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诗刊》副主编商震在“中原诗群高峰论坛”上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现在我国的诗歌产量要大于唐朝，每天诞生上万首诗歌并不是虚妄之言。可以这么说，当下诗歌的发展不亚于盛唐。”无独有偶，最近我在《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12年第2期读到一篇文章，名为《当下诗歌：诗歌史上最正常的时期》，该文作者燎原表达了与商震类似的看法：“眼下的诗歌——姑且把它设定在21世纪新十年这一范畴，既是当代诗歌史上最为正常的时期，也是最富文本成果的时期之一。”当下诗歌究竟是不是诗歌史上最为正常的时期、其发展是不是真的不亚于盛唐？燎原和商震从不同角度给出了各自的判断。我想，同意他们观点的或许不在少数，否定他们观点的也一定大有人在。作为一名诗歌爱好者，姑且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事物的权衡，总会有一个参照系。关于当下诗歌好坏的评判，同样如此。是不是一定要比肩盛唐、一定要盖棺定论为最？我看大可不必。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盛唐诗歌因其国势之昌带来气象上的“博大、雄浑、深远、超逸”(袁行霈《盛唐诗歌与盛唐气象》)，越千年而不衰，可谓“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王湾《次北固山下》)放眼回望，孟浩然、王之涣、王维、李白、杜甫，一个又一个如雷贯耳的诗人背后，映照出一个时代的浩荡文脉。而当下诗歌，因为多元、浮躁的时代特征，造成其写作上的喧嚣、芜杂。互联网的发展，更为其传播带来极大便利。于是，一个令大家尴尬的局面由此产生：写诗的人多于读诗的人。言外之意即是，诗歌的写作门槛很低，只要你愿意，人人都可以成为诗人。在这种背景下，势必会出现像商震所说的“现在我国的诗歌产量要大于唐朝，每天诞生上万首诗歌并不是虚妄之言。”但因此而抛出“当下诗歌的发展不亚于盛唐”之结论，难免会给人以牵强附会之感受。首先，当下诗歌与盛唐诗歌，一为现代诗，一为格律诗，原本在形式和意蕴上就无可比性。其次，正因为当下诗歌写作者众多，使得诗人队伍良莠不齐，山头主义、圈子主义盛行，拉帮结派者有之，沽名钓誉者有之，下半身、梨花体、羊羔体，你方唱罢我登场，玲琅满目，泥沙俱下。凡此种种，又怎能轻易说“当下诗歌的发展不亚于盛唐”呢？再者，盛唐诗歌毕竟经过了历史的检阅，才有了那些传诸后世的千古绝唱。若真要拿当下诗歌与之相较，再等一千年如何？
　　
　　当然，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即是当下诗歌在几代诗人的努力下，的确逐渐臻于成熟和完善。随着时间的流逝，新世纪以来，更多诗人以自己真诚的写作，让现代汉语诗歌走向了一个全新的境界。一批又一批的诗人和小说家一样，在当代文坛异军突起，引起了广泛关注，得到了许多读者特别是诗歌爱好者的认可。他们在与世无争的心态下，默默无闻地耕耘着。批评家谢有顺曾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小说可以畅销，散文可以名世，话剧可以成为政府文化项目，批评也可以寄生于学术场，唯独诗歌，一直保持着边缘和独立的状态。没有市场，没有版税回报，也没有多少文学权力的青睐，它坚韧、纯粹地存在，如同一场发生在诗人间的秘密游戏，有些寂寞，但往往不失自尊。”边缘、独立、坚韧、纯粹、寂寞又不失自尊，这同样是今天的诗歌现实，我们必须对此心怀敬意。
　　
　　进而言之，在当下的文学语境中，诗歌远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神圣，也远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卑微；远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阳春白雪，也远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下里巴人。“诗言志”——很多时候，它甚至不是形而上而是形而下的，或者就是一道阳光，一滴水珠，一声叹息，一句问候。自然而然，诗歌也远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颓废、那么堕落、那么边缘、那么沉寂、那么玩世不恭、那么不值一文；更远非文学发展中“扶不起的阿斗”。应该看到，古今中外，在赖以生存的这个地球上，有生命的地方就有诗人，有文学的地方就有诗歌。人类不灭，诗歌永存。
　　
　　因此，对于当下诗歌，我们既不要自欺欺人，也无需妄自菲薄。就个人而言，对于诗歌的当下与未来，我始终保持清醒而又乐观的心态。在我看来，一个真正的诗人，内心必然拥有超强的定力，从而抵挡俗世中的各种诱惑。这样的诗人，即使无法成为伟大的诗人，也断然不会成为平庸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