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杜公与龙公
　　
　　1981年的某个秋日，我刚进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第一次和杜希德（DenisTwitchett，1925-2006）[1]教授见面闲聊，他便跟我提起龙彼得（PietvanderLoon，1920-2002）先生。龙公是荷兰人，出身于欧洲汉学重镇莱顿（Leiden）大学，但长年在英国任教，曾经担任过牛津大学的汉学讲座教授（1972-1987），专长是中国书目学、版本学、道教、明清小说戏曲和宗教仪式研究等等，是西方汉学界的一位「高人」[2]。他的学生包括杜德桥（GlenDudbridge，曾任剑桥、牛津汉学讲座教授，2005年退休），以及教我西方汉学的王秋桂老师。我后来才发现，原来龙公竟也是杜公早年的老师之一。
　　
　　或许因为这层「同门」的关系，后来五年我在普大念博士，和杜公相处得非常愉快。他对我一直是宽厚仁慈的，在课业上没有给我太多压力。1986年夏天我从普大毕业以后离开美国，长期在香港、马来西亚、台湾等地飘泊，没有机会再见到杜公（除了1988年夏短暂回美再见过一次外），但不时还保持书信联系。2005年初，我的新书《唐代基层文官》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曾经邮寄赠送他一册。他回了一封电邮，美言几句，并且希望我将来能够写个英文版：「如果你能写个英文本……你会帮西方汉学一个忙。」（Youwoulddowesternsinologyafavourif…youwriteanEnglishversion.）[3]可是，杜公在2006年2月过世后，我在这方面的意愿好像越来越低了，主要当然是因为「知音人」已经不在了。
　　
　　1990年，龙公七十岁生日时，杜公主编的老牌汉学期刊AsiaMajor（3卷1期）出了个纪念专号。龙公的学生和朋友都撰文为他祝寿，杜公也发表了一篇论文〈论《旧唐书》〈音乐志〉（ANoteonthe‘MonographonMusic’inChiuT’angshu）。在论文一开头，他以一种感性的笔调，这样回忆他从前向龙公问学的一段经历（为免失真，我直引他优雅的英文原文，后附中译）：
　　
　　Almostfortyyearsago,whenIwasbeginningworkonmyPh.D.dissertation,Ispentmanyenjoyableeveningsreadingthroughthe“MonographonFinance”oftheChiuT’angshu（旧唐书）withPietvanderLoon,attemptingtorelateitstextwithotherT’angperiodsources,andtoseewhatitispossibletodeduceaboutthewayinwhichChiuT’angshuwasputtogetheroveraperiodofmorethantwocenturies.Itthereforeseemsappropriatetoofferthisbriefstudyofthe“MonographonMusic”fromthesamehistorytomyfriendanderstwhileteacheronhisseventiethbirthday,doublysosincemusic,ritual,anddramaticperformancehavebeenacentralpartofhisscholarlyinterest.[4]
　　
　　（译文：将近四十年前，我开始准备博士论文时，便和龙彼得一起读完《旧唐书》〈食货志〉，度过许多愉快的夜晚，尝试探索《旧唐书》〈食货志〉的文本，跟其他唐时期史料的关系，并且试着从中推论《旧唐书》是如何在逾二百多年的期间编纂成书的。现在，我的朋友和从前的老师过七十岁生日，能够给他献上这篇短论，论同一本史书中的〈音乐志〉，看来是很恰当的，而且，更因为他学术兴趣的中心在音乐、仪式和戏曲表演，献上这篇短论应当就加倍适当了。）
