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对小说叙事的探索植根于两个方面，一是对表现形式的探索，二是对叙事语言的探索与创新。伽塔里和德勒兹提出的“根状茎”的方法是将信息分散到非中心化的系统中，将语言分散到多重符号维度中。“根状茎”意味着开放而不是封闭；是朝着多个方向而不是朝着一个方向流动的，既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永远处在运动之中，是分裂的，是非地域化的。这种动态的、异质的，非二元对立的后现代思维方式，恰好印证了后现代小说的叙事结构。而对叙事语言的探索与创新，不只是局限在叙事语言本身，它的意义超出了语言符号系统的范畴，刚才我说过，是在于探索人的主体性以及主体性与整个社会的关系，探索当代人与历史命运之间、与现代社会中的一系列法制规范之间的奥秘，一个小说家的叙事语言与人的行动、思想、社会制度、权力、道德以及人的本性紧密相连。同时，任何叙事语言都有自己的局限性，所以叙事语言的创新任何时候都是对旧有的语言形式的破坏，只有破坏旧有的生命，创造新的生命才有希望。

张：据我了解，你也是个诗人，你的小说语言充满了诗性，甚至在不少作品里都放入了大量的诗歌文本。在小说题目的使用上，你也充分注意了寓意和象征的因素。比如《映在镜子里的时光》、《错误之境》、《航行与梦想》等等。莫言的小说当中的诗性部分体现在他天马行空式的想象和汪洋恣肆的语体上，对于小说题目的选择和使用上，莫言除了考虑寓意和象征之外，还有着传播效果的考量，比如他的《四十一炮》、《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等等。同为具有代表性的现代派作家，莫言小说作品的可传播性显然更为突出，我们甚至可以说，莫言在为先锋文学和大众文学之间寻找着一条巧妙的融合之道。在一个大众传媒的消费文化的时代里，你是如何来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先锋小说在面对大众文化时，是否有更为切实有效的传播技巧？

墨：每一个作家在创作时，都有自己所要面对的问题，有的作家可能会更多的考虑外在的社会因素，而有的作家，是更多的考虑自我，考虑对自我的怀疑，考虑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自我的不断地裂变、过去和自我和现实中的自我之间的相互影响，等等。在自我本身不断地分裂倒置的过程中，意志与本能、意识与无意识、物理性与直觉会发生尖锐的冲突，所以，我的创作一切都在自我的本体之中展开、自我与社会、自我与他人、自我与自然、自我与自我，我的小说人物也在不断的丧失中寻找着自我，像你刚才提到过的那几部小说，还有《寻找旧书的主人》、《隔壁的声音》等等，寻找的过程由无数次的失败所构成，无数的悲哀在丧失的自我中而产生。而所有的由失败所产生的悲哀并没有阻挡住我们对人生价值的寻找，我们人生的意义就存在于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地寻找自我的过程中。这是现代派小说叙事要表达的一个最重要的主题。

张：是的。从你的作品里可以发现你对于自我的追寻，我们甚至可以从中辨认到你和你的作品当中主人公的一些共同之处，比如谭渔，他身上有着从农村走出到城市去的知识分子的自我怀疑、自我批判精神，甚至短暂出现的人格分裂与人性的变异。你的作品的批判精神是非常鲜明的，我想这也来源于你的独立的精神立场。你对于西方文化的了解是深入、全面的，西方的绘画、影视、音乐等艺术样式里的优秀传统，都可以从你的作品里找到继承和发扬的成分。在古今中外的文化经典的滋养下，培育了你的作品的充沛的气场，一种痛苦而华丽的气质，锐利而宽阔的精神。你是如何将别人的经验融入到个人的创作当中的？这其中有没有独家的绝技呢？

墨：这是一个复杂的话题，一时无从回复。不但是我，或许你再去问另外一个小说家，他可能也会有我相同的感受。但有一个简单而繁重的方法，那就是去读他的文本，你说的独家绝技可能就隐藏在他小说的文本里。

张：莫言的早期作品被贴上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标签，莫言在叙事上所具备的这种夸张和变形的特点，对于中国传统的文化当中的阴柔的、中庸的儒家文化是相背离的，他的语言风格也和崇尚节制的东方文明大相径庭。莫言的小说的先锋性也许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不仅仅是继承传统，而是大胆地去打破传统的束缚。莫言的作品有着强烈的气场，这类似于孟子主张的“养气说”，一种充满阳刚的浩然之气充斥着莫言的小说叙事。你的作品，也有着阳刚之美，只是更为接近于《易经》当中提倡的“天行健，君子贵自强不息”的精气神，这使得你的作品充满了力量，富于张力的叙事结构，比如你的《重访锦城》、《隔壁的声音》都是如此。单就语言风格来说，你的叙述语言里的阳刚之气却并不那么明显，这也许在于你对于语言文字使用上的节俭，以及对于意蕴的追求有关系。先锋和传统的关系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小说的叙事语言是否取决于作家个人的审美习惯和认识生活的方式呢？

墨：一个作家，他创作的基本问题和人生的基本问题是一致的。别人在创作中的基本问题我不好说，但我在创作中关注的是语言、死亡和欲望这些主题。一方面，传统的道德与宗教的实质就是控制人类的性欲、压制人类的欲望，而我们创造由语言构成的文学作品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类对自由的精神世界的无限追求，把人类自身从苦难、性与死亡的相互困扰中解脱出来。这个话题我们刚才讨论过。另一方面，文学之所以对我们重要，不但是文学把人的幻想、语言、思想、追求和快乐的奥秘推到极限，而且是因为她所要表达的首先是人类的痛苦，也就是是吴西玉、谭渔和黄秋雨们的痛苦。深藏我们体内的欲望不但能让我体验到本能的力量，也让我产生了逾越有限经验的意志，同时也是我产生痛苦的根源。应该说，生命痛苦的根源集中表达了生命本身的奥秘，这就是痛苦对于我们人类的价值。西方现代哲学让我明白的一点就是，一个作家要有勇气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面对自身痛苦的根源，并不断地进行自我的解剖。

张：苦难和救赎，这仿佛转移了宗教的话题，也让我想起列夫·托尔斯泰，他在文学追求当中反复提及的超越性的“爱”。对于大作家来说，必须承担起上帝赋予的拯救的使命，关于人类精神生活的“救世主”，心灵世界的罪与罚的终极承受者。死亡是一个更为宏大的话题，在人性、神性、物性等各个层面都存在的，战胜死亡也是技术理性所要达到的终极使命。现代派文学有着自身的使命和局限，我们必须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关于现代派文学的话题是谈之不尽的，其中的蕴含完全可以涵盖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层面，希望我们在将来进一步展开这个话题。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