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您与莫言的交往、看法
　　
　　1、你最近在香港出了一本谈莫言的新书《莫言了不起》，你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关注莫言？
　　
　　答：《莫言了不起》同时由北京（东方出版社）和香港（中和出版社）出版。这是莫言获奖前我写的一些文章和他获奖后我接受报刊访谈的结集。“莫言了不起”原是我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记者薛莉采访时所用的题目，范曾兄读后非常兴奋，说他“激赏”这一谈话，并建议出版此集子，还立即写了书名。“莫言了不起”这五个毛笔字，写得真漂亮，因为他不仅是用“手”写，而且用“心”写。范曾兄和我一样，衷心喜爱莫言，十几年前（在巴黎）他就开玩笑地说，“莫言的脑袋比你还大，所以饥饿感比你还甚”。（我平生最深刻的体验是饥饿的体验。）在香港能迅速出版，则完全仰仗中和出版社的总编陈翠玲女士的眼光与中国文化情怀。
　　
　　我在一九八四年秋冬之间，几次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讲课。因为思想开放又卖力讲述，学院特送给我“拥军模范”的奖旗，由系主任徐怀中将军和刘毅然（知名作家）亲自送到我的劲松家里。因为这一课堂之缘，我便记住“李存葆”（李存葆当时已著名）又记住莫言、雷铎、刘毅然等学员的名字。我知道他们是从各地军队中挑选出来的才子。也由于这一因缘，我特别关注他们的脚步。而“莫言”二字在我心中真正炸开，是一九八六年读了他的《透明的红萝卜》。这部中篇写得太好、太动人了！我被它深深打动。小说主人公黑孩被生活的艰难困苦榨干了一切“人”的感觉，包括皮肉的感觉与内心的感觉，只剩下麻木（连语言也没有）。但他却那么刚毅坚韧地活着。因为作家主体的感觉太敏锐、太丰富，才能发现这种在极艰难的环境中又极顽强生存着的生命现象，并用充满色彩的语言塑造一个前所未有的形象。
　　
　　2、你在书中说＂二三十年来，莫言的作品我几乎每部都读＂，究竟是怎样的情况？
　　
　　答：人生太短，书籍太多，所以读书的第一要义应是“选择”。国外的书籍我的基本选择是“读经典”，从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到歌德、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他们的代表作非读不可。对于国外的世界性大作家，我敢说其作品“几乎每部都读”的，可能只有莎士比亚，因为阅读他的三十多部戏剧和一些诗作，我在高中时代大体上就完成了。而像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我只读他的代表作即三部长篇和有限的短篇（包括散文）。俄文版的托尔斯泰全集应有一百部，我就不敢说“几乎每部都读”。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有些作家我也几乎每部都读。鲁迅作品我则全部细读，没有“几乎”。至于当代文学，尤其目前的中国当代文学，我实在跟踪不上，对于大部分作家，我则几乎都不读，只选择读高行健、莫言、贾平凹、阎连科、李锐等十几位作家的作品读。莫言的作品，我所以“几乎每部都读”，不是因为他的“水平”超群，而是因为它带给我无穷尽的阅读的“至乐”，如果我的心情不好，读一读莫言的喜剧性作品，就会开怀大笑。他的“幽默”可以横扫我的一切烦恼。我曾说过，中国文化太缺少三样东西：慈悲、宽厚与幽默，但莫言出现之后，就另当别论了，至少是“幽默”不缺了。林语堂在世时提倡幽默，可惜他未能遇到莫言，而我与莫言相逢了，这真是幸运。尚未进入莫言世界的读者，我想推荐他们先读读《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藏宝图》、《我们的七叔》、《师傅愈来愈幽默》等中篇，先开怀大笑一阵，然后再进入他的十一部长篇。
　　
　　3、你说看了《酒国》仅头两次冲击波就把我冲击得拍案叫绝，写了几篇文章来表达自己的狂喜。《酒国》哪些方面冲击你？
　　
　　答：我说过莫言的作品给了我四次冲击波，第一次是《透明的红萝卜》与《红高粱家族》；第二次是《天堂蒜薹之歌》和《酒国》，我真的拍案叫绝了，但我没说过“写了几篇文章来表达自己的狂喜”，只说几次谈到《酒国》。这部小说用“黑色幽默”的手法把社会现实的荒诞属性表现到了“极致”。我认为这是《儒林外史》之后，中国最精彩的喜剧性小说。《儒林外史》乃是“现实主义”作品，《酒国》则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它极魔幻，又极真实，想象力发挥到令人惊心动魄的程度。
　　
　　4、你第一次看到《红高粱》是什么感觉？
　　
　　答：你指的小说《红高粱家族》还是电影《红高粱》？我第一次读的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红高粱家族》（1987年出版），觉得文学语言没有《透明的红萝卜》那么精美，但仍然震撼我。而且让我意识到，莫言在进行“颠覆性写作”：颠覆权力叙事，颠覆官方的历史叙事，颠覆教科书的惯性叙事。多年后我读《丰乳肥臀》，更觉得莫言通过宏大叙事在“解构”历史，颠覆历史，即用人性的历史解构“阶级性”历史。莫言真是“胆大包天”。
