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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军旅作家彭荆风:执着写作是因为文学是我的生命

时间:2014-03-03 09:27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舒晋瑜 点击:
 20世纪50年代,彭荆风以短篇小说《当芦笙吹响的时候》(电影《芦笙恋歌》据此改编)、电影剧本《边寨烽火》(合作)等享誉文坛,成为云南边地军旅文学的开拓者之一。80年代以来,彭荆风先后出版的文学作品达23部之多。

还记得以前中学语文课本里的那篇小说《驿路梨花》吗?还记得那个充满朝气的哈尼小姑娘和一波三折寻不见的草房主人吗?

如今,这篇课文的作者彭荆风就站在我的面前,红色外套,银发满头,伸手相握,能感觉到他的双手传递过来的温暖与力量。

1977年,曾被打成“右派”的彭荆风,在被剥夺了22年创作权之后,重新舒展开写作的双翼,于11月27日《光明日报》上发表小说《驿路梨花》,立即在当时的文坛产生强烈反响。

如今,已经84岁的彭荆风,依然透着一股青春之气。他的书桌上,同时摆着四部长篇,四年前,刚学会五笔输入法的他,全力投入长篇纪实文学《旌旗万里——中国远征军苦战缅印》的改稿当中,这部作品八年间已经修改了六次。

20世纪50年代,彭荆风以短篇小说《当芦笙吹响的时候》(电影《芦笙恋歌》据此改编)、电影剧本《边寨烽火》(合作)等享誉文坛,成为云南边地军旅文学的开拓者之一。80年代以来,彭荆风先后出版的文学作品达23部之多。2010年,他耗时12年创作的《解放大西南》,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这部作品修改了10次,手稿重达27公斤。

回望近70年的创作历程,彭荆风说:“为什么这么执着,因为文学是我的生命。”

壹自任主编

彭荆风的父亲彭复苏,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后来被保送到日本留学,回国后,在北平民国大学担任文科教授,刘白羽是他的学生。20世纪30年代,一起参加辛亥革命的同学熊式辉担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希望彭复苏回家乡参政,他便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出任铅山县县长。

在彭荆风的印象中,父亲为人耿直,为官清廉。但是,由于彭复苏难容国民党当局对共产党人的迫害而遭免职,从此失业多年。

1944年,彭复苏的铅山佛教界朋友念他当年为政清明,在他急寻一立锥之地时,邀约他回铅山居住。彭荆风的母亲和弟弟于1946年冬,也从赣州乡间的巫家凹迁来,分散多年一家人终于团聚。

从那以后,铅山就成了彭荆风的第二故乡。但是,铅山的生活比僻居赣州山区时还困难,因为在城里没地方种菜砍柴,一切全得掏钱买。幸好,彭复苏懂易经,又是书法大家,能给人看病,写字,收点“礼仪”,以补家用。

1946年,彭荆风初中二年级还没有读完,就因家贫失学。于是,他在九江县的一家私人报纸——《型报》当起了练习生,白天干学徒,晚上当校对。按合约规定,一年期满后可以转为校对,但是,报馆为了使用廉价劳动力,一年多后,以裁员为名把彭荆风辞退了。

那时候,彭荆风刚读了张恨水的长篇小说《似水流年》,被书中那个在流浪中写作最终成为作家的人物所感染。他也想在流浪中去寻找写作素材,就沿长江东下流浪了半年多,最终也没找到工作,只好再回铅山。

在家闲居了一两个月后,父亲的一个朋友介绍彭荆风去河口镇的税务所当收税员,除了每月的薪金外,还会有些外快。可是彭荆风不愿去,他希望能再找家报社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写作。母亲拗他不过,只好托铅山名流严心眉作介绍,让彭荆风去上饶的《民锋日报》当校对。

此前,彭荆风就常给《民锋日报》副刊投稿,而经常编发这位年轻人散文的编辑汪肖吟也愿当伯乐。虽然要从凌晨12点工作到早晨6点,而且薪资微薄,但彭荆风却喜欢这份工作,更重要的,他有机会在报社的资料室翻阅各种书籍。

汪肖吟常把朋友寄来的进步书刊借给彭荆风看。自此,彭荆风迷上了沈从文、鲁迅的著作,并开始学着写一些小说和历史故事,写楚霸王的《乌江泪》,写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的《山海关之夜》、写范雎的《赠绨袍》……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练笔过程。

有一天,彭荆风在报社附近散步时碰到小学同学李耕。李耕当时正在一所粮食仓库当临时雇员,也爱写诗。他们在聊天时萌发了办文学社的念头。于是,“社长”李耕负责对外联系,“主编”彭荆风负责选稿、编排、校对。

“牧野文艺社”诞生了。

第一期于1947年12月12日在《民锋日报》上出刊,有彭荆风的散文《乡愁》、程若虚的小说《二虎嫂》、郑草风以《夕阳》为总题的14首短诗以及杨乃居的一幅木刻《农家》。李耕还把朱光潜以前写给他的一张明信片作为“作家书简”拿来发表。

