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内部争议

即使设计者尽量追求原汁原味地呈现原住民舞蹈，舞台上的原住民舞仍然受到本部族人的争议。

“云门舞集”在表演后出了邹族歌曲VCD和录音带，成了邹族青年学习的范本。但在邹族传统中，有些特定的祭歌只能在战祭前几天才能学唱，并只能由头目等少数人教导演唱。“现在不论任何人随时随地都可吟唱,（族中）长老们害怕这样会触怒天神,使族人罹祸”。

“原舞者”艺术团体表演赛夏族“矮灵祭”舞时,由于各种原因采用的是大隘部（北赛夏）的形式。演出后，遭到向天湖部（南赛夏）的抗议，认为这并非“矮灵祭”的正统。

“原住民乐舞系列——卑南篇”成员到卑南族各部落做田野调查，希望找出最能代表卑南族的乐舞或祭仪，不料卑南八部各有主见，结果在各部间产生嫌隙。

所以，少数民族在对话中的困境实际上就是他们对本文化进行诠释的困境。困境的根源在于主流语言和本民族语言间争夺诠释优先权时形成的紧张关系。少数民族很难在自我诠释的“策略取向”和“民粹取向”上作出抉择。这不也是整个族群运动的难题之一。

少数民族的对话对象并非都是经过人类学训练的热心人，而是对本文化“自以为是”的主流社会大众，这注定了少数民族发言人必须付出更多努力，包括为适应主流社会大众的理解方式而冒误读本文化的风险。

席郁兰 据杨晋涛《变迁社会中的少数民族艺术实践——以台湾少数民族歌舞艺术为例》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