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北京、天津、上海、广州之后，杭州也加入了机动车限牌城市的行列。25日19点，杭州市政府宣布，自第二日零时起，对小客车采取控制总量和“错峰限行”调整的双重措施。杭州市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26日对此解释，发布会选择在晚上7点召开学习的是“天津模式”。

何为天津模式？2013年12月15日晚7时，天津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从2013年12月16日零时起在全市实行小客车增量配额指标管理。怪不得是“学天津模式”，两地的做法确实“一模一样”，这不就是“拿来主义”吗？面对公众的质疑，生搬硬套外地“经验”，如此“拿来主义”可救得了政府公信力？

借鉴外地有用经验本无可厚非。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取得的成果，就有着灵活运用他人先进做法的成分。然而，这种学习借鉴是有原则的，万不可生搬硬套，否则只会画虎不成反类犬。

就汽车限购来说，天津模式难道很管用？19时公布消息，5个小时后就要实行限购政策，“几乎没有缓冲期”可算这种模式的最大特点。为何要如此？曾有“业内人士”分析，之所以不设政策“缓冲期”，是因为考虑到会出现抢购，扰乱市场。然而，这种政策真的管用吗？据报道，天津买家争抢激烈，甚至以砸碎样车玻璃后高呼“这辆车是爷的了”的方式来“购车”，如此市场难道不算乱？杭州此次出现的“车辆检测、交税以及选号上牌的服务窗口人满为患”等等现象，也印证了天津模式的行不通。

无论怎样，限购政策已经实现“硬着陆”，杭州终将挺过阵痛期，然而“拿来主义”的影响却不能一时消除。

在杭州发布限购消息之前，杭州市治堵办就对限牌政策多次辟谣，认为不具备限牌条件。然而很快便“大水冲了龙王庙”，让政府公信力受到了严重损伤，一些公众甚至将政府辟谣当成“狼来了”。如今，面对公众新的质疑，又以“拿来主义”做挡箭牌，群众对当地政府的信任度只会再次下降。

姑且不论限购政策是否科学合理，既然要采取这种政策，因城市规模等情况的不同，限购细则与实施时间等诸多要素也不一定相同，这就要求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况且已有四个城市实行限购，为何偏偏选中天津来学？可见，“拿来主义”不过是一种托词罢了，在为不合理政策进行开脱，根源还是某些部门的不作为甚至乱作为，注定了会影响到政府公信力。

公信力是一方政府施政于民的“命根”，一旦被损害，“执政为民”等等都将成为空谈。希望有关部门在为民服务中少点生搬硬套、多点实事求是，政府公信力可经不起“拿来主义”的折腾！（董悦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