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以前中学语文课本里的那篇小说《驿路梨花》吗？还记得那个充满朝气的哈尼小姑娘和一波三折寻不见的草房主人吗？

如今，这篇课文的作者彭荆风就站在我的面前，红色外套，银发满头，伸手相握，能感觉到他的双手传递过来的温暖与力量。

1977年，曾被打成“右派”的彭荆风，在被剥夺了22年创作权之后，重新舒展开写作的双翼，于11月27日《光明日报》上发表小说《驿路梨花》，立即在当时的文坛产生强烈反响。

如今，已经84岁的彭荆风，依然透着一股青春之气。他的书桌上，同时摆着四部长篇，四年前，刚学会五笔输入法的他，全力投入长篇纪实文学《旌旗万里——中国远征军苦战缅印》的改稿当中，这部作品八年间已经修改了六次。

20世纪50年代，彭荆风以短篇小说《当芦笙吹响的时候》(电影《芦笙恋歌》据此改编)、电影剧本《边寨烽火》(合作)等享誉文坛，成为云南边地军旅文学的开拓者之一。80年代以来，彭荆风先后出版的文学作品达23部之多。2010年，他耗时12年创作的《解放大西南》，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这部作品修改了10次，手稿重达27公斤。

回望近70年的创作历程，彭荆风说：“为什么这么执着，因为文学是我的生命。”

壹自任主编

彭荆风的父亲彭复苏，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后来被保送到日本留学，回国后，在北平民国大学担任文科教授，刘白羽是他的学生。20世纪30年代，一起参加辛亥革命的同学熊式辉担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希望彭复苏回家乡参政，他便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出任铅山县县长。

在彭荆风的印象中，父亲为人耿直，为官清廉。但是，由于彭复苏难容国民党当局对共产党人的迫害而遭免职，从此失业多年。

1944年，彭复苏的铅山佛教界朋友念他当年为政清明，在他急寻一立锥之地时，邀约他回铅山居住。彭荆风的母亲和弟弟于1946年冬，也从赣州乡间的巫家凹迁来，分散多年一家人终于团聚。

从那以后，铅山就成了彭荆风的第二故乡。但是，铅山的生活比僻居赣州山区时还困难，因为在城里没地方种菜砍柴，一切全得掏钱买。幸好，彭复苏懂易经，又是书法大家，能给人看病，写字，收点“礼仪”，以补家用。

1946年，彭荆风初中二年级还没有读完，就因家贫失学。于是，他在九江县的一家私人报纸——《型报》当起了练习生，白天干学徒，晚上当校对。按合约规定，一年期满后可以转为校对，但是，报馆为了使用廉价劳动力，一年多后，以裁员为名把彭荆风辞退了。

那时候，彭荆风刚读了张恨水的长篇小说《似水流年》，被书中那个在流浪中写作最终成为作家的人物所感染。他也想在流浪中去寻找写作素材，就沿长江东下流浪了半年多，最终也没找到工作，只好再回铅山。

在家闲居了一两个月后，父亲的一个朋友介绍彭荆风去河口镇的税务所当收税员，除了每月的薪金外，还会有些外快。可是彭荆风不愿去，他希望能再找家报社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写作。母亲拗他不过，只好托铅山名流严心眉作介绍，让彭荆风去上饶的《民锋日报》当校对。

此前，彭荆风就常给《民锋日报》副刊投稿，而经常编发这位年轻人散文的编辑汪肖吟也愿当伯乐。虽然要从凌晨12点工作到早晨6点，而且薪资微薄，但彭荆风却喜欢这份工作，更重要的，他有机会在报社的资料室翻阅各种书籍。

汪肖吟常把朋友寄来的进步书刊借给彭荆风看。自此，彭荆风迷上了沈从文、鲁迅的著作，并开始学着写一些小说和历史故事，写楚霸王的《乌江泪》，写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的《山海关之夜》、写范雎的《赠绨袍》……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练笔过程。

有一天，彭荆风在报社附近散步时碰到小学同学李耕。李耕当时正在一所粮食仓库当临时雇员，也爱写诗。他们在聊天时萌发了办文学社的念头。于是，“社长”李耕负责对外联系，“主编”彭荆风负责选稿、编排、校对。

“牧野文艺社”诞生了。

第一期于1947年12月12日在《民锋日报》上出刊，有彭荆风的散文《乡愁》、程若虚的小说《二虎嫂》、郑草风以《夕阳》为总题的14首短诗以及杨乃居的一幅木刻《农家》。李耕还把朱光潜以前写给他的一张明信片作为“作家书简”拿来发表。