　　
　　这一段文字虽然简短，意蕴却非常丰富。最难得的是，这是杜公夫子自道，最为可信，不但披露了他的汉学师承（这点似鲜为人所知），提到他一位「从前的老师」（erstwhileteacher），而且还把他自己一生治学的方向、方法和学术风格，都悄悄告诉我们了。
　　
　　杜公文中的「将近四十年前」，指1950年之前，当时他正在剑桥大学攻读博士。他的博士论文是要把《旧唐书》〈食货志〉翻译成英文，然后写一篇很长的“Introduction”（导论），详论唐代财政制度的种种问题。在上一个世纪，这是英美和欧洲汉学界撰写博士论文或某一历史专题的一个好方法。有不少学者就在中国正史的志书部分，挑选他感兴趣的某一「志」，然后开始翻译、注释并撰写长篇的导论。
　　
　　例如，杨联陞在哈佛所写的博士论文，选《晋书》〈食货志〉。[5]何丙郁呈给马来亚大学的博士论文，选《晋书》〈天文志〉。[6]60年代末，萧启庆的哈佛博士论文选《元史》〈兵志〉。[7]甚至到了90年代，仍有学者在从事这种工作，如钱立方的哈佛博士论文，选《宋史》〈食货志〉榷盐的部分。[8]法国学者戴何都（RobertdesRotours）以法文翻译《新唐书》的〈选举志〉、〈百官志〉和〈兵志〉，也属于这一类。[9]
　　
　　翻译中国志书，看起来好像很容易，但实行起来却困难重重，试过的人应当都知道。西方汉学的这种翻译，不但要求志书中每个中文字词都要能译成英文或其他西文，不能遗漏，而且更重要的是，还要求详细的注释，并且尽可能把原文的出典或出处找出来，详考其文本源流。例如，《旧唐书》〈食货志〉有这么一段话：
　　
　　“九年，张滂奏立税茶法。自后裴延龄专判度支，与盐铁益殊涂而理矣。十年，润州刺史王纬代之，理于朱方。数年而李锜代之，盐院津堰，改张侵剥，不知纪极。私路小堰，厚敛行人，多自锜始。时盐铁转运有上都留后，以副使潘孟阳主之．王叔文权倾朝野，亦以盐铁副使兼学士为留后。”[10]
　　
　　这段文字其实另有所本。它应当是《旧唐书》的编者，抄自《唐会要》卷87〈转运盐铁总叙〉中的一段叙述：
　　
　　“九年，张滂奏立税茶法。郡国有茶山，及商贾以茶为利者，委院司分置诸场，立三等时估为价，为什一之税。是岁，得缗四十一万。茶之有税，自滂始也。自后裴延龄专判度支，与盐铁益殊涂而理矣。十年，润州刺史王纬代之，理于朱方。数年而李锜代之，盐院津堰，供张侵剥，不知纪极，私路小堰，厚敛行人，多是锜始。时盐铁、转运有上都留后，以副使潘孟阳主之。王叔文权倾朝野，亦以盐铁副使兼学士为留后，故盐铁副使之俸，至今独优。”[11]
　　
　　两相对照，可以看出这是《旧唐书》的编者，在「抄袭」《唐会要》，但又抄得不完全，把一些重要而有意义的细节给遗漏了，或有意删去了。结果，《旧唐书》〈食货志〉的这段文字，文意反而变得不是那么清楚，远不如它所本的《唐会要》叙述。所以，像杜公这类注重史源的现代史家，便常常要追本溯源，把更早或相关的材料找出来，以求得更佳的理解。可以说，他们不像许多中国史家那样「迷信」中国正史的权威，或仅仅满足于正史的记载，而经常要追问正史中的那些记载，是怎么来的？是根据甚么更原始的材料写成的？结果便是，他们往往能挖掘到比正史更早，更原始，可能也更有用的史料。
　　
　　其实，找出《旧唐书》〈食货志〉这段记载源出于《唐会要》，杜公恐怕还不能满足。这时，他应当还会追问：《唐会要》的记载又是根据甚么？《唐会要》这本书又是怎么编成的？它有哪些早期的写本和刻本？它的传世历史如何？我们现在读到的《唐会要》，跟《旧唐书》的编者在后晋时代所见的，又有甚么相同或不同处？这些问题正是杜公后来在他那本专书《唐代正史的修撰》（TheWritingofOfficialHistoryundertheT’ang）中详细讨论过的。[12]
　　
　　二、杜公的博士论文
　　
