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有许多偶然其实也是必然的。
　　
　　一九九九年的十月我因了一个偶然的机会到鲁迅文学院听了一节小说课。
　　
　　一种蛰伏在内心深处的潜能突然之间被唤醒，强烈的、渴望倾诉的欲望难以遏止。说真的我非常惶恐，我不知道该怎样给那些从血液里流淌出来的文字定位。但我几乎是没有迟疑，靠着一个不切实际不明真相的幻觉走进鲁迅文学院这座产生过众多全国著名作家的文学圣殿。我和那些专业从事文字的作家们坐在一起，我那时的同学中有今天活跃在文坛上的作家石舒清、温亚军等一大批人。我听他们说小说，也同他们一起听鲁迅文学院的老师们说小说。
　　
　　拿起笔，忐忑而又饶有兴味地完成学校布置的作业。我的那些连夜生产出来的不成型的作品很振奋地被老师从众多的作品里面翻捡出来，学校请来了各大编辑部的老师为我们点评。我永远都不能忘记这些人。他们有《中国作家》的副主编杨志广，有《十月》杂志的主编王占军，有《当代》杂志的副主编常振家，有鲁迅文学院的副院长、文学评论家胡平。一切都显得不太真实，曾经读着这些人的名字成长，现在他们从纸上走下来生动地显现在我的面前。就是他们啊，他们告诉我：我正在进行一种被称作小说的创作，他们肯定地说我的文字里面有一种天分的东西，他们说这个作家是有潜力的。他们把我称作作家，他们的这种证据不足的信任很致命地把我推入小说这种行当。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他们，我的小说道路能不能延续到今天。
　　
　　在此之前我从事的工作和写小说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有很大一部分人会有那种人生体验。一些被称做国家干部的人，被大学批量产生出来，然后像拧螺丝一样，被固定在一个螺栓上，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很多同样的日子。在这个圈子里，平庸就是最大的幸福，能把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做得特别有意义，就是最大的创造。这个圈子里的词汇就像机器的使用说明书一样是提前定制好了的，而且还被分成了章节--比如科长说什么，局长说什么，市长说什么，都是固定的，到时候你只管往上面套就行了。这真的和文学没有任何关系。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了，好象干了很多事情又好象什么都没有干，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我来到鲁迅文学院。那么一天，我突然清醒我生命中还存在着一种潜能，那就是我对文字的亲切感和归属感，我真切地感知到文字能给我那种真实而又踏实的感觉。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多少人能够提前知道自己的目的地，更没有人知道自己能够走到多远。一代一代的人都曾经困惑着，他们却没有因为自己的困惑而停止行进的步伐。我的三十几个春秋就是这样明明白白却又糊里糊涂地一直在行进，准确地说是向前进而不是向后退。我思索，我似乎知道有什么东西在等待我去寻找，但那又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就好象一个知己，我们在许多年以前已经商量好了，它就在前方的某一个地方等待着我。现在我终于明白，这就是文学。
　　
　　想一想，写作对于我纯粹是一种倾诉的需要，说得文化一点就是一种内需的外延。
　　
　　我当然不可以说我是在来鲁院的那一天才开始突然迷恋上写作的，鲁院给我了一次契机，让我和文学创作有了再一次的亲密接触。大概所有的文学青年都有过这样相同的感受，文学几乎是我们所有人的一个梦。也许，从我们学会阅读的时候起，每个人都怀揣着一个文学梦，这也成为许多人一生都解不开的情结。很多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的清醒过来，没有清醒的就成了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因为热爱、因为执着。
　　
　　我选择这样做，也许会被人嘲弄--不合适的时间，不合适的人，选择了一种不合适的行为方式。我非常欣赏我们河南作家张宇老师的一段文字："写作和做人是一回事。不管别人如何，只管慢慢地写。认真地向前走，走到哪里算哪里。不和别人比，只和自己比。只管修行，哪管你能不能修成正果。"我喜欢，我是说我仅仅是喜欢，写作之于我是一种愉悦，一种精神上的快慰。我无意以此为我换来任何声名或利益，我只是想写，喜欢写，是一种生命本能的东西；至于写什么怎么写，写到什么程度，我很少去想。
　　
　　我从一九九九年的十月开始到二○○○年的一月结束，在鲁迅文学院呆了两个半月。在这个期间我的作品陆续被一些杂志发表。结业的时候，我受学校邀请为校刊《文学院》写一些文章。《文学院》的执行副主编蒋同老师提出要我仍然以学员的身份在杂志上出现，他为我办理了整套函授学员的手续。我离开北京后，仍然是保留了鲁迅文学院学员的身份。
　　
