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叙事”（或称“悲壮叙事”）出现于80年代初期，其代表人物是梁晓声和部分东北知青作家。“上山下乡”运动结束后，回到城里的一代知青在短暂的兴奋之后面对的是巨大的失落感和挫败感。这些人大部分没有能够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身份与命运，也没有在城里生活所需的一技之长，其被戏称为“修理地球”的农耕技术在干净水泥的环境里也毫无用武之地。因此，知青中的大多数回到城市后很难适应，日新月异的城市对他们而言是格格不入的。他们无法面对不堪回首的往事，又无法得到新时代新环境的认同（当然他们也无法认同日益商业化的新时代新环境）。这是他们抬出“青春无悔”的重要社会的和心理的原因。梁晓声解释知青返城后的各种集会时说：“集会的动力既有保持感情的因素，也有依持相互的心理需要，还有引起社会关注的本能意识。至于集会时大发‘青春无悔’的感慨，亦或‘还我青春’的呼喊，倒是根本不值得‘友邦惊诧’，更不值得大惊小怪之事。某些据此所作的，仿佛别人都愚不可及，唯自己好生深刻，反省好生彻底的文章，依我看来，倒是有点儿哗众取宠。因为一旦自己稍稍混好了，无视自己广大同类的生存现状，不从同类心理需要的深层加以体恤理解，指手画脚地嘲为‘愚顽’，实在是很讨厌的。”梁晓声并直言，此类集会，犹如“火炉”，“那‘火炉’是心理需要，集会是形式现象。”[1]在这里，我不想对梁晓声的这番话做过多的评述，只想指出它倒是说出了“青春无悔”云云的根源其实是那些还没有“稍稍混好”者们的“深层心理需要”，其实也就是自我安慰和自我欺骗。如果他们混得稍稍好些，对于那一段荒废的岁月，他们也会很悔的。
　　
　　在我看来，“悲壮的青春”作为宏大英雄叙事的基调，其本质就是知青在新环境下产生的一种心理防御机制：不想或不敢承认自己的失败，回避对于“上山下乡”的历史反思，因为如果连心理的“无悔”幻觉都粉碎了，那还怎么活下去？[2]当然，由于官方对文革和知青运动的否定，因此也不能直接正面地肯定知青运动，转而通过塑造抽象的道德英雄、歌颂去政治化的人格力量，迂回、间接地为自己失败的青春辩护。换言之，这种悲壮青春叙事的核心，是从对“文革”和“知青”运动的具体社会历史反思，转向对于知青一代被去政治化了的所谓“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抽象道德赞美——说它抽象，是因为它完全脱离这种“主义”产生的具体历史语境和具体政治内涵，把它当作一种抽象的精神美、人格美和道德美加以赞美。[3]它不反思或很少反思“知青”运动的历史错误，不再控诉思知青个人的血泪史，不再诉说自己被耽误的青春和被破坏得伤痕累累的情感世界、心灵世界，但碍于官方对于“文革”和“知青”的否定，他们又不能直接为“知青”和“上山下乡”运动做社会和历史的辩护，因此采取“曲线救国”策略，回避对于这个运动做正面的政治和历史评价，而把一种抽象的精神和人格道德化、英雄化、理想化。概括他们的宣言如下：知青是为理想主义献身的精神群体，我不管这个理想在今天看来有多少问题，重要的是我们毕竟献身了，因此我们远高于那些根本没有献身精神和献身行为的平庸之辈，至少我们并非碌碌无为，我们的献身故事悲壮而纯洁，因此我们不后悔。正如有评论者指出的：“他们把虚假的理想主义光辉投射在失败的历史上，使它变成了一部辉煌历史。这种‘悲壮的青春’历史，被广大知青群体欣然接受，他们终于在新时代找到了自己的新名字，为自己的牺牲获得了新的光荣。”[4]
　　
　　要深入理解梁晓声及其英雄叙事，另一个重要的前提是结合具体历史环境来解剖所谓“知青”精神，以免把它非历史化。正如郭小东说的：“知青这个语词，始终是与它所处的时代不可分割的。它在不同时代里有着不同的含义，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是，却有一点是贯穿始终的，那就是只属于知青一代的独异精神，也许可以叫做知青的文化血统。”[5]在郭小东看来，这种知青精神可以超越不同的知青个体在教育程度、工作岗位、职业等方面的差异而成为普遍有效的知青精神：“对于当下而言，他们是具体的社会角色，科长、处长、厅长、工人、农民、商人、作家、教授、下岗工人、无业人员，等等，为人父母，上有老下有小。就其生存状况而言，有的处于庙堂之高，有的是草根底层，不可同日而语；就其文化状况而言，有的后来读了大学，彻底改变人生走向；有的依然无文凭，大部分无车无房，不懂电脑，不会外语，无专门技能，找不到社会位置，下岗失业，处于社会边缘。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知青。这个名字，使他们暂时地消除身份角色差异，而有可能在精神上走到一起，克服彼此之间现实的价值冲突，仿佛又回到了当年，达成了精神上的观念和解。这就是文化血统的力量。知青经历也因此抽象为一种不含杂质的纯粹的精神符号。更具体地说，它在某种意义上，象征着一种流放者归来的文化诉求。”[6]这种对“知青精神”的概括虽然不适当地忽视了物质基础对于知青一代身份认同和价值观的影响，但由于经历、教育的相似性，知青的“共同精神特征”或“文化血统”的确是存在的。遗憾的是，这个知青们引以为豪的“血统”其实并不纯净，它和一系列难以摆脱极“左”嫌疑的意识形态符号联系在一起，比如五、六十年代的革命话语和乌托邦理想教育，苏联文学，“文革”前17年的革命文学，毛泽东诗词及其所体现的所谓革命浪漫主义，雷锋、王继光、邱少云、欧阳海等的所谓革命英雄故事，阶级斗争哲学，等等，这些大概就是构成他们“文化血统”的精神资源。[7]
