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民   一九七二年生，湖北浠水人，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二○○二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文学评论一百余篇，著有《“人”的出场与嬗变——近三十年中国小说中的人的话语研究》等著作。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湖北省社科基金等各类项目十余种。曾获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表彰奖、湖北省文艺论文奖、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十余项科研奖励。

邱华栋   一九六九年生于新疆昌吉市，祖籍河南西峡县。现任《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著有长篇小说十多部，中篇小说《手上的星光》、《环境戏剧人》、《闯入者》、《塑料男》等二十八部，短篇小说《社区人》、《时装人》、《我在那年夏天的事》等五十篇。此外，还出版有中篇小说集、电影和建筑评论集、散文随笔集、游记、诗集等，结集为七十多种版本。多篇短篇作品被翻译成日文、韩文、英文、德文、意大利文发表。曾获得了第十届庄重文文学奖、《上海文学》小说奖、《山花》小说奖、《广州文艺》小说奖、北京老舍长篇小说奖提名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优秀编辑奖、茅盾文学奖责任编辑奖、《小说月报》百花奖优秀编辑奖、萧红小说奖优秀责任编辑奖、郁达夫小说奖优秀编辑奖等十多次。

周新民：您是一位早熟的作家，我还在上中学时就知道您，那时候，您被称之为校园文学代表性作家。当时有一本杂志叫《中学生文学》，我读过您发表在上面的作品。

邱华栋：是的，我就是那个时代的韩寒、郭敬明。我的写作开始得很早，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开始发表作品了。当时有不少我这样的文学少年，我们在《语文报》、《儿童文学》、《中学生文学》、《春笋报》、《小溪流》、《少年世界》等报刊上发表作品，那时我们互相就有联系，因为发表作品的后面留了通信地址，我们就互相写信，建立友谊。今年，我们这些当年的少年作家、诗人们聚会了两次，一次是在北京的“发条橙”餐厅，由诗人、主持人江小鱼组织，从天南海北来了二十多个作家诗人，言谈甚欢。他给我们这些人起了一个绰号，叫做“信交往”的一代。这个“信交往”你要是用广东或者其他地方的方言来说的话，很容易听成了“性交往”，呵呵。另外的一次是在江苏的如皋，今年十月十五号，来了三十六个人，当年的少年诗人和作家如今大部分都成长为媒体人、企业人、教师、公务员、自由职业者等等，在社会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们的聚会也是为了重新找到八十年代我们对文学的激情和梦想。我们举行了诗歌朗诵会，叙旧会等等，加深了彼此的友谊，也加深了对文学的热爱。

周新民：作为一名早熟的作家，您的文学启蒙应该有些独特的地方吧？

邱华栋：仔细追溯起来，从小学五年级开始，我的作文就经常受到语文老师的表扬。当时语文老师叫宋晓娥，她给了我最初的鼓励。后来上了初中，作文继续受到表扬，我的语文老师是王萍。进入到高中，我的语文老师兼武术教练是上海人黄加震老师，他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是每天早晨和傍晚各练习两个小时的武术，当时学校里面有一个地区级的业余体校武术队，有几十个孩子进行专业的武术训练，教练就是黄老师。我增强了自己的体魄，同时黄老师还是我的语文老师，他对我的作文的批改非常用心，那些本子我现在还留着呢。所以，我感谢我所有的语文老师，他们培养了我对文学的热爱。

周新民：您能记起开始文学创作时的情况么？

邱华栋：进入到青春期之后，我发现作文已经无法满足我的情感表达需要了。我最早是写诗的，大概从一九八三年就开始了，模仿大人的腔调写诗。一九八五年十六岁的时候开始写小说，并且开始发表。起先，我写了一系列以动物为主角的小说，这和我的新疆生活背景有关系，我写了大概十多篇动物小说，主角有汗血马、雪豹、火狐狸、银雕、黄羊、狗和熊等等，这都是我对天山、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和阿尔泰山动物的想象。这些小说发表之后，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我还获得了《儿童文学》杂志的“新苗奖”。这对我的鼓励特别大，使我觉得这可能是一条人生的路，可以走下去。于是，我成立了“蓝星诗社”，刻印“蓝星诗报”，自己做编辑刻蜡纸。我又写了中篇小说《别了，十七岁》，还写了一部八万字的武侠小说《碧血侠情录》，是模仿金庸和梁羽生的，外加几百首诗歌作品，构成了我十八岁之前大概五十万字的创作规模。然后，四川少儿出版社的“小作家丛书”中收录了我的中短篇小说集《别了，十七岁》，十多万字。“小作家丛书”是四川少儿出版社的王吉亭老师策划的，收录了二十个当时的小作家的作品集，都是十几岁的少年作家。那个时候出书很难，因此，我这么小就出版了书，当时的确是感到很骄傲和自豪。

周新民：一九八八年您进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您是怎样有进入武汉大学学习的机会的？您觉得大学的中文专业的学习对您的文学创作重要么？

