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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他猾，我们都花10年做一件事。他写完小说名满天下，我念完博士没人知道呀！”唐翼明哈哈大笑说。 特权与清廉 唐翼明第一次见到父亲的样子是1979年，武汉大学图书馆里。 那个专门的图书室只有教师和研究生可以进去，里面摆放着香港台湾出版的书籍，锁在玻璃柜里。有充分的理由才可以跟图书管理员借阅，不能带出去。 唐翼明看到一本《中华民国名人录》，猜想父亲应该在里面。他向图书管理员声称自己在研究胡适，借出了这本书。 他很快翻到了父亲，2寸的小小照片。第一感觉是“很瘦，哪里像什么大官”。完全不像反复想象过的样子。 唐翼明告诉了弟弟，这本书名刻进了唐浩明脑子，他在自己的学校没有找到。毕业去了出版社后，总算查到了这本书。 博士毕业后，为陪侍父母，唐翼明到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任教，成为大陆去台湾的第一个教授，至今也是大陆去的教授中惟一由台湾教育部正式认定的。 “因为其他教授都不可能像我一样有中华民国户籍。那时我父亲是中央委员，提案希望政府能给我一个公民地位，蒋经国亲自特批。”本来按照台湾法律，只有年满70岁，或者不满16岁，有直系亲属在台湾，才可以投靠入籍。唐翼明笑着说：“因为那时候还是国民党一党专制，现在马英九都不能批，要不然会被民进党骂。” 这是唐翼明难得享用的父亲特权。谨慎细心的唐振楚一向循规蹈矩。“他比较内向，不喜欢交际，可能因为这种性格，才会做蒋介石秘书。我们两兄弟有时候想让他多讲点蒋介石的事情，劝他晚年写回忆录，他都不写、不谈。” 有时候客人来拜访父亲，父亲接待一下，就进去读书了，留下母亲跟客人谈话。母亲是唐翼明这辈子见过的最能干女性之一，她可以把二十几人聚会中的每个人都招呼得很好，让每个人觉得受到重视，宾至如归。 “妈妈的性格大多遗传给了我，爸爸的性格就遗传给了弟弟。”唐翼明说。 唐翼明从未见过喜欢交际的母亲有任何首饰。她的衣服只有几件比较好的旗袍，其他大都是在路边摊两三百块台币买的，不到人民币一百块钱。妹妹告诉他，小时候去爸爸的办公室玩，想拿点纸和铅笔回来写字，就被骂一顿，说公家的东西怎么可以拿。 父亲的老司机告诉唐翼明一个笑话。有一天老司机有事过不来，父亲坐计程车去上班。父亲记得清楚，在离总统府还有一两百米的地方停下，计程车会少跳一次表，少几块钱。到地方父亲让司机停，司机不明白什么意思，还是把他拉到门口，结果跳了表，父亲带的钱不够了。父亲怪他不停，司机把他说了一顿：你这么大个官还差这几块钱，没钱就不要坐。弄得父亲很不好意思，还得从同事那里借钱付款。 “我父亲相当清廉，比较起来我浪费太多。在我看来，国民党那批老的大官普遍还好的。我父亲做部长的时候有秘书和专车，后来做总统府的国策顾问时，也还拿工资的，就没有秘书和专车了。不会当一次部长，一辈子都有这些。”唐翼明说。 1999年7月，父亲突然去世，享年85岁。2003年10月，母亲突发脑溢血去世，享年96岁。 年过花甲的唐翼明忧郁症复发。一切看似照旧，却像有一张无形的膜把他和世间隔开了，他对膜外的事情一件件失去了兴趣，常常想到死。 药物治疗渐渐控制住了病情。唐翼明想到回家，回武汉。2007年，飞机在香港落地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我突然感到一阵轻松，一阵狂喜，说起来很难相信，我一下子觉得忧郁症没有了。” 永远的边缘人 8月，上海，新书《唐翼明解读〈颜氏家训〉》在书展举行发布会。唐浩明从长沙飞来助阵，兄弟俩一年能这样见上两三面。同来捧场的还有唐翼明的同学易中天。 眉飞色舞说话的总是唐翼明，唐浩明静静坐在旁边，听哥哥讲到记不清的年代或专有名词时，会斩钉截铁地插话。唐翼明就会点点头：“对，还是你记得清楚。” 又写出两部长篇小说《杨度》和《张之洞》后，唐浩明封笔不再创作小说。他又回到曾国藩研究，开始点评曾国藩家书、奏折等。近三十年研究同一人，唐浩明说这是古话“一经通”：“如果你真正弄懂一部经书，其他的都会融会贯通。曾国藩是中国文化集大成者，你弄通这段历史，也会弄懂中国的学问。” 唐翼明住在了武汉。四十多平方米的大阳台面朝他最喜欢的长江，唐翼明亲切地称它阅江楼。 他常觉得自己是边缘人。童年少年不必说，在美国时，即使拿了护照，也处处感到不融和。“我的老师夏志清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地位那么高，基本是头号人物，但在美国还是边缘。搞人文的就是这样，余英时那么厉害，学术成就还是需要本民族确认。如果这个国家整个社会国际地位低，你在外边就被边缘化。”有时在街上看到夏志清戴着帽子，提着塑料袋走在雪中赶回家，唐翼明就觉得看到两个字——寂寞。“我不要过这样的生活。” 到了台湾，唐翼明仍然是外人。他是台湾学界眼中的大陆学者，而大陆学界又早已把他称为台湾学者。他的《魏晋清谈》入选台湾出版物金鼎奖时，一位评选委员轻轻说：“作者是刚从大陆来的。”就立马落选了。 回到家乡，尴尬的事情还是会来。在百家讲坛讲解《颜氏家训》，录到10讲中的5讲，突然被支吾着告知不能再录了。原来换了新领导，顾虑到唐翼明的台湾背景，暂时停录。同时停录的，还有另一个台湾的教授。 “这就是你的宿命。”他在自传散文集《宁作我》里引《世说新语》里的话：“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2012年元旦，正逢唐翼明70岁生日，儿女和妻子都在美国。唐浩明怕他孤单，专门从长沙赶来陪伴，聊天、吃饭，包了个一万元的大红包。 那个觉得自己“永远在家里，又永远寄人篱下”的唐翼明，知道自己正享受此刻，也就足够了。（本文原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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