　　我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没有五十年代的老大哥老大姐们那样备受生活的磨砺与考验，也不似七八十年代的小弟妹们成长得潇洒透彻。我们生长在时代变迁的夹缝里，身上没有太多的印记。也很少有人关注到我们，我们是在被人忽视里长大成人的，因为我们那个时代被后来的社会学家冠之为生育高峰。那时候我们的父母和兄长们，刚刚从饥饿的死亡线上逃过来。我们因为躲过了饥谨的日子，好象就占到了多大的便宜。有很多大人常常指着我们说，他们是幸运的一代。我们所谓的幸运，就是没有过过那种挖野菜啃树皮的日子。其实我们有我们的隐痛，我常常说我们是一些带着隐形伤疤的人。我们虽然没有受过多少苦，可父辈们受的苦难，都投射在我们的心灵里，就好象在初春的天气里，把我们遗忘在房后的阴影里。寒气逼人啊!父母为了养家糊口，更是为了自己神圣的事业(我这样说一点都不夸张，我们父母那一代人的的确确是职业革命者，对革命事业的热情是绝对超过儿女亲情的)，很少会有人关顾到我们的内心，他们生下我们仅仅意味着家里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而已。他们对我们的哭泣或者是忧伤感到莫名其妙，他们不知道不为生计忧愁的人为什么还会忧愁。我们的青春期完全是靠着自身的悟性度过的，没有人指导我们，更不会有人帮助并抚慰我们。但我们却在非常小的时候就知道了为父母担忧，知道察颜观色，知道怎样保护自己又不伤害到别人，知道怎样还报别人的恩惠。我们生活得一点也不轻松，较之五十年代的人我们的文字没有鲜血和泪水显得虚无缥缈，较之七八十年代的人我们又放不开、潇洒不起来显得过于沉重。我进入创作后曾经很长一段时间为此而困惑，我们没有波澜壮阔的生活背景，没有青春恣肆的放纵和任性，可我们表达的是我们的内心，也许别人看到的只是我们文字的纯粹和坦白，那些从血液中流出的疼痛却只有我们自己能够感知得到。这时我就常常想，小说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是单纯的讲一个新鲜的、有趣的、有意思的故事?或者反过来说，怎样把故事讲得更新鲜、更有趣、更有意思?这些当然都没有错。我反对给小说强加上使命感和责任感，如果小说是那样一种东西我宁可不写。但是小说的功能也不能仅限于讲一个很热闹的故事，我觉得真正能打动人的东西，是人的精神世界和感情世界，是对人类心灵的关注，是爱。
　　
　　目前许多女作家回避自己的性别，倡导一种无性别写作。我认为性别恰好是女人的一大优势。我的作品中更多关注的是女性的困惑、惆怅、苦闷以及无可明状的躁动不安。甚至是如评论家周政保先生所说的"是女性跃入无形陷井之后的迷茫，一种难以印正自我价值的无助与无奈。"对我来说这些东西是出于感受的本能，我是用女性的敏感去关注女性的内心世界。
　　
　　我是从学校门直接进入机关门的。日子过于顺逸就更会像是流水一样，倏忽之间十几年已经过去，我这个在丈夫和朋友们的眼睛里三十多岁年纪智商却始终停留在十几岁的女人也开始恐慌。我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程，却没有在岁月里留下一点痕印。该付出的都付出了，该收获的也都得到了，该明白的都已经有了答案，该见识的又都见识过了。我越来越喜欢站在人群的后面静静思索，我不期望能给更多的人带去什么，也不成想在我生命里留下辉煌。我总该给我的孩子我的亲人我的世世代代延续的生命留下一点什么吧!我的恨、我的爱、我的喜怒哀乐，我对这个世界因我的存在而产生的一些正确的或不正确的意识。我为自己而写，为爱我的和我爱的人而写。我常常感到有幸--写作和阅读是上天施与我们的恩惠；写作使我们拥有了描述和修改生活的权利。我们像一个精灵，借助文字的翅膀腾空而起，飞舞在一个由语言搭建起来的世界中，它那熟悉而陌生的面孔常常让我们大吃一惊。我们常常短兵相接然后又握手言和，为我们与生活达成的谅解而欢欣鼓舞。
　　
　　实际上我就是这样仅仅凭着对文学的一腔热爱而闯入文学的大门的，那么我到来之后，才知道文学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来得很突然，也许很没有道理。但这是现实--文学被从神圣的殿堂里赶了出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到寻常百姓家。我不记得是哪位作家这样讲过，如果过去小说是一盘精神大餐，那么现在它就是一盘餐后的点心。文学负载道义的功能被弱化了，而为人们提供精神安慰的功能逐步被强化起来。很多作者还被赋予精神医生的功能，恐怕每一位作者都会受到读者这样的要求：你的作品必须有意义，你要解答我们生活当中或者人生道路上碰到的一些难题。或者在你的作品里，把正义伸张了，把恶人杀掉，让有情人终成眷属，把过去飞扬跋扈的当权者送上审判台，你这才是一个合格的作家。你总是写那些虚幻的东西，在我们这个越来越物质化的世界，到底有多大作用?
　　
　　我的作品是对生活充满矛盾和幻想式的，我试图找到另外一种解释生活的方式或者方法，但是又不是那么明确，因此在我的作品里就充满了种种的矛盾。我的主人公总是那么优越和超然，然而又是那么的无奈，因为生活总是和你在较劲。
　　
　　但是我又常常想，如果作家没有困惑了，作品没有矛盾了，也就没有文学了。
　　
　　况且我们现在又面临着一个浮躁的社会。现在的浮躁，在于旧的价值观念打破了，新的价值观念没确立，处于社会过渡期的浮躁，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人心不古、尔虞我诈、物欲横流。人对物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对精神的追求越来越渺茫。所以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的浮躁心态就表现得特别明显。
　　
　　但是，我们也要正确地看待这些东西，不是以为这些东西都是罪恶的，更不要一味地指责，因为这些欲望，恰恰又是社会前进的动力。如果人人都清心寡欲，社会怎么会进步?禁欲主义消灭了罪恶，也消灭了社会前进的动力。在中世纪，神学代替了一切，所以社会就停滞不前，只有经过了文艺复兴，人的思想得到极大的解放，社会才会有大跨步的前进。我们有义务告诉读者，所谓的完全的坏和完全好是不存在的，绝对的好人和绝对的坏人也是没有的，正义有时候是不能够得到伸张的，邪恶有时候就有可能占居上风，现实中所谓的包青天是不存在的，两袖清风的人的结局往往也不会太好。这些东西，听起来很恐怖，看起来很残酷，可它才是生活的真实。作家有责任把生活的幕布拉开，让人们知道它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