　　在1950年左右，《旧唐书》〈食货志〉尚无笺注本。[13]《旧唐书》甚至跟许多其他正史一样，连一个校点本都没有，一直到1975年北京中华书局才出了个标点本。那时更没有现在可供全文检索的电子资料库，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制作的汉籍全文资料库。在那个时代，杜公要英译《旧唐书》〈食货志〉并探索其文本源流，其困难可想而知。这就是为甚么当时他会跟龙公「一起读完《旧唐书》〈食货志〉，度过许多愉快的夜晚」，并且「尝试探索《旧唐书》〈食货志〉的文本，跟其他唐时期史料的关系」。
　　
　　若非杜公夫子自道，我们很难猜到杜公当年是和龙公一起「读完《旧唐书》〈食货志〉」的。龙公并非专攻唐史的专家，但他的学问渊博，从中国书目版本源流到道教和明清小说戏曲，无不精通。或许正是他对中国古籍如何传世的深厚学养，[14]得以帮助杜公探索《旧唐书》〈食货志〉的文本源流。
　　
　　1956年，杜公在香港大学出版的JournalofOrientalStudies上发表一篇论文〈《旧唐书》〈食货志〉文本源流考〉（TheDerivationoftheTextofthe‘Shih-huochih’oftheChiuT’angShu），便很能透露他治学的一个基调。此文是他一生发表的最早论文之一（算是第二篇，见本文末所附的杜公著作目录），是他博士论文研究的一个副产品，面世至今已超过五十年。虽然近年来中日学者已有更进一步的研究成果，但我觉得此文在方法上，在探索史源的精细处，仍有许多地方可以给后人不少启示。杜公这种追溯史源的方法，表面上看起来有点像陈垣所提倡的「史源学」，但我觉得他应当不是受陈垣的影响。西方史学原就有很深厚的philology传统。此字不好中译，一般译为「语文学」、「训诂」或「考据」都易生误解，其要点是重视文字（特别是古文字和外来文字）的掌握，以及解读史料的一套严谨方法，和清代乾嘉之学不无相通之处。[15]
　　
　　杜公所继承的，应当是欧洲汉学大师沙畹（ÉdouardChavannes，1865-1918）和伯希和（PaulPelliot，1878-1945）的传统，强调对中国史料文本的澈底了解，并常以一种高度「批判」（critical）的精神来看待所有史料。即使像中国正史那样「正经」的史料，也绝不能轻信，而要追本溯源，先对它做好基本工作：史料评估（sourceassessment）。这是任何尽责史家都应当做的。
　　
　　杜公的博士论文，英译《旧唐书》〈食货志〉的部分后来并没有出版。但1980年代初，我在普大东亚系上他的唐史研讨课，有一个学期我们研读的史料正好是《旧唐书》〈食货志〉。上课时，他要求学生每人轮流做口头英译。这时，他便会把他当年博士论文的这一部分拿出来（是个有点老旧的大本子；普大东亚系老校友朱鸿林兄曾戏称之为杜公的「宝书」），摆在桌边，一边听学生的口译，一边不时对照他自己三十年前所做的英译，然后一一指正学生的翻译，并讲解原文背后的典章制度。
　　
　　杜公博士论文的导论部分，后来发展成为他的第一本专书《唐朝的财政管理》（FinancialAdministrationundertheT’angDynasty）。此书大抵依《旧唐书》〈食货志〉的论述范围，分章讨论唐代财政史上的几个大问题，如均田制、租庸调、两税法、货币、盐政和漕运等。正文只有123页，但附录和注释却长达二百多页，注比正文还多，详细注明立论的根据，不发空言，不故扮高深，尽显欧洲汉学的朴实本色。此书出版至今快五十年了，但在西方仍无类似专书足以取代，[16]现在依然是欧美学者和学生在唐史方面经常需要引用的一本英文著作。
　　
　　我自己到现在仍不时在翻阅这本书，常会有所启发。比如，今年初我在修订我下一本新书《唐代中层文官》的书稿，涉及县令和录事参军等州县官，不免特别留意唐代的地方行政问题。有一天翻阅杜公此书，发现他在页120-123谈到唐代地方行政，竟有不少可贵的论点。例如，他提到节度使下面的马步院，有一些精细的观察，可说把握了唐代中叶以后地方行政的复杂面。所以后来我在〈论唐代的州县「摄」官〉这篇论文，[17]便特别引用了杜公这段见解。
