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玛娜珍是当代西藏文坛的优秀作家。她的作品持续不断地受到了区内外论者的广泛关注。许多论者已经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她的创作进行了多方面的评述、研究。早在几年前,我就开始关注她的创作,并做了一些阅读笔记。我一直想寻找机会与白玛娜珍进行一次面对面对的交流,就她的创作和我的阅读感受做一些探讨。2013年8月,在高原古城拉萨,我终于有机会见到了这位勤奋、智慧、敏锐的作家。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她,她欣然答应。于是就有了下面的问答式对话。尽管这个对话并不是完全以面对面的方式完成的,且持续了很长时间,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话之间的“自由与随意”。我希望我们的交流和探讨既是对她创作过程的一次回顾,也是对其艺术世界的一次开掘。
一艺术人生
胡沛萍(以下称胡):您的人生经历用丰富多彩来形容似乎很是恰当,尤其是少年时代更是如此。从小离开家乡、别离亲人到遥远的陌生都市学习生活,之后又辗转于几所高等院校,进入社会之后又变换了几家单位。这种漂泊不定的人生“迁徙”给予了您一种什么样的人生感悟?
白玛娜珍:十一岁离开家后,几乎再也没有和父母姐弟稳定地一起长时间生活过。除了节假日,一直一个人住在部队和单位宿舍,然后自己成家等。真正读书上学的时间也不多,都是短期的,最长的是军艺三年和重庆学新闻两年。重庆新闻学院两年中大多讲的是党性和人民性,所以我一直逃课睡大觉。但后来舞蹈演出和记者采访等工作使我有机会去到藏区很多地方,并经常往返在藏汉两地。这些成长经历使我更深切地体会到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信仰带给心灵的孤独与创痛。
胡:如今已经过了上相对稳定的生活,专心创作的您是否还常常想起那种“颠沛流离”的生活状态?是否觉得对于您的文学创作来说,它们其实是一种宝贵的财富。
白玛娜珍:在不同时间得以从事不同工作的经历,使人生的每个阶段看起来各具特色,丰富了写作所需要的生活阅历。写作表面看是一个人伏案的稳定状态,但其实“颠沛流离”转向了心灵和思想的内部。
胡:从很小的时候起,您的人生就与艺术连在了一起,不过那时是舞蹈。对于许多人来说,做一位舞蹈演员其实也是让人羡慕的,您为什么要终止自己的舞蹈生涯呢?现在有没有后悔之意?
白玛娜珍:从小我在人们劳动的快乐中长大。无论做什么,大人们总会哼着歌,或笑逐颜开和具有幽默感,让我懂得,一切劳动没有等级和优劣。所以那年全国大裁军,西藏军区文工团的编制要改成宣传队,大部分人都得下地方,面对工作的变迁,我们都很平静,很自然就改了行,高高兴兴地去到不同单位开始在不同行业中工作。我去到广播电台,和咸阳民院中文系毕业的那批大学生一起参加了记者培训班,考上了记者。
胡:您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似乎也经历了一段寻找的经历。小时候学舞蹈,后来在中国新闻学院、北京广播学院学习其他专业,从事的第一份工作又是记者。尽管记者也是搞创作的,但在性质上与文学创作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是否可以说,您是在从事新闻工作时才真正意识到您的兴趣在文学创作方面?
白玛娜珍:是在我三十岁以后,那时我在电视台做主持人和编导。其实采编播都得做。工作很忙,而我已经做母亲了,有时忙得没时间回家给孩子喂奶,所以考虑改行。因一直没间断文学创作,就感到自己一个人写作这样的个体劳动能够兼顾家庭,就开始办理调动,从此转入文学创作领域。
我兴趣广泛,希望尝试各种行业。但一个人应该清楚自己最需要什么,心灵的需要是什么。而一直以来,我感到我心底涌动的写作的激情从未间断,所以最后,从事写作,顺应了当时生活对我的要求和我内心的追求。
胡:毫无疑问,您在内地大都市的生活经历对您的创作无论在题材选择还是在主题表达上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种影响似乎贯穿于您的整个创作之中。最显著的表征就是您的作品在空间上跨越了西藏,您笔下的人物穿梭于内地大都市与拉萨之间,许多事件也发生在内地;同时,您的作品充满了现代气息,这种现代气息不仅体现在客观环境,如快节奏的都市生活、眼花缭乱的物质享受,还体现在人物精神观念方面,如追求个性、我行我素等。我觉得您能有如此的开阔中眼界,显然与您个人的生活经历有关,是这样吗?
白玛娜珍:藏族传统文化养育了一个具有和谐心灵的善良、幽默、智慧的民族,这个民族在人类生命的最高地,创造出独特的人类文明,然而,当我离开我的族人,在其它地域不断地穿梭往返,就感到被众多的文化冲突包围。当我一次次陷入不同的社会人群,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生活追求,不同的生命境界,令我倍感孤独。从这个视角,我仿佛感受到我的族人,在历史的变迁中心灵的裂变和丧失尊严的痛苦------所以,我的写作,一直在这样的路上辗转倾诉。也许以后,我还会在这条路上深入,但我明白,藏族文学,应该从这样的处境和窄缝中,去往世界文学那充满人性光明的丛林。
胡:在我的感觉中,您似乎是一个把生活当做艺术,艺术当做生活的女性。在生活中您是不是一个大大咧咧、不拘小节的女人?这种生活习惯是不是对您的创作有一定的影响?
