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军事干部都不在，但情况紧急，彭荆风急中生智，即刻把在附近活动的4个班调回，加上在卡马寨的战士共40余人。彭荆风把指挥战斗的任务交给了一位老练的班长，由那个拉祜族汉子作向导，引领他们冒着大雨翻山越岭、穿林过涧远程奔袭。

半夜，部队终于摸到那座原始森林里的一座小窝棚前，可匪徒们已经不见了。这时候，天更黑，雨更大了，无法去更远处搜索，也不能立即回程。人多，小窝棚里蹲不下，他们只好分散在窝棚周围，几个人一组，背靠着背过夜，与彭荆风靠在一起的是那个拉祜族男子。

秋末的雨夜，原始森林寒气四溢，如同冰窖。彭荆风把竹拐棍劈成细片来引火，好不容易才把半干半湿的树枝引燃。虽然烧起了几堆火，但大家还是冻得难以入睡。

彭荆风便与那位拉祜族男子聊起了彼此的生活。那男子聊得很详细，谈到痛苦的过去和当时的处境，已是泣不成声。这次雨夜长谈，构成了《当芦笙吹响的时候》的创作素材。

《当芦笙吹响的时候》完成后，彭荆风传给几位朋友看，他们都很喜欢。他又改了几遍，寄往昆明军区办的内部刊物《部队文艺读物》。

但在向外投稿时，却很不顺利，彭荆风曾经寄给过北京的一家刊物，遇到了一个不了解边地生活的编辑，在退稿信上说“这只是属于猎奇类的故事”。彭荆风不服气，心想，我是真诚地写拉祜族人的苦难，怎么会是猎奇？

这年9月，彭荆风去重庆开会，把小说和退稿信给刚从朝鲜战地回来的作家寒风看，想听听这位经历了血与火的战斗者对小说的看法。寒风是个热心人，他仔细阅读后，表示很喜欢这部作品，并为彭荆风的被退稿鸣不平。

此时，恰遇殷白主编的《西南文艺》来约稿，彭荆风就把《当芦笙吹响的时候》给了他们。《西南文艺》则在4月号的头条位置发表了这篇佳作。而据此改编的电影《芦笙恋歌》，甚至远去苏联、东欧、东南亚等地放映，颇受欢迎。

时过22年，1981年，彭荆风从中国电影发行公司写给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的报告中得知，《芦笙恋歌》这部电影重新洗印发行时，大小拷贝有1280个。这是个很可观的数字。

《芦笙恋歌》让彭荆风声名鹊起，可他却感到很空虚。彭荆风总觉得自己书读得不够多，离他心目中的大作家沈从文、孙犁相距甚远。

彭荆风给自己明确了目标：多读书，多深入生活，充实自己。“我要在文学道路上走得远，走得坚定，必须多读书！”

彭荆风像蜜蜂飞入花丛，不放过任何中外经典作品，而“反右”时，他也因此被加上了一条“爱读资本主义作家的作品”的罪状。

彭荆风确实爱读书，尤其醉心于文学经典。莫泊桑、巴尔扎克、契诃夫……这些都是彭荆风放在案边常读的作家。参加解放大西南战斗的途中，他一路都带着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书。

所谓先锋派的作品，彭荆风更是领先一步阅读，他认为，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比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更魔幻；他尊崇托尔斯泰，那种气势是自己无法抵达的；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他读了二三十遍，直到现在仍然在读。

肆佳作频出

1957年，彭荆风被打成“右派”，在农场劳动了4年。秦基伟将军发现昆明军区的创作上不去，就问：“怎么军区创作不行了？彭荆风这些人哪里去了？”

就是这句话改变了彭荆风的命运。他因此得以回到昆明军区创作组(当时，昆明军区打了许多“右派”，彭荆风是唯一能调回的作家)。虽然仍不能发表作品，但有了充足的时间阅读、下部队，他走遍了云南边疆的山山水水。

彭荆风认为，世界上有两种人的生活最有特点，一是总统的生活，总统很难当上，所以总统回忆录最畅销；二是牢狱的生活，坐过牢的人不少，可有几个人是作家呢？“文革”中，彭荆风又坐了7年牢，云南四大监狱全待过了(一监、二监、军事监狱、四营煤矿监狱)，还挖了一两年的煤。

《绿月亮》中，有读者说彭荆风描述挖煤的技术很娴熟，殊不知这些都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在监狱里，彭荆风也不忘创作，他把写交代用的纸张裁成小条，揣在身上，一有时间就偷偷地写作。出监狱时检查行李，管理人员见了那一大摞手稿，很吃惊，这就是后来的《断肠草》。

