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18日，唐翼明在上海书展上签售新书《唐翼明解读〈颜氏家训〉》（图沈煜）

　　1949年，蒋介石的机要秘书唐振楚把3个孩子留在大陆，自己和妻子前往台湾。之后几十年，女儿夭折，两个儿子唐翼明和唐浩明经历了“土改”、“反右”、“文革”的冲击与磨难后，一个成为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台湾政治大学教授，一个成为写出《曾国藩》的著名作家。
　　
　　站在衣柜前寻找什么的中年男子转过身来，五短身材，四肢粗壮，赤着的脚上满是泥巴，裤脚卷到膝盖。一双严厉的眼睛发出的冷光落在7岁的唐翼明身上，眼睛上面是紧皱的眉毛，再上面是光头。他不吭一声，仿佛见到了什么不情愿的东西。过了几秒钟，又转过头去继续做自己的事。他是伯父。即使六十多年后，唐翼明也常想起这让自己满身冒寒气的一刹那，“它预示了我未来的某种命运。”
　　
　　这是1949年春天，国共两党局势越来越紧张，唐振楚——蒋介石在大陆最后一任机要秘书——把3个孩子塞进湖南衡阳乡下老家来的两顶轿子里，摇晃一百多里送到了金溪庙哥哥家。7岁的小少爷唐翼明带着6岁多的妹妹、两岁多的弟弟唐浩明，开始了一生颠沛。
　　
　　在台湾，唐振楚官位高升，担任过总统府副秘书长、考选部部长、台湾联合国劳工局局长等，却三十多年不得见骨肉。而唐翼明几经沉浮，成为新中国第一位研究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唐浩明成为写出《曾国藩》的著名作家、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曾经同样聪慧的妹妹，却在8岁时跌落马桶，死于痢疾。
　　
　　好像是我把她叫死的
　　
　　“那里还有什么好回去呢？”年届古稀的唐翼明已经58年没有踏上金溪庙的土地。他记得那条蜿蜒的小河金溪，开启了他对河流最初的喜爱，这种喜爱以后陪伴他走过了许多地方。他还记得，在那里他失去妹妹，远离弟弟，寄人篱下，被伯父的无数耳光打掉了右耳听力。
　　
　　被父母留在大陆是一场赌博。“父母觉得到了台湾，跟蒋介石关系很近的这一批人很可能要跟着跳海，要是我们3个小孩子也跟着跳海就太可怜了。如果国民党还有可能反攻大陆，最多几年。抗日战争也才8年，总不至于比抗战还长。伯父主动说，兵荒马乱的，他可以帮带孩子。正好两顶轿子从乡下来城里送人，会空着回去，就载着我们走了。”唐翼明说。
　　
　　这一百多里的距离让唐振楚和妻子王德蕙后悔一生。
　　
　　离开大陆时，唐振楚担任蒋介石机要秘书已两年多。王德蕙曾是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委员。之前的1945年，唐振楚从南京中央政治大学研究生部获得硕士学位，赴湖南省蓝山县任县长，年仅31岁，正年富力时，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县政整顿。裁撤冗余机关、修水利、重教育，亲自骑马走路行遍全县七乡一镇。在他的治理下，南山县以“无盗窃、无牌赌、无摊派”闻名全省。因政绩斐然，边远地区的县长唐振楚，连越几级成为蒋介石机要秘书。
　　
　　这位大眼睛的瘦削官员长得更像书生，也被下属说过像时尚青年。常西装革履，手持文明棍。身高约一米七，明显高于他的两个儿子——这也是那个年代的营养不良刻在唐翼明、唐浩明兄弟身上的印迹。
　　
　　赴台湾时，王德蕙已年近四旬，很难再生孩子，后来在台湾领养了一个女儿。因牵念3个儿女，大陆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扯动着他们的神经。唐翼明说：“父母后来虔诚地信仰基督教，很大原因是要减轻精神压力。一切都交给主来担当。”
　　
　　天性顽劣的唐翼明，幼时洗澡都会从盆里跳出来三四次，蹭一身泥灰，害得保姆次次上演追赶戏。到了伯父家，7岁的孩子自觉地收起顽劣，低眉顺眼。
　　
　　伯父是农民，非常勤劳，农忙种地，农闲读书，还会请来老师，和自己轮换着教家里的孩子们读古文。唐翼明最早的古文教育就从这里开始，至今感激。家里糊窗户的纸有时还是父亲唐振楚小时候临帖留下的字纸，张黑女碑，从容疏雅。
　　
　　睡懒觉会挨打，背书不好会挨打……唐翼明感觉得到“伯父对我们的待遇跟对自己孩子是有明显区别的”。但如果不是后来的土改，日子也不算那么糟糕。
　　
　　1951年，土改工作队入村，唱歌、喊口号、舞红旗……9岁的唐翼明觉得好玩，拉着皮尺帮他们量土地。
　　
　　深秋的一天，唐翼明抬水回家，惊慌发现大门上斜贴了白纸条，厨房开着，屋里没人。原来，伯父被划成地主，关押起来打，听说十指都钉进竹钉，还自杀未遂。伯父的田地被分掉，8间房只剩下两间。
　　