　　
　　这一点提醒我们，知青精神、知青的理想主义与极“左”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绝非偶然的关系。有人这样概括知青一代的精神谱系：“知青一代是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革命先烈的榜样对他们产生过重要影响，他们是渴望成为英雄的一代。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做出过真正的英雄业绩。‘悲壮的青春’虚构出的知青英雄和悲壮青春，满足了他们内心的渴望。”[8]这也揭穿了这种所谓的英雄主义的虚假性及其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满足内心渴望”的英雄叙事或许具有心理防御和心理治疗的意义，而其认识价值和思想价值是非常可疑的。[9]
　　
　　然而，这种本来具有明确而具体历史内容与意识形态内容的“知青”精神，在梁晓声的英雄叙事、悲壮叙事中却被极大地抽象化，抽离了其具体政治历史内容而异化为一种抽象的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人生态度，一种似是而非的形而上理念，一种抽象的精神符号，而其产生的具体年代、具体制度，与之伴随的特定苦难、创伤记忆，都被异化殆尽，成为知青们“在后来的岁月中，赖以自慰自怜自强的本钱。”[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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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梁晓声：《我看“知青”》，见《梁晓声自选集》，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7年，第279页。
　　
　　[2]梁晓声也指出：“最早最热衷于知青集会的，往往是返城后境况不良甚至境况艰难的人。”同上书，第279页。
　　
　　[3]这种抽象化还表现在梁晓声对知青怀旧现象的心理学化、抽象人性化的解释，他认为知青的怀旧是一种普遍性的“中年恐惧症”：“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年界中年的人们，一般总是有些怀旧的。怀旧乃是人类较普遍的‘中年恐惧症’的表现之一种。梁晓声还相当主观地认为：老年喜欢怀念童年，中年喜欢怀念青年（具体到知青就是文革上山下乡时期。《我看知青》，）《梁晓声自选集》，第280页。
　　
　　[4]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第333页。
　　
　　[5]郭小东《知青一代的终结：从知青文学到知青后文学》，《上海文化》2009年第2期。
　　
　　[6]郭小东《知青一代的终结：从知青文学到知青后文学》，《上海文化》2009年第2期。
　　
　　[7]郭小东《知青一代的终结：从知青文学到知青后文学》，《上海文化》2009年第2期。
　　
　　[8]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第334页。
　　
　　[9]梁晓声英雄叙事的另一个可能的思想来源可能是他们对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尤其是那些老帅们）及其所从事的革命事业的崇拜。在《我看“知青”》一文中，梁晓声辟专章“知青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谈到了知青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精神联系，充分表达了知青一代，当然也包括他自己，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拜之情。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格崇拜，而以人格论政治人物，这是一种非常幼稚而又普遍的思维定势。梁晓声指出，即使在今天（写作此文的1998年），“普遍的知青，仍不否认的为人历史地位，仍对毛泽东某几方面的为人魅力表示赏服”，“对于知青一代，中国的革命史，的的确确是一部充满英雄色彩的史诗性历史。无论后人如何评价这一段历史。总之，它是史诗性的历史。总之它是充满英雄色彩英雄主义的历史。总之，谱写那一段历史的杰出人物们，起码像希腊神话中的俄底修斯们一般，若文安全抽掉政治因素，也依然具有美学意义上的不可重复性、不可比拟性，以及可歌可泣的传奇性。”好一个“抽掉政治因素”！“抽掉政治因素”纳粹大屠杀不也是有这种“不可比拟性，不可重复性”吗？史诗性的历史就是值得歌颂的历史？梁晓声崇尚的“史诗性的年代”其实常常就是横尸遍野的年代。《梁晓声自选集》第3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