白玛娜珍:的确,生活是一门应该以毕生去学习的艺术和事业。生活与艺术从来不是对立的,是相互交融不可分割的。我的父辈和族人,情怀浪漫,使每个生活细节无不透散着优雅和精神的芬芳。他们与自然相处的方式、对待生命的态度,博爱的胸怀、独特的精神特质,把我们的生活升华如史诗一般,在这样生活的艺术中,我观念一点一滴,从最细微深入,发挥着女性在写作中的特长。
胡:您似乎对自然有一种特别的亲和感,自然中自由奔放的万物好像对您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当然这只是我阅读您作品时的一种体验。如果这种体验可靠的话,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这与您在创作中张扬人的自然天性的艺术追求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白玛娜珍:大自然以博大的爱,恩泽着一切生命。而在世界屋脊,我的族人世世代代与自然亲密相处,在自然的怀抱中与其它生命亲如手足。对小到蚂蚁、微生物都会时刻顾念以及不可见的饿鬼、幽灵,都不忘给予一份关切、愿想和尊重;做到不杀生、与它们共享时空。所以我在散文集《西藏的月光》多篇记述了这样的细节和感受,我写下一个个平凡的藏族人,在平常日子里,在生活最细微处,他们精神的光辉,记录了自己在这样的民族这样的文化关怀中,得以在大自然中获得的亲缘感,归宿感、家园感------
胡:您的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是您创作的一大资源。但这些资源只是一种客观素材,如何转化成您所希望的艺术成品,还需要一些必要的表现手段。在阅读您的作品,尤其是小说时,我感觉到您对西方现代主义的一些表现手法还是比较熟悉的。您时常阅读国内和国外其他作家的作品吗?您阅读的时候您更关注它们的内容,还是艺术表现手法?
白玛娜珍:阅读时,我首先感受到的是文字。文字是文学的载体,文字不好,再多的故事和思想,就像装进了一艘破船。
我从十二、三岁开始接触到外国文学的汉文翻译作品。文本显示出的那些不拘一格的叙述方式,具有异国文化特色的故事、人物及思想,给我留下了至深的印象。
胡: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作家?您觉得他们的创作在哪些方面吸引了您?
我喜欢杜拉斯、米兰·昆德拉、亨利·米勒和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米拉日巴传》、《莲花生大师传》、《西藏度亡经》、《德兰修女传》、《甘地传》、西蒙波娃传记、《西藏生死书》、香奈儿传记、《慧灯之光》、《佛本生故事》以及《我的名字叫红》和大江健、张爱玲等等还有很多我的朋友们写的书,一一例举不完。
我爱看书,阅读是人生的最美。
除了文学作品,我的阅读兴趣较广泛,也喜欢时尚杂志、医学刊物、生命科学、宇宙之谜以及自然科学类、哲学、心理学、佛学类书籍等等都很爱看。很多时候,灵感和写作的构思从阅读文学以外的图书中也得来许多。
胡:您似乎是一个家园情怀非常浓厚的人,这可以从您的诗歌、散文作品中体味出来。对于您的创作而言,家园、家乡,或者说西藏这块高天厚土意味着什么?
白玛娜珍:在这片土地上,人们追求的真、善、美的境界是超越道德礼教的层面的,而来自于关于宇宙、关于生命究竟的深邃智慧。所以,当你在街上跌倒,或是老人在医院排队,都会得到热心的,发自内心深处的帮助和仁爱。而一只狗、一只小鸟在藏地都能够获得临终救度。还有很多比如供“苏”,是专门点燃香柏,加入糌粑、白糖、酥油、等以食物的精气和愿想慰籍饿鬼、幽灵等。出家人更是在每天早晨自己滴水未尽前要给饿鬼道和幽灵奉上七滴水作为水供;走路时也不会大幅度甩手,担心惊扰存在于空气中的无限存在着的灵识;还有在水里撒甘露丸,在水里印六字真言等,关照水里一切生物、微生物----这些数不胜数的仪式和民俗,表面看天真烂漫,实则展现了藏民族的慈悲情怀和众生平等的生命境界。这样的文化人群中,博大的爱的智慧和爱的力量,令我充满了写作激情。无论我去往何处,都思念着西藏,我的拉萨。那里有亲善的人们,有笑容,有人类的文明。所以,我希望通过我的文字和我写的故事,让更多人了解那片高天厚土,那里的人们如何与自然相互依存,怎样尊重和观爱另类生命、怎样面对疾病和困境,怎样在灾难面前平静和保持尊严以及如何面对死亡与新生-------
胡:您在您的许多散文作品中提到了您的儿子,能够感觉到您对他充满了本能般的爱意,有时甚至给人一种太过溺爱、放纵的感觉。儿子的出生毫无疑问对您的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您觉得儿子出生之前和之后您的创作有什么差别吗?
白玛娜珍:孩子出生前我青春懵懂,不知疲惫。孩子出生后,我背负起了对另一个生命的具体责任,使我的人生变得沉甸甸。但关于人类起源的科学告诉我们,我们都是一个母亲的孩子,人类相互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亲缘,藏族文化与哲学也早已告知我,不仅是人类之间,是所有众生都有亲缘,在生死轮回的路上,都曾做过自己的儿女和父母。所以,当我爱着我的孩子,我力求警醒自己不执于“我的孩子”。当然,孩子的诞生,也使我感受着生命情感中最无私的母爱情怀。无论人类和其它类别的物种,因为母性的爱,得以使一切生命繁衍并存活。从这个角度看,母爱无疑是一切生命情感中最高尚的,是造物主为了保护生命,赐给我们的巨大的爱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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