朱光潜对处于生活底层的文学青年的询问如此关切，使彭荆风很受感动，也使他难以忘怀，并在以后的文学生涯中，用这种精神去对待年轻作家。

朱光潜对文学的见解在《牧野》发表，大大地提高了刊物的档次。但是，1947年3月26日，因发表了嘲讽国民党抓壮丁打内战的短诗，《牧野》被查封停刊。彭荆风也被开除出报社。汪肖吟同情彭荆风的处境，介绍他去南昌找其老乡洪道镛。

洪道镛私人办了张四开小报《南昌晚报》，正需要人。彭荆风见洪道镛时，同时送上了他那贴满了自己小说和散文的剪报本——那是对他的文学才能很有说服力的证明。彭荆风也由此顺利地当上了副刊编辑。

贰携笔从戎

1949年5月，南昌解放，20岁的彭荆风考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第四分校。同年8月，他响应校长陈赓的号召，投身于解放大西南的洪流，在参加两广战役之后，又参加了解放大西南的战役。

彭荆风所在的广州纵队有个油印小报，从江西、广东、广西、贵州、云南，这份小报在行军、战斗中出了100期，彭荆风发了35篇小稿子，常常是行军途中，背包一放，坐下来就开始写作。

部队进驻昆明后，彭荆风在改造起义军官的云南军政大学做了近一年的宣传工作。1951年春，他又调到原云南军区的《文艺生活》月刊担任编辑。刊物有个书库，方便他阅读了大量的文学经典作品。

部队领导知道彭荆风爱好文学，曾关心地派他去曲靖、昭通等部队组稿、采访。但是，这些地方离彭荆风想要了解的多彩边地太远了。他想，长年在舒适的城市里，写不出好作品。

思来想去，彭荆风决定离开军区去边防部队。

从1950年春起，云南各地持续了三年多的剿匪战斗接近尾声，只有滇南的澜沧还在艰难地进行。澜沧属于亚热带地区，虽然美丽肥沃，但由于过去痢疾、恶性疟疾等传染病长久流行，死亡率极高。像商业重镇思茅，就因为病死和逃亡的人太多，一度成为空城，被人形容为“蛮荒瘴疠之邦”。

1952年初，全军开始“文化大进军”，彭荆风也踏上了那条蜿蜒于哀牢山与无量山脉之间、南去澜沧的古驿道。他背着沉重的背包，夜间就歇在少数民族的竹楼里，或者公路勘测队的帐篷中。错过了村寨，他就与露宿在山野里的赶马人一起在火堆旁过夜。

1200华里，彭荆风一共走了30多天才跟连队接上头，担任了文化教员。刚到时，没地方睡觉，他就在老乡家的鸡笼上搭块木板当床，被鸡虱子叮得全身都是红点。

1952年冬，彭荆风所在的第一一五团二营五连结束了大黑山的剿匪战斗后，奉令在当年12月初进军西盟佤山。解放西盟后，部队又连夜急行军攻取了边境要道——大力索寨，并以那里为驻地负责该区域的巡逻、打伏击及发动群众等任务。

彭荆风经常随同部队活动于班同、图地、打洛、班帅等拉祜族、佤族村寨。部队在佤山的一些大部落分驻了民族工作组后，彭荆风又成了联络员。多数时间，他一个人背着一支卡宾枪、四枚手榴弹在人迹罕见的山路上行走。

就这样，彭荆风走遍了西盟佤山的大小部落和山林，接触了各式各样的人物，看清了西盟佤山的全貌，了解了那些古老而特异的民族习俗。

彭荆风利用晚上时间蹲在佤族、拉祜族人家的火塘前，就着时明时暗的火光写作。南行途中，他因为背包太重而多次轻装，但总是舍不得把日记本和两本稿纸扔掉。

这期间，彭荆风写出了记录云南边防部队战斗事迹的众多作品，其中，短篇小说《裸黑小民兵》(拉祜族在1954年前还被称为裸黑族)是有史以来第一篇反映拉祜族人生活的小说。

1955年5月，彭荆风离开西盟佤山时，已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边寨亲人》《卡瓦部落的火把》，与人合作了电影文学剧本《边寨烽火》和《芦笙恋歌》，并在1956年9月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叁芦笙恋歌

1956年9月的一天，主持连队工作的副指导员和排长们都去了60华里外的营部开会，连部只有彭荆风值班。傍晚，一位拉祜族妇女突然带着她被抓去当土匪的丈夫来见他。

原来，这拉祜族汉子是趁着匪徒们睡熟后逃出来的。他告诉彭荆风，匪首戴老六的队伍被击溃后，带着3个人隐藏在离卡马寨约半天路程的一座原始森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