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在你的所有散文中，我非常喜欢的是您讲述家庭故事的那些篇章，《刀光剑影》中对慈祥父亲对女儿关爱的深情描写，《光河里的女儿鱼——回忆我的外婆》里对外婆生命历程的深情回忆，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西藏的孩子——爱子旦真那杰游学小记》是我最为欣赏的一篇散文。一个母亲的天性尽在那些琐细烦杂的日常小事中展现的淋漓尽致。看得出您对儿子的那份情意是无比深厚的。儿子的存在对您的创作有过什么样的影响？

　　白玛娜珍：我散文中的父亲、外婆、儿子，一个个生动感人的形象来自于他们特殊的民族身份。他们身上拥有着广大藏族儿女共有的精神和心灵特质。其中，外婆与老鼠的真实故事，在我今天生活的族人当中每天都会有，而我的儿子旦真那杰在山野、田园中长大，他是西藏孩子中的一个。当我抒写着这一个个我最熟悉的人，我的心里涌满了对我的家乡西藏的感激。因为西藏的庇护，我才得以拥有如此的慈父、阳光博爱的外婆；儿子的童心才得以不泯。

　　胡：在对儿子的培养上，您更倾向于顺其自然，这与您在创作中欣赏毫无掩饰的自然之美是相通的。在文学创作中，您尽可以提倡宣扬自然之美，批判矫饰虚伪的人情世故。但社会现实与艺术世界是两个有着各自运行规则的世界。张扬的个性与充满约束的社会现实是很难相容的，把理想化的文学审美理念带入社会现实可能会令人感到失望。不知您是如何认识这个问题的？

　　白玛娜珍：过去的十三年，我一直生活在乡下，过着似乎远离社会现实的生活。但当我热爱的乡村生活逐年被改造、被消失、被发展，我再次搬回到拉萨城。重返城市的怀抱，我惊异地看到，从早到晚，转经的人流从未间断，十三年来，我的拉萨，拉萨人竟在城市强制性扩展建设中，坚守着信仰，坚守着民族精神。

　　世界佛教圣地拉萨，如今，大片的树林被楼房取代了，大片的芦苇草潭被开发了，小时候满街可见的放生羊、野驴、众多的水鸟都被不见了，但是，围绕拉萨、围绕布达拉宫、围绕大昭寺旋转的人们却仿佛高举着永恒的酥油金灯。这不是理想化的文学审美理念带给我的虚幻的文学感受，这是拉萨的现实生活，发生在每一天，在每个生活的场面。

　　胡：我们顺便谈谈您的诗歌创作。因为没有收集到完整的诗歌集子，您的诗歌我读的不多，只是在网上和其他一些选集中读到过一些。与《生命的颜色》一样，您的诗歌似乎是您青春足迹的艺术再现。“在心灵的天际”是一个能够激发读者想象力的题名。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您认为诗歌其实就是对诗人内心世界的形象化展示？

　　白玛娜珍：诗歌是一种境界。是文学中的一种文体，是诗人以诗歌的文体表达出的爱的境界、哲学宗教精神；是诗人在此岸与彼岸之间的歌声，人性与神性之间的舞蹈，是来自自然怀抱的灵魂再现，是融入宇宙的飞翔。具有“哲学性、理性、普遍性、真诚与美好-----”

　　但是要想真正领会诗歌是什么，只要阅读诗，就会心领神会。所以，希望我的新诗集，能够带给您一次对诗歌的缅怀。

　　胡：您创作诗歌的那个时代，诗歌在文学领域还算得上是“有头有脸”幸运儿，但时过境迁，如今的诗歌已经没有了昔日的辉煌尊容。作为一个曾经的诗歌爱好者，您怎么看待这种变化。

　　白玛娜珍：藏民族是一个拥有宏大史诗的民族，而在西藏民间，诗歌、谚语、民谣多如珍宝。从古至今，对诗歌的热爱，使这里的每个人，牧人、农人都能脱口出诗。无论过去、今天和未来，藏族人诗歌的情怀永不被泯灭。藏民族因此是一个具有诗意的民族，具有诗歌般的人生境界的民族。所以，在参加厦门第三届中国诗歌节时，我曾自豪地告诉记者：“没有诗歌的土地是贫瘠的，没有诗歌的人民是沉寂的，没有诗歌的灵魂是荒芜的------”

　　胡：您的诗歌给人的感觉清新自然毫无雕饰，与您的早期散文在艺术风貌是一致的，但与您之后的创作却差异很大。诗歌创作在您的整个创作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白玛娜珍：诗歌使文学更美，更具个性，更具一种哲学的意境和反叛精神。所以我偏爱诗歌。2013年，我出版了近年创作的百首诗歌集《金汁》。在这本诗集的开篇概要中，这样介绍了我的诗集《金汁》：“以当代知识女性的情感立场，以对生活的审美超越、以人类普遍的精神追求，表达了作者对生命、对自由、对家乡、对爱情的赞美及感悟-----”

　　我希望我以后的长篇小说，每一章节能以一段诗歌开始，又以一段诗结束一个小章节。这样才是我最爱的具有藏族风格的长篇佳作。当然，难度蛮大，也许难做到。但在长篇小说中插入诗歌，就像生活中人们抬头放歌的那一刻，多么美好的境界啊。

　　三关于长篇小说

　　胡：您已经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拉萨红尘》(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和《复活的度母》(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您在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感基调与散文作品中所流露的情感基调似乎有着很大的差别，尽管在题材内容上二者有许多相同之处。散文关注日常生活里的纷纭人事，但情感沉稳、舒缓；小说也描述日常生活里的纷纭人事，但情感激越哀伤。对比阅读您的散文与小说，似乎属于两个不同作家的创作。不知道您在创作时是否有此感觉。能否谈谈其中的原因？