　　
　　三、杜公与被遗忘的史家柳芳
　　
　　杜公注重史源和汉学基本功的治学风格，在几件事情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不过。
　　
　　1960年代初期，美国的东亚学界发生过一场「汉学对社会科学」（Sinologyversussocialsciences）之争论。杜公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短文〈独自为汉学鼓掌打气〉（ALoneCheerforSinology），[18]独排众议，为传统汉学辩护，很有「打抱不平」的气概。这事件的起因是，当时美国年轻一辈的学者，觉得伯希和所代表的「老派欧洲汉学」已经过时了，觉得伯希和那种注重philology的治学方法有点「迂腐」，而提倡以比较新的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传统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但杜公不以为然。他认为汉学的philology和统计学等社会科学的新方法一样重要。两者其实不必互相排斥。汉学家需要的时候，可以使用社会科学的方法。社会科学家要研究传统中国，当然也必须具备汉学家那种语文训练，才能读通中国古籍，才能评估他所使用的中国史料，否则不免沦于理论空谈。
　　
　　杜公在此文中也夫子自道，透露他的学术背景，一开头就告诉我们，他「出身于欧洲汉学的鼎盛传统」（graduatedinthehightraditionofEuropeanSinology），[19]并且处处为philology的方法辩护，也为伯希和说了不少好话。
　　
　　1979年，杜公主编的《剑桥中国史》（CambridgeHistoryofChina）第3册隋唐史部分出版，〈导论〉部分特别立有一节，讨论唐史的「史料问题」。这是一般断代史论著不会有的做法。但杜公特别强调，我们今天对唐朝的认识，大抵要依靠唐代史馆那一批史官所留下来的纪录。我们对唐代官方史家修史的过程，他们所用的方法，他们的意识型态和局限，都要有个澈底的了解，否则我们很容易就被这些唐代史官的偏见和成见，左右了我们对唐朝的认识。杜公这种治史的态度和他对唐代史学史的浓厚兴趣，导致他在1980年代，写了他晚年的一部力作《唐代正史的修撰》，于1992年出版，详考《旧唐书》是怎样编成的。他这本书有很长的一段孕育史。书前的〈序〉文这么说：
　　
　　“我构思这本书已有很长的一段时期。它的起源远在1950年，当时我开始认真研究唐代，有必要把唐代那批颇为单薄的史料，加以最深入的研究和评估，这成了我每天必做的事。换句话说，这是一种探溯史源和评估史料的基本功，也就是他在上引那篇献给龙公的论文中开头所说，要「推论《旧唐书》是如何在逾二百多年的期间编纂成书的」。我觉得，这句话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杜公认为《旧唐书》的编纂期，长达「逾二百多年」，是一部历经多朝史家长期酝酿而成，有多层次内容，非常庞杂的史书。”
　　
　　关于这个课题，国内史学界一般的看法是：《旧唐书》是在后晋天福六年（941）开始编纂，在开运二年（945）完工，只花了五年就修成。所以这部史书编得很草率，编得不好，以致北宋时宋祁和欧阳修等人要重修一次，也就是《新唐书》。但这是一种很「表相」的见解，也是一般对此问题无研究的学者常持有的看法。许多中国史学史一类的著作如此立论；许多念唐史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也如此吸收。在这观点下，《旧唐书》的编纂是后晋那几个史官的功劳。
　　
