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民：您还有描写近代以来西方人在中国的活动的《中国屏风》系列长篇小说：《单筒望远镜》、《骑飞鱼的人》、《贾奈达之城》、《时间的囚徒》，以及描写成吉思汗在中亚和中国著名道人丘处机会面的历史小说《长生》。您能谈谈您写这些历史小说的动因和主旨么？

邱华栋：某种题材写多了会产生厌倦，对当下现实瞩目久了，视觉都会疲劳。于是我就想写历史小说了。这也是对自己的创作的丰富和挑战。二○○○年之后，一段时间里我很喜欢阅读外国人来华见闻录，于是就萌生了创作一个外国人来到中国的系列小说。

我这个“中国屏风”系列前三本《单筒望远镜》、《骑飞鱼的人》、《贾奈达之城》于二○○七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第四本《时间的囚徒》今年写完了初稿，明年完成修改。到时候我把前面的三本也集中修改增加篇幅，一起出版。这个系列的四本长篇小说，我写了一八四○年以来，以中国历史上的一些节点和重大事件为背景，分别以两个法国人和两个英国人为主角，可以看到西方和中国近代以来的紧密联系。比如，《骑飞鱼的人》是以太平天国为背景的，《单筒望远镜》是以义和团事件为背景的，《贾奈达之城》以一九四七年为背景，《时间的囚徒》写了一个混血儿右派和法国的一九六八年红五月的故事。我的历史小说的观念，是我比较注意“历史的声音肖像”，实际上，任何历史小说，就是当代小说。所以，我在写这几部小说的时候，非常注重人物内心的声音和意识，这是我向我心仪的法国作家尤瑟纳尔的学习和致敬。可以说，我左手写一本当代题材的小说，右手就要写一本历史小说，这样的换脑筋十分愉快，对于一个比较职业的、长期的写作者很必要，也是我想超越自我的一种努力。

《长生》是一部十五万字小长篇，最初的萌芽来自我大学时期对丘处机的诗歌的研究。后来，我又想写一部从汉代到唐代的西域演变的三卷本的历史小说《流沙传》。《流沙传》我构思很多年了，但是一直没有动笔，还在积累材料、史料和感觉。因为时间所限，我去年先以丘处机一二一七年前往阿富汗面见成吉思汗讲道为线索，写了这么一部历史小说，就是为了找到我要写的更长的历史小说的语感和其他感觉。这本小说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有道教、政治、历史、诗歌等等，是一部很有意思的小说。此外，我还在创作一个系列的中短篇历史小说，在《花城》杂志上发表了一个中篇小说，以埃及法老图坦卡蒙为主角，叫做《安赫森纳阿蒙》。这个系列一共十篇小说，其他的主角是李渔、韩熙载、鱼玄机、阿兹特克人等等，我要专门出版一本历史小说集。

我还对亚历山大大帝感兴趣。我有一次梦见了他，他在梦中对我说：你应该写我。醒来之后，我决定写一本关于他的历史小说。我看了很多关于他的材料。今后如果有时间，我还要完成亚历山大在梦中对我的托付。

周新民：“历史的声音肖像”这个提法很有意思，您能详细解释下它的内涵么？

邱华栋：“历史的声音肖像”是我写的一篇关于法国作家尤瑟纳尔的万字随笔的题目，是我对她的小说特点的概括。她是一个历史小说家，有长篇小说《熔炼》、《哈德良回忆录》，以及《北方档案》三册。她的作品的特点是以内心的活动，进入到历史人物，比如古代罗马皇帝，比如中世纪炼金术士的生命感觉里，让千百年前的历史人物完全活了，以历史人物的内心声音，绘制出他们更为丰富的声音肖像。这一点和我们的一些历史小说重视外在的动作的写法完全不同。其实，历史小说就是当代小说，因此，以当代人的感觉写古代的人，这就能够接近“历史的声音肖像”。

周新民：您的长篇小说《教授》是一部对于当代知识分子做出了深刻观照的作品。它的出现是否意味着您创作视野的转变？您是否认为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状况出了问题？

邱华栋：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创作资源。我的创作资源和观察对象就是城市的中产阶层和知识分子。我那几部当代题材的长篇小说，分别以流浪艺术家、电影导演、媒体记者、大学教授为主角，可见我的题材取向。《教授》本来名为《叫兽》，但是太刺激了，就被出版社改为《教授》了。小说中，我是以一个文学教授来看待经济学教授的视角，来观察与利益集团结盟的知识分子形象。不过，我没有写成官场小说，而是写了经济学家的家庭问题，通过家庭来投射社会生活在个人生活中的影响。

我的确觉得知识分子的精神状况出了问题，因为在社会利益分化、瓦解、重组的过程中，知识分子作为皮上的毛，作为附庸是要选择的。那么，知识分子的附庸性，以及知识分子的软弱和道德上的困顿与堕落，比一般的人要更加触目惊心。这本小说表达了我的忧虑。你看，现在为什么有那么多有毒食品，水和空气也坏了？这些人赖以生存的东西都有毒了，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心也有毒、也坏了？在这个问题上，我非常担忧，痛苦，我觉得，重建社会道德是一个很迫切的问题，也包括知识分子的道德重建问题。