虽然在长达22年的困境中不断挨整，彭荆风却坚信自己没有错，迟早要平反，因此从来不灰心。他的这种乐观影响着周围的人，他们都说：彭荆风不像个“右派分子”。

一直到1975年，彭荆风才出狱。

改革开放以后，彭荆风一共出版了23部作品，还有一大批散文随笔、纪实文学等待付梓。历经磨难，他落笔更为慎重，每部作品要改五六遍，精雕细琢。

谈到这段时期的创作，彭荆风说，所有的苦难都是严峻的考验，无论什么时候，他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我对文学不能扔，一定要成为大作家。

彭荆风的短篇小说《今夜月色好》是在炮声中诞生的。当时，炮弹不时地在他们身边爆炸，彭荆风看到了这个场景，立即构思动笔。与他同在阵地的战友说，命都保不住，耳朵都震聋了，你还有心思写小说！可是，对彭荆风而言，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今夜月色好》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几天后，彭荆风在《文艺报》上看到了冰心对这篇小说的评论文章。1988年，这部佳作以全票获得中国作家协会第八届优秀短篇小说奖。

1944年，云南腾冲的抗日军民宁愿全城被毁，也誓要全歼日寇，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段经典战役。而腾冲，这座修筑于明代的古城全部成为残垣断壁。当时的人们这样描述：城里不仅没有一间完整的房屋，甚至每一片树叶上都有两个弹孔。

这场悲壮的大战令彭荆风长久感动。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彭荆风几次前往腾冲。2005年，他攀上陡峭的高黎贡山去寻觅从前的战地，当地研究抗日历史的专家看他年过七旬，劝他不要上去。彭荆风却坚持要去：“给我一根棍子作拐杖就行了。”上山途中，彭荆风看了看那位专家，问道：“你怎么还穿着西装皮鞋？”对方说：“我想老作家来调查，最多开个座谈会就行了，没想到您还要爬山。”

整整一个月，彭荆风把书中提到的高地重新勘察了一遍，一双登山鞋磨坏了。他的长篇纪实文学《挥戈落日——中国远征军滇西大战》问世，全景式地展现了中国远征军滇西大战的历史。

这场中国抗战八年唯一驱敌于国门之外的战役，让中国人扬眉吐气。其军事价值更为重要，这场恶战是用伤亡近七万人的代价，取得了毙敌两万余人的战绩。其中，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中外军事专家们去研究探讨。

《挥戈落日——中国远征军滇西大战》被评论家称为是所有描写中国远征军滇西大战的文学作品中最真实、广阔的一部。

彭荆风的另一部得意之作——《滇缅铁路祭》，被认为填补了铁路史的空白，而小说的线索来源于一次茶余饭后的谈话。

有一年，彭荆风去临沧，偶然听说抗日战争时，有一条30万人参加修建的铁路，刚要修成，日军就打来了，不得已又给拆掉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这条滇缅铁路没再修复，并且鲜为人知。

得知有20万人为修建这条铁路献出生命，在中国铁路史上绝无仅有。彭荆风当即决定，沿着铁路去看看。回到昆明后，他又跑到铁路博物馆查资料，被回复说没有任何资料。他便四处寻访当年的老工人，但是，当时处在底层的工人也并不太清楚更多的详细情况。

为了解更多真相，彭荆风分别找到云南省图书馆、云南大学图书馆，都一无所获。

一片空白，反而激发起了彭荆风深厚的兴趣，最后他在省档案馆查到了相关资料，那些深藏于郊区地下仓库的档案纸张早已泛黄，一捻就破，翻起来满手灰尘不说，积满的尘菌更是让人奇痒无比。

档案材料是不完整的，也没有经过整理，都是一些零碎散乱的记录。但是，彭荆风却凭借作家特有的敏感和才能把它们串联起来，写出了《滇缅铁路祭》。

作品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强烈反响。直到现在，彭荆风的博客里还有那些筑路工人亲属的来信，他说，读一遍哭一遍。其中，有人特地从国外赶到云南，希望再加印1万册，送给当年那些筑路工人的后代。

伍战争容不得虚构

1999年，过完70岁生日，彭荆风对女儿彭鸽子说：“云南和西南地区有几件重大历史事件，只有我了解得翔实。我要趁着精力还好，把掌握的素材写出来。年纪再大些，怕是记忆衰退写不动了。”

《解放大西南》排在了第一位。20岁时，作为解放大西南的战士，彭荆风参与了这场消灭了近一百万敌人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