲对话，这应当说是音乐节的一个学术亮点。
　　
　　中国文化从《诗经》后有一个传统，认为文学与音乐是一对双胞胎，也就是过去常说的“文乐一体”。《尚书》有一句话，可看作中国传统文学和音乐的共同宪法，朱自清将它称为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这里的永，就是咏唱、吟咏的意思，可见诗歌也好，音乐也好，“咏”都是一个核心。所以，《礼记》中说：“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乐器奏出的音乐是跟随其后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诗乐的关系极为密切，这也形成了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的最大不同，就是“语言”之声成为音乐最基本的创作元素。俗话说“丝不如竹、竹不如肉”，这里的“丝竹”指的就是弦乐器和竹管乐器，认为它们的声音不如人的肉声。所以，在中国文化中，音乐总是效仿人声，并非人声效仿音乐。
　　
　　如果我们今天回头看五四的“白话文”运动，不能不说它对文学语言只完成了精神启蒙，但它同时也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对汉语声音的忽视和遮蔽。现代文学语言在声音上是完全零乱的，这从当代作家的文学创作中，就可以感受到。当代作家中，除汪曾祺因有戏曲创作功底，文学语言呈现出某些汉语音韵之美外，大多数作家的语言在声音上，包括很多现代诗，都是很难找到音韵之美的。
　　
　　在我的阅读经验中，主动从戏曲中发掘汉语声音之美，当代有两个作家，一个是刘索拉，一个是莫言。刘索拉因本身是一个音乐家，对汉语声音有天然的敏感，她的小说《女贞汤》除政治反思，很重要的就是对各个时代语言声音的模仿。而莫言的小说《檀香刑》，模仿的则是山东高密的民间戏曲“猫腔”，从小说的章节名字，就可看出他对声音的在意：眉娘浪语、赵甲狂言、小甲傻话、钱要恨声、赵甲道白、小甲放歌、知县绝唱等。
　　
　　这两部小说我之所以认为重要，除思想深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文学语言的声音回归。白话文在1949年之后，由于受新华体和翻译体的冲击，几乎失去了和古汉语音韵之间的所有联系。瞿秋白有一句话，说白话文“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不人不鬼的”，我看还得加上一句，叫做“无声无息”。现代汉语的粗陋，主要的就是体现在它的声音上，这已成为这60多年来，留给作家最痛苦的文化遗产。这种语言的粗陋，不仅使现代文学远离了声音之美，也使现代文学成为一种反声音的案头文学，蕴藏在中国古诗和戏曲中的汉语声音美学，完全被颠覆了。这是当下白话文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如何发现声音和语言的关系，不只是现代语言学一个难题，也成为文学和戏曲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鲁迅说过“无声的中国”，在我看来，今天的中国才是真正的无声，因为文学中的声音之美完全失传了。
　　
　　如果追根溯源，电影电视剧对方言的禁用，也是原因之一。过去中国戏曲的发达，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方言的运用。因为不同的方言有不同的声韵之美，会形成不同的声腔和曲调，此外，方言蕴藏了大量民间智慧，语言之美只有从生活中才能得到更真实的发现。现代汉语如何重新获得声音之美，已成为当代作家共同面对的一个课题。一方面文学应当恢复五四时“我手写我口”的传统，一方面文学也需要从戏曲音韵得到启蒙。因为戏曲表达，在各种传统文化样式中最接近今天的白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