　　唐翼明兄妹3人被划出去独立成一户，算作贫农，每人分到9分土地，住进伯父家被分出去的最破一间房里。9岁的唐翼明，就此成为一户之主。长大一些他才明白其中原因：按当地标准，平均每人有20亩以上土地才算地主。伯父家有八十多亩土地，一家7口，平均下来只算中农。可有人眼馋伯父的土地和财产，就想出办法，把唐翼明兄妹3人独立划出来。伯父的土地除以4，刚够地主标准。
　　
　　3岁多的唐浩明被介绍去衡阳城里给一家理发匠作养子，改名邓云生。唐翼明和妹妹住在透光透风的土砖房里，睡在潮乎乎的稻草床上。一口锅，没有灶，煮饭的时候兄妹要轮流把脸贴在地上吹火，满屋都是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煮出的饭还是半生不熟。没有菜，就撒上点盐囫囵吞下去。
　　
　　常和唐翼明考试争第一的妹妹开始拉肚子，从一天两三次到四五次、十几次、三十几次。没有钱买痢疾药，唐翼明只有每天扶妹妹去坐马桶。一天，妹妹把屎拉到地上，砍柴回来的唐翼明依乡下习惯，随口骂了句：“死鬼，你怎么还不死！”
　　
　　第二天，唐翼明砍柴回来，妹妹已经从马桶筋疲力尽地倒在地上，死了。
　　
　　“好像是我把她叫死的。”这成了唐翼明心头永远的伤。
　　
　　落榜的全省第二名
　　
　　1954年，唐翼明考上初中，是全村惟一的一个。
　　
　　他根本没想过会有钱去上学。失去弟弟妹妹后，他再去伯父家，更被嫌弃。此时，父母给伯父的赡养费又寄不进来了。
　　
　　一天，乡长把唐翼明叫去，问他：“你想去念书吗？你妈妈在香港，你可以让她寄钱来，我们政府允许这个。你现在相当于是个孤儿，你妈妈寄钱还可以减轻我们国家负担。”
　　
　　唐翼明从不知道妈妈在香港。7岁前的记忆许多都模糊了，只剩下些许片断：父亲抱着一堆金黄的芝麻烧饼从楼梯走下来，圆形的是甜的，椭圆形的是咸的，特别好吃；坐在漂亮的小汽车里去一位曹伯伯家做客，上车时唐翼明扣衣服扣子，下车时还没有扣完。后来躺在乡下草地上放牛时，唐翼明回想起来，有点笑自己：怎么会扣这么久？是夸张了么？几十年后他才从妈妈那儿确认，他没记错，曹伯伯家坐车真的只要两三分钟。
　　
　　在香港的其实是妈妈的一个朋友。当时大陆可以寄信到香港，不能寄到台湾。有家属留在大陆的国民党官员，大都会想办法找一个香港朋友，帮忙转信、转钱。
　　
　　妈妈给伯父寄过钱和信，唐翼明并不知道。土改期间，乡里扣下了妈妈的信。此时，乡长从柜子里翻出信，让唐翼明抄下地址。果然很快联系上了妈妈，也收到了上学的钱。
　　
　　接下来的难题是如何去110里以外的新民中学，唐翼明听说那个叫呆鹰岭的地方离衡阳城很近，却没有人能告诉他怎么走。12岁的唐翼明天没亮就守在村子的石板路边，等待做小生意的挑夫路过，希望跟着他们去城里。
　　
　　来了一个挑担子的汉子。唐翼明迈着小步子跟在后面，赶不上只好小跑。8月，太阳似火，他很快流起鼻血，连呼吸都困难起来。那汉子停下来，用井水浇唐翼明止血，请他吃了饭，分开的时候说：“不要怕，你这个奶仔（孩子）有出息，将来中了状元不要忘了我啊。”一直走到太阳下山，唐翼明终于到了学校，第二天腿肿得很大。
　　
　　新民中学离衡阳城有10里路，唐浩明就在那里。唐翼明已经3年多没见弟弟了，他很怕真的丢了这个惟一的弟弟。
　　
　　唐翼明摸索到衡阳二中理发匠邓家，也不敢说是亲哥，只说是表哥。唐浩明的养父母并不希望捅破这层关系。唐翼明每月去看望一两次，每次看完，给妈妈写封信汇报弟弟情况。
　　
　　唐浩明在邓家没有兄弟姐妹。第一次记住这个哥哥，已经是1957年，他11岁。此时，唐翼明以第二名的成绩考进了当时公认的湖北最好的中学——武昌实验中学。
　　
　　唐翼明常感激生命中那些幸运的节点，此时就是关键的一个：“那时候开始反右，我正好在初高中交替的假期。依我的出身，如果早一年读书已经进了高中，很可能被打成右派。如果迟一年读书还在初中，很可能不让我考高中了。那以后读研究生什么的，都不可能有了。”
　　
　　走在布满夹竹桃的红石大道上，唐翼明踌躇满志。他在任何考试和比赛中都所向披靡，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即使因为出身不好，不能入团，不能当班长，也可以当技术干部课代表。这让他几乎快忘记自己的身份——“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狗崽子”。
　　
　　高考后，唐翼明信心十足地报了中国科技大学地球物理系，他已经不屑北大、清华，他一心学科学，理想是拿诺贝尔奖。可放榜时，连专科名单上都没有他。更绝望的是，后来他知道，自己的成绩是全湖北省第二名。
　　
　　他躺在床上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一切的努力都失去方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