邱华栋：我在高中分在文科班，我的语文、历史、英语、政治课程都不错，就是数学特别差，考好的大学很困难。这时，我看到了北大、武大、南大、复旦等名校免试破格招收了一些少年作家的消息，比如田晓菲、刘梦琳、赵爽、洪烛等等，我也有了这个想法，就和父亲商量，把我发表和出版的作品整理出几份，也由学校写了推荐意见，直接邮寄给了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北京大学校长陈佳洱和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等。结果，复旦大学和武汉大学回函，对我很有兴趣。刘道玉校长把我的信转给了学校的招生办，要招生办认真对待我的材料，进行考察。最后是武汉大学很快录取了我，我就这么成了“天之骄子”。我入校的一九八八年，全国大学生招生数在六十万人，很少，如今的二○一三年招生数是七百多万人，当年的“天之骄子”这个对大学生的称呼就不存在了。

能被招进到武汉大学中文系学习，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关键一步。在大学里系统的学习非常重要。我碰巧赶上了八十年代末期的社会启蒙思潮和文化热运动，亲身感受到了社会文化变革的巨大力量，接续了文学理想和高蹈的现代文脉。在武汉大学学习，我很勤奋，组织文学社、诗社，搞“樱花诗会”，担任《大学生学刊》的主编，同时系统地读书、写作，模仿各个大师的作品写小说，也时刻关注着当代文学的发展。文学的背后是文化的全面滋养，文学不光来自生活，还来自对伟大文学传统的学习和借鉴，来自对母语的感受力和想象力。武汉大学的学习氛围非常好，我在大学时期发表了不少作品，包括在《芳草》杂志上发表了中篇小说《空心人舞蹈》，责任编辑是梁青，那是我按照米兰·昆德拉的风格写的一部探讨大学生精神状态的中篇小说，比较的后现代和“存在主义”，听说受到了武汉某个大学教授的批评，梁青还受到了一些压力，不过，他没有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自己承受了。因此，我非常感谢《芳草》杂志给我最初的推动。我当时作为大学生文学社团的负责人，又积极地拜访了武汉的《长江》、《长江文艺》、长江文艺出版社、武汉出版社、《青年人报》、《湖北日报》副刊、湖北少儿出版社《少年世界》等报刊社，拜访了很多湖北文学名家，组织参与了不少大学校园的文学活动，锻炼了我的创作能力、组织能力和社交能力。

周新民：大学期间，您又有哪些创作成果呢？

邱华栋：大学时期，我又出版了两部诗集，《从火到水》和《花朵与岩石》，自费印刷了一本三十万字的小说集《不要惊醒死者》，还获得了学校里好几届“纪念闻一多文学奖”和“湖北省大学生科研创作一等奖”。因此，湖北和武汉是我特别有感情的地方，这里是我的起飞的地方，湖北的作家我特别关注的，他们的作品我都很熟悉。我过去不喜欢听一些湖北某地的方言，因为太难懂，现在听起来非常的亲切，我马上会判断出，对方是黄陂的、恩施的、孝感的、宜昌的、荆门的，等等。现在我做编辑，也很关注湖北的文学创作，看到新人新作，我就积极地发表出来。

周新民：我们来聊聊您的文学创作情况吧。您早期的长篇作品《夏天的禁忌》、《夜晚的诺言》、《前面有什么》等，您认为是“成长小说”。您为何把这些作品称之为“成长小说”呢？您能谈谈您在这些作品中要表达的是什么？

邱华栋：你说的这几部小说都是我早期的长篇小说创作。一九八九年秋天我二十岁的时候，写了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夏天的禁忌》，二十万字，这是讲述一个少年成长的小说，和我的成长背景有点关联，但不是自传。是虚构的，我当时看了毛姆的长篇小说《人性的枷锁》，特别受震撼，就写了这篇小说。

接着，我又在一九九一年二十二岁的时候，写了长篇小说《前面有什么》。这是一部写大学生的小说，我模仿了巴尔加斯·略萨的那种结构现实主义手法，将二十二万字的小说分成了四个部分，每个部分有四条线索，分别写了大学各个年级的学生的状态，还加入了十二个校园“咏叹插曲故事”，结构上很有想法。通过这部小说的写作实践，我感到对二十万字以上的小说结构，有把握的能力了。多年以后，我在北京见到了巴尔加斯·略萨，我向他表达了感激之情，因为我曾经受到了他的作品的很大影响。二○一○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一九九三年，我二十四岁，又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夜晚的诺言》，这也是一部结构上分为两条线索的小说，描绘了一个刚刚走上社会的大学生的困惑和迷茫，同时对过去的学生时代的深情回望。所以，我写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如果结构问题没有事先想好，那我是不会写的。我喜欢结构精巧或者复杂的小说。结构就是长篇小说的内在骨架，是处理小说内部时间的最重要的元素。上述三部长篇小说都是我的练笔之作，并不成熟，羞于示人，因此，出版都是在七八年之后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