　　但杜公的看法颇不相同。他认为，后晋那批史官其实并没有多少修史的功绩。他们所做的，只不过是把当时已有的《国史》和几种残存的实录，略加整理，草草了事。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旧唐书》，其核心部分应当就是柳芳等唐代史官的旧作，早在唐后半叶就已编好。后晋那几年是个乱世，战争不断，那些史官实在没有安定的环境来好好修史：
　　
　　“在这种情况下，唐史的修撰必然是件无关重要的活动。我们很容易理解，为甚么后晋那些史官愿意「整个照搬」柳芳《国史》中已完成的部分，而且，他们在撰写志书时，为什么那么深深依赖那些已经完成的作品，比如《会要》和《续会要》。”[20]
　　
　　当然这涉及非常复杂的史源问题，当中有不少争议。黄永年和谢保成等大陆学者持有不同的看法，[21]但我在这里不打算细论，以免卷入无谓的争论。我只想指出一点，那就是在《旧唐书》的编纂上，杜公非常重视柳芳这个唐代史官的贡献，而且认为柳芳是个有很「强烈个人意见」的史官，跟传统那种「沈默」的史官很不一样，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柳芳竟被人「遗忘」了。现在许多专论唐代史学史的著作，在讨论到《旧唐书》的修撰时，几乎不会提到柳芳这个人。但杜公却对他另眼相看。为此他还曾经写过一篇论文，叫〈柳芳：被遗忘的唐朝史家〉（LiuFang:AForgottenT’angHistorian），详考柳芳的生平和他所修的《国史》。可惜此文从来不曾正式发表，只在1970年10月，在耶鲁大学一个中国和比较史学的研讨会上宣读。但我们这些跟杜公读书的唐史研究生，都读过他这篇精采的论文。杜公也让我影印了一份。
　　
　　四、沉船遗宝
　　
　　杜公对史籍传承的关注，自然引发他对中国印刷史的兴趣。1983年他出版的那本小书《中古中国的印刷和出版》（PrintingandPublishinginMedievalChina），原本是他在伦敦一个印刷学会所作的一个专题演讲，对唐宋的书籍形式和印刷发展，作了精要的论述。此书有不少精采的插图，都是杜公亲自挑选的。我觉得挑得非常精，非常有品味，充分显现他在中国印刷史和版本方面的精湛修养。我相信他这兴趣，应当也跟龙公有点关系，因为龙公正是一个出色的中国图书版本学家。
　　
　　顺此一提，英国几个重要的汉学家，似乎都对中国古书的流传和版本，情有独锺。除了龙公和杜公外，龙公的得意门生杜德桥也是如此。他2000年在大英图书馆做了三次专题演讲，后来由大英图书馆出了本演讲集，就叫《中古中国的逸书》（LostBooksofMedievalChina），详论中国古书失传和后世辑逸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有不少精妙的论点，好些是中国学者没有留意的。最近，剑桥大学的周绍明（JosephP.McDermott）出了一本《中国书的社会史》，可说是英国汉学这种学风的延续。[22]周绍明在此书序文中透露，三十多年前龙公就劝他不要以这课题来写博士论文，因为资料太少，劝他先读书，找够材料再说。
　　
　　杜公对史源和史学史的兴趣，更反映在他于1996年出任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汉学讲座时所作的三次专题演讲，后收在他的演讲集《史家、读者与时间的流逝》（TheHistorian,HisReaders,andThePassageofTime）。这一系列的演说，从《剑桥中国史》的编纂过程，讲到契丹与唐的渊源，甚至还谈到现代那些在大学任教的「专业史家」的窘境，比如他们的出版和升等压力等等，内容非常丰富。当中杜公又再次提到唐代史书的史源问题，以及我们现代史家，如何受这些传统史官的影响。杜公这本演讲集后来由史语所出版，但流通似乎不广，许多大型研究图书馆都未收藏（包括我现在任教的清华大学），知道的人好像也很少。[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