朱光潜对处于生活底层的文学青年的询问如此关切,使彭荆风很受感动,也使他难以忘怀,并在以后的文学生涯中,用这种精神去对待年轻作家。

朱光潜对文学的见解在《牧野》发表,大大地提高了刊物的档次。但是,1947年3月26日,因发表了嘲讽国民党抓壮丁打内战的短诗,《牧野》被查封停刊。彭荆风也被开除出报社。汪肖吟同情彭荆风的处境,介绍他去南昌找其老乡洪道镛。

洪道镛私人办了张四开小报《南昌晚报》,正需要人。彭荆风见洪道镛时,同时送上了他那贴满了自己小说和散文的剪报本——那是对他的文学才能很有说服力的证明。彭荆风也由此顺利地当上了副刊编辑。

贰携笔从戎

1949年5月,南昌解放,20岁的彭荆风考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第四分校。同年8月,他响应校长陈赓的号召,投身于解放大西南的洪流,在参加两广战役之后,又参加了解放大西南的战役。

彭荆风所在的广州纵队有个油印小报,从江西、广东、广西、贵州、云南,这份小报在行军、战斗中出了100期,彭荆风发了35篇小稿子,常常是行军途中,背包一放,坐下来就开始写作。

部队进驻昆明后,彭荆风在改造起义军官的云南军政大学做了近一年的宣传工作。1951年春,他又调到原云南军区的《文艺生活》月刊担任编辑。刊物有个书库,方便他阅读了大量的文学经典作品。

部队领导知道彭荆风爱好文学,曾关心地派他去曲靖、昭通等部队组稿、采访。但是,这些地方离彭荆风想要了解的多彩边地太远了。他想,长年在舒适的城市里,写不出好作品。

思来想去,彭荆风决定离开军区去边防部队。

从1950年春起,云南各地持续了三年多的剿匪战斗接近尾声,只有滇南的澜沧还在艰难地进行。澜沧属于亚热带地区,虽然美丽肥沃,但由于过去痢疾、恶性疟疾等传染病长久流行,死亡率极高。像商业重镇思茅,就因为病死和逃亡的人太多,一度成为空城,被人形容为“蛮荒瘴疠之邦”。

1952年初,全军开始“文化大进军”,彭荆风也踏上了那条蜿蜒于哀牢山与无量山脉之间、南去澜沧的古驿道。他背着沉重的背包,夜间就歇在少数民族的竹楼里,或者公路勘测队的帐篷中。错过了村寨,他就与露宿在山野里的赶马人一起在火堆旁过夜。

1200华里,彭荆风一共走了30多天才跟连队接上头,担任了文化教员。刚到时,没地方睡觉,他就在老乡家的鸡笼上搭块木板当床,被鸡虱子叮得全身都是红点。

1952年冬,彭荆风所在的第一一五团二营五连结束了大黑山的剿匪战斗后,奉令在当年12月初进军西盟佤山。解放西盟后,部队又连夜急行军攻取了边境要道——大力索寨,并以那里为驻地负责该区域的巡逻、打伏击及发动群众等任务。

彭荆风经常随同部队活动于班同、图地、打洛、班帅等拉祜族、佤族村寨。部队在佤山的一些大部落分驻了民族工作组后,彭荆风又成了联络员。多数时间,他一个人背着一支卡宾枪、四枚手榴弹在人迹罕见的山路上行走。

就这样,彭荆风走遍了西盟佤山的大小部落和山林,接触了各式各样的人物,看清了西盟佤山的全貌,了解了那些古老而特异的民族习俗。

彭荆风利用晚上时间蹲在佤族、拉祜族人家的火塘前,就着时明时暗的火光写作。南行途中,他因为背包太重而多次轻装,但总是舍不得把日记本和两本稿纸扔掉。

这期间,彭荆风写出了记录云南边防部队战斗事迹的众多作品,其中,短篇小说《裸黑小民兵》(拉祜族在1954年前还被称为裸黑族)是有史以来第一篇反映拉祜族人生活的小说。

1955年5月,彭荆风离开西盟佤山时,已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边寨亲人》《卡瓦部落的火把》,与人合作了电影文学剧本《边寨烽火》和《芦笙恋歌》,并在1956年9月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叁芦笙恋歌

1956年9月的一天,主持连队工作的副指导员和排长们都去了60华里外的营部开会,连部只有彭荆风值班。傍晚,一位拉祜族妇女突然带着她被抓去当土匪的丈夫来见他。

原来,这拉祜族汉子是趁着匪徒们睡熟后逃出来的。他告诉彭荆风,匪首戴老六的队伍被击溃后,带着3个人隐藏在离卡马寨约半天路程的一座原始森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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