周新民：您的文学作品视野广阔，思想深刻，表现方法多元。我想和您谈谈您文学创作的思想与艺术的资源问题。您曾说过，您十二岁就看过《红楼梦》、《三国演义》，然后看过大量的戏剧、古诗。您能谈谈中国古代文学给您的影响么？

邱华栋：我觉得古代文学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是一直在进行，也是我很少谈论的。因为我就是一个中国人，我们自己的文化文学传统是我血液里的东西，不需要认真地强调出来，因此，我谈论外国文学和当代文学比较多一些。

我记得上小学我就喜欢听各类评书，那都是关于中国历史的传奇。刘兰芳、单田芳、袁阔成等成为了我的听觉导师。小学五年级，我读了四大名著，半懂不懂。后来自然地学习了古代文学的各个阶段的精华作品。不过，我后来对明清小说进行了认真的搜集和研究。《金瓶梅》自康熙竹刻本以来的版本，我有四十多个，大都是线装的，我可能会写一本关于《金瓶梅》的研究著作，看以后的兴趣了。我对明清世情小说的发展和演变到近代、现当代文学的线索，一直很感兴趣。一度我的博士论文还想写这个，后来和导师昌切老师商量，最后还是改成了对拉美文学和当代文学的比较研究。

中国古代文学成就非凡，但长篇小说的高峰也就是《金瓶梅》和《红楼梦》。我看来看去，对古代小说比较失望。不过，其中也有值得借鉴和发扬的元素。莫言就找到了章回体的优势，又找到了现代小说的语调，他“大踏步后撤”到传统小说里寻找资源，是成功的。对于我，我似乎对明清杰出的世情小说里那种百科全书式的对器物、心理、时间和结构的把握，要更有兴趣。不知道在我今后的创作中能否体现。

周新民：您曾写过大量的有关外国文学的随笔与评论，还出版了谈外国文学的随笔集《挑灯看剑》和三卷本的读书笔记《静夜高颂》。您最喜欢的外国文学作家有哪些？哪些外国文学作家作品对您产生过影响？

邱华栋：是的，我从十岁左右就读过美国作家马拉默德的《伙计》，又叫《店员》，从此喜欢上了外国文学。这很简单，因为外国文学能够让我感觉到新奇、陌生和差异性。此外还有技术上的因素。我是详细地研读了二十世纪以来的现代派文学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家作品，从中清理出一个线索，就是我自己称之为“小说的大陆漂移”。我发现，从二十年代的卡夫卡、普鲁斯特、詹姆斯·乔伊斯，到四十年代的福克纳、海明威，到一九六○年代的以加西亚·马尔克斯为首的拉美文学大爆炸，再到八十年代之后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兴起和印度、非洲本土与英语文学的兴盛，你看，这一百年的时间里，存在一个时间上延续和传递着某种现代主义的文脉与影响，在地理上，则明显有着大陆之间转换和漂移的现象。这是我的独到观察，是建立在我广博的阅读基础上的。

我对二十世纪人类小说的发展做了详细的阅读。我的三大本《静夜高颂》原名是《小说的地理》，出版时被改成了现在这个名字。八十万字的篇幅，分为欧洲卷、美洲澳洲卷、亚洲非洲卷，收录了我对六十六个小说家的读书评论，还附录了这些作家的中译本的全部目录。是很好的资料，写小说的应该看看。至于我喜欢哪些外国作家，可能是太多了的缘故，我就不说了。不过，我对拉丁美洲文学和东欧文学有所偏爱。

目前，我又开始系统地看十九世纪的作家作品了。我圈定了接近三十个小说家，像左拉、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雨果、莫泊桑、勃朗特等等。我想再写两册关于十九世纪杰出作家作品的读书随笔，这样，我就可看出人类小说两百年的发展历史，和大作家之间的互相的影响的隐秘线索了，这对于我个人是一个兴趣所在，可能对一些读者和同行，也很有帮助吧。

周新民：您出生新疆，成长在新疆，您能谈谈您的家乡给您创作的影响么？

邱华栋：新疆是我的出生地，对我精神的养成、性格的形成十分重要。我几乎每年都要回新疆一次，每次都在不同的地方走一走。今年去了库尔勒、若羌和楼兰古城看了看。我的父母亲是河南人，他们是五十年代进疆的支边青年，我就出生在乌鲁木齐郊区的季节河头屯河的边上。每年夏天这条河都泛滥着从天山上冲下来的洪水，到了秋冬季节，就是干枯的河流。

作为一个作家，我可能会从比较小的角度、比较私人的角度切入到对新疆的历史和现实生活的表达。目前还在观察、积累和构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