　　白玛娜珍：

　　小说创作和散文创作是两种不同的文体和创作状态。散文是以记叙真实的生活为主，在写作时，因篇幅较短，结构不复杂，所以写起来比较轻松，一般都能一气呵成。长篇小所就不一样了。人物都是虚构的，人物的命运在故事发展中会突破草纲。当我经过多年计划和构思，准备好充足的素材与小说细节，但却会突然写出出乎自己意料的章节和故事，所以，我常感到，长篇创作充满了未知的神秘，令我被激越被感动，难以罢休----

　　胡：刚才我说您的散文和小说在情感指向上呈现出了很大的差异，也只是相对而言，仅仅是您作品的某个侧面而已。仔细研读这两部小说，在精神气质上，它们与您的散文世界里所追求的精神气息还是相通的。这种相通就体现在小说所塑造的几个人物形象的人生态度上。在《拉萨红尘》里，是莞尔玛和郎嘎萨珍，在《复活的度母》中则是丹竹仁波切。他们走向超凡脱俗境界的人物形象，也是您竭力颂扬的人物。这几个人物所彰显的精神正是您所向往的生活境界。谈谈您是如何构想出这个几个人物形象的，有生活原型吗？

　　白玛娜珍：很高兴您能谈到小说里的人物。现在搞文学研究和评论的老师，喜欢构架文学理论，就难免大而空。少有关注细节和人物，但只有细节的挖掘和人物塑造最能展示作家的写作功底、思想与才华。

　　《拉萨红尘》里，莞尔玛这样朝圣拉萨的男子过去和现在都比比皆是。他们很清楚自己的人生信念和生命的追求，没有彷徨，坚定而开朗。郎嘎萨珍也一样。而现代社会企图一眛以物质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使人们获得生命中的幸福感，但往往适得其反。快节奏的生活使生活质量下降，金钱和经济的增长并没有带给心灵根本的幸福。这种强制性的发展破坏着我们的传统生活，使我们失去心灵的平衡和安详的自然环境。朗嘎萨珍跟随菀尔玛以隐遁山野来抵抗这种现实，是我的一种假设和虚构，显得无奈、无助和虚渺。所以，他们的故事在小说中只能宛如一首哀伤的歌，虽美而凄美，却缺乏饱满有力的细节。仁波切就不一样了，这样的大成就者藏龙卧虎般在西藏民间，给人们精神的指导和慈悲与关怀。因这样的人物原形自古到今都存在于我们的现实中，所以写起来能够真实把握，能够将人物塑造得栩栩如生。而仁波切的境界，正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终极理想。

　　胡：《拉萨红尘》中塑造了两个对人生有着截然相反的认识和态度的女性——郎嘎萨珍和雅吉卓玛，她们两个的思想意识和生活行为构成了二元对立的态势。很显然，这是您刻意而为的艺术建构。这种建构既形成了作品的结构，也完成了主题表达，可谓一举两得。从艺术表现的角度而言，在这两个人物之中，您更满意哪一个？

　　白玛娜珍：我在小说中企图展示同一个女性的两种人生，但郎嘎萨珍的人物塑造多有缺憾。因为除了隐遁，直接反抗现实的人和故事很难写。雅吉卓玛与命运的对抗我藏在了她对爱情与婚姻的追求中，但写到她人生最后的出路，我也写得很模糊，只写了她从爱情，转向对事业的追求。一个女子，一个弱者，在一个要求人们物化和拜金的社会中，她对事业的追求应该与她对家庭和情感的追求同样艰难。

　　胡：这部小说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叙述线索也不难梳理，因此在叙述上它并没有给我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但它塑造的雅吉卓玛这一人物形象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个人觉得，她的人生经历和命运遭际基本上很好地完成了作品所表达的审美题旨——揭示毫无节制的世俗欲望对人生的毁灭。从这个人物的遭遇可以看出，您对滚滚红尘中的世俗欲望抱有一种排斥的倾向。您是怎样看待这一人物的人生态度和生活遭遇的？

　　白玛娜珍：雅吉卓玛，她追寻的爱情被社会一个个破碎了，但命运的不堪，并没能夺走她身上，西藏的女儿独有的心灵的美好和人格的完整以及人性的尊严。

　　胡：相较而言，朗嘎萨珍则是您极力称颂的人物，因为她代表了一种超然物外，渴望宁静从容的人生追求。但与雅吉卓玛相比，这一人物形象显得有些单薄，因为她在小说中的行为活动相对较少，抒情的成分则比较多，这难免给人一种虚而不实的印象。您在塑造这一人物形象时想让她承担什么艺术任务？

　　白玛娜珍：她和莞尔玛是这部小说里一首飘渺的歌，是叙事中的背景音乐，是现实生活中一段哀伤的梦，是我心底遥远的诗歌。

　　胡：莞尔玛是《拉萨红尘》里的一个关键人物，其带有鲜明的象征意味，他是作为郎嘎萨珍的精神引路者而出现的。但我个人认为，这个人物的概念化倾向特别严重，在小说中他几乎是作为一个抽象符号而存在的。他是一个天生的脱俗之人，出场就是为了寻找宁静的生活，之后郎嘎萨珍就喜欢上了这位来拉萨朝圣的男人，再后来他带着郎嘎萨珍不断地躲避喧嚣的世俗生活，走向宁静的自然。作为一个人物形象他的面目模糊不清，给小说带来了一些缺憾。您当初是处于什么样的目的而选择这样一个人物来完成叙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