　　
　　5、你是如何认识莫言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答：前面已说过，一九八四年我在是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里第一次记住“莫言”这个名字，但他当时还没有发表过什么作品，（据《小说界》主编郏宗培兄说，那时莫言创作了一个短篇题为《石磨》，后来才发表在1985年第5期的《小说界》上）所以没有进一步交往。八六年读了他的《透明的红萝卜》和八七年读了他的《红高粱家族》之后，特别是到了美国之后，才和葛浩文教授一起老是念“莫言经”。对莫言直接的第一印象应算二〇〇〇年三月十八日的首次见面。他在科罗拉多大学作讲演，第一句话就是“在坐的刘再复先生就是我的老师”，其坦率与真诚一下子就打动了我。之后他到我的Seminole家，我和妻子陈菲亚特为他开了一个party，把东亚系的一些老师和同学请来，倾听莫言讲故事。他讲的几乎全是饥饿的故事。我的饥饿体验本就刻骨铭心，没想到，他的讲述，还是让我听得目瞪口呆。那天晚上之后，我逢人便转述莫言的饥饿故事，并和朋友说，原来，这个天才的黑孩儿，是饥饿与苦难所造就的。莫言离开美国之前我送他一顶牛仔帽。因为他在我的心目中，也是一个胆识过人的牛仔。美国的前国务卿基辛格说过，他的成功要归功于牛仔那种“单枪匹马行事”的精神。莫言给我的印象，正是这样一种单枪匹马、特立独行的侠士精神。
　　
　　6、你到美国后，曾经把莫言请过去做演讲，当时的具体情况怎样？
　　
　　答：真正把莫言请到美国演讲的是莫言小说的英文译者葛浩文教授。他在一九九五年曾与我商量在科罗拉多大学东亚系举办一个莫言讨论会，他亲自到北京去请，也让我写一封信给莫言。我希望莫言能成为文学海洋里的鲸鱼，就是在这封信里写的。莫言回信说，他不能来（请参见一九九六年一月他给我的回信，收在《莫言了不起》书中）。直到二〇〇〇年三月，葛浩文教授的英译本《酒国》出版了，他才来到美国参加发布仪式并作了多次讲演。他送我一本《师傅愈来愈幽默》，并让我把刚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转交给剑梅，还写上“剑梅小姐批评”。
　　
　　7、除了莫言外，你还很推崇另一位诺奖得主高行健？你和高行健是很好的朋友？
　　
　　答：八十年初我和高行健就是好朋友了。一九八三年《车站》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时，我和妻子带着五岁的小女儿刘莲去观看，行健和林兆华在门口等着。高行健抱着刘莲走进剧场的情景和修宗迪先生所扮演的那个“沉默人”形象，至今我还记忆犹新。高行健和我过去是挚友，现在也是挚友，将来还是挚友。
　　
　　和莫言创造的“热文学”不同，高行健创造的是“冷文学”。他的“冷”，不是冷漠，而是冷静、冷观。他的冷观像一把穿透一切的利剑，穿透一切面具与面纱，穿透一切谎言、妄言与假象，非常深邃。他和莫言在我心目中都是天才，他们俩，都为我们的方块字争得巨大的光荣。他们先后赢得诺贝尔文学奖，乃是我们母亲语言的胜利，方块字写作的胜利，仓颉造字的胜利。高行健与莫言，都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子弟。
　　
　　8、如何看待莫言获奖，莫言获奖对中国当代文学有何影响？
　　
　　答：莫言和高行健书写的本就是世界一流的锦绣文章，获奖只是给他们“锦上添花”，并非“雪中送炭”，有无诺奖，他们都很了不起。所以他们并没有因获奖而头昏脑涨，而是头脑极为清醒。态度极为纯朴。但是，诺贝尔文学奖由于各种原因与条件，它变成是一个世界公认的权威性大奖，一旦得奖，它便产生巨大的普世性效应。这是事实。高行健获奖后至今他的作品已被翻译成四十多种文字，莫言作品本就被翻译成二、三十种文字，获奖后可能还会翻一倍。因此，莫言获奖肯定会提高中国当代文学整体在世界上的地位，肯定会吸引更多种族、更多国家、更多心灵、更多语言来关注中国文学。就我个人的体验而言，因为聂鲁达与马尔科斯、略萨的获奖，整个拉丁美洲文学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就提高了，至少是影响了我的阅读心理。如果美国作家获奖，美国人不会太兴奋，但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则会为自己的同胞获奖而骄傲（就多数人而言）。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泰国、韩国、印尼、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等国，有一位自己的子弟获奖，他们会如何狂喜狂欢？一九九八年葡萄牙的霍塞·萨拉马戈获奖，尽管他一直站在共产主义立场反对政府，但总统、总理一听到霍塞·萨拉马戈获奖的消息，就立即声明说，现在我们要放下分歧，共同庆祝葡萄牙语的胜利。葡萄牙政府领导人毕竟有文化，他们知道自己的同胞获奖是一件大事，是关系到葡萄牙语能否骄傲地自立于世界之林（至少不被西班牙语吞并）的大喜事。政治分歧与此大喜事相比，微不足道。这便是历史眼光，智慧眼光。总之，高行健、莫言获奖，肯定会使世界对中国当代文学刮目相看。当然，固守“傲慢与偏见”的自以为高明者还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