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时间没有坐下来读长篇小说了，或许现实的人们很少也很难有足够的雅趣去捧读一部大部头长篇小说，这与现实文化的氛围有关，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这部长篇小说，我的初步评判是：题材和主题都是别开生面的，皱皱褶褶里都是味道。觉得必须认真仔细读，才能品尝其中的味道和从中吸取营养。尤其是语言里的内涵，它不仅文字的排列能让阅读者欢乐起来，而且每一段每一句都不是有可无可，句句都饱含着感情的汁液，而且看上去不动神色却富有哲性思考，这不是一般品格的作品可以胜任的。

　　小说读了六章，不到五分之一的内容。已感到这本书的故事内涵要比“红高粱”要深沉透彻得多。它反映了一个巨大的时代跨度下的人文情怀。一群无辜的人，他们纯朴善良，在那个古老的村庄经受了岁月动荡，一直生活在期盼和煎熬中。 从第六章开始，小说渐入佳境。小说人物的命运线索开朗起来，古老乡村的文化氛围豁然浓烈起来。关于这段历史的背景，其文化、政治、道德、伦理等方面的反思寓意初露端倪。小说的乡土气息浓烈，表现在山西地方语言显著，描写细腻，个别段落给人以抒情散文和史诗般的艺术享受，这种唯美的笔调与乡土气息，形成强烈的反差，给人印象颇深。

　　小说的第一部“天问”，描述了抗日战争使梨花庄变成了寡妇庄，仇二狗一次性带走了36个壮士，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三大战争，不算逐年征兵量，只这一次36个男人就仇二狗一个人活着回来，另一个天胜爹下落不明，其余全部阵亡。而这其间无奈的“羔羊”般的寡居的女人们面对疮痍的大地哭泣着，梨花庄的女人们对生死未补的男人们充满渴盼和热望能逃脱战争的劫难。而人文悲剧的产生仿佛比战争还要残酷，仇二狗的女儿仇惠儿的出生缘于一条常常出入在厅园里的小花蛇突然失踪，都说惠儿是蛇精转世，她的哭笑都能占卜祸福，她的祷告能护佑生死，谁和她有关联谁就活的念想。于是，一时间惠儿成了35个家庭的干女儿、干孙子。同时四岁的幼女，必须履行一个义务为出征的男人在庙堂祷告7天，悲情便开始蔓延，惠儿在这一善念的摧残下生命垂危，导致娘以身相许，越轨失贞。随着阵亡名单报告，刚烈的童养媳久妮婶扎瞎眼睛为烈士表示终身守节，腊月娘因一次与男人有染上吊身亡，荷叶娘被怀疑不贞跳井自杀，奶奶因娘怀了身孕，担心世人唾骂，门风破败郁抑而亡。而惠儿娘等了十年的丈夫最终等了一纸休书……这一部分足能称得上是把中国“寡妇文化”写了个透彻淋漓。悲剧由战争引起，战争背后生命的苦难却是文化的戕害。这里的双重悲剧精神是人类的，也是民族的。

　　第二部“地问”该死的死了，该活的活了，梨花庄的寡妇们失去了丈夫却迎来和平，由于新政府对烈属精神待遇的格外优待，女人死去丈夫的，孩子死去父亲的很快被“光荣”抹平了创伤，狂欢起来，以致三毛要烈属子弟身份的愿望，父亲为“集体救火”“光荣牺牲”成了一大悬案。新的时代演绎着新的悲剧，大炼钢铁的浮夸，三年饥馑的过渡，人性在激烈的冲突中开始大暴露，村长九妮婶权欲的膨胀，为邀功请赏，手持鞭杆吆喝人出工，到山外学会了放卫星，一次一次交征购粮，直到把口粮也押上，显示为烈士村的觉悟和丰功伟绩，这个理由没有人反驳。导致饥馑率先在“寡妇村”侵略生命。因为高强度的劳动，因为生死攸关，寡居的女人必须投奔男人，但文化又威胁她们这是“不贞”行为。久妮婶就是头一个侩子手。于是导致，玉米和惠儿的出逃、银宝婶的婚变、倒插门女婿受欺，喜鹊娘跟男人私奔，天胜娘无休止的等待等等。这种悲剧不止是来自社会形态，仍然是俗成约定的文化所致，是社会意识形态与文化积淀二元夹击的结果。作者感叹：“文化如同营养丰富而且也有毒的蛆虫，一方面显示着它的光辉，一方面显示着它杀人的威力”。这种渗透在民族肌理中的悲剧是人自身无法逃避的。然而在这种“坚贞”的文化中，娘和银宝婶最见峥嵘。银宝审因生活困境必须“娶”一个男人回来，可地常常喊银孩喊出银宝，最终银孩弃她而去。这种内外分裂的悲惨是自身的悲剧。娘为让爹这个英雄、一县之长能光彩地站在梨花庄人面前，拣回无人监护的孤儿奇迹般地渡过了饥馑，让爹大为震惊，从而对娘心怀内疚，这对爹是形成了最大的惩罚！但对九斤叔是最大的不公平，但九斤叔心知肚明却并不言说，或许九斤叔因早期对娘造成的不幸一直在内心忏悔，所以他始始是这娘俩的保护神。这种到处蔓延着悲情的味道，同时也彰显了一种人的精神！正是因为九斤叔的仁厚，再一次造成了惠儿的悲剧和死不瞑目生命追寻……

　　作家陈亚珍在作品第三部《心问》的题记里写道：

　　“爱是平等的一种感情，而怜悯是居高临下的姿态。正如帮助是不求回报的，而施舍却需要感恩戴德。人失去了仁爱之心与自然之真，连眼泪都带有表演性，人世间还有什么是真的呢？”

　　作家对人类文明的深层次思考和鸿篇巨著文字的纵横捭阖，来源于对社会人伦的细腻观察，多种知识修养的日积月累，创作素材的充分提炼取舍。这些简朴、率真的文字，在我眼前为之一振，闪耀着思想伦常的光辉。在我看来，题记不光是《心问》主题的简单标注，更是全书精华倾注的落脚之处。在这里，我似乎找到了该书书名蹊跷的答案，羊为什么会哭，猪为什么会笑，蚂蚁为什么病了，难道就没有它们自由栖息安宁快乐的空间吗？做了近20000字的笔记，可以总结评价了，作家在创作上的人文追求境界是崇高的，直面关乎人类的生存环境、秩序和真诚、真爱的永恒命题不懈的叩问。《天问》、《地问》、《心问》只这三问就夺人心魄！天父既然造了人的生命，为什么人间还要以战争灭绝人的生命呢？地母既然是养命的根本，为什么饿死生命无数？人父既然是繁殖生命的主体，可为什么没有爱子女的资格？为什么历史主义驾着欲望前行，碾碎的是伦理道德？元凶是谁？书中没有答案，似乎是人类自身的罪过，这种带有人类和民族灵魂的反思是深刻的。所以，我要说，该书的创作凝聚着作家的心血积累和孜孜不倦的追求与思考，她从历史、人文、自然、环境、生存、情感、社会发展以及现代文明诸多角度，牢牢把握住了时代发展变迁的脉搏，是一部跨世纪的现实主义作品，公正的讲：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将会是中国文学二十一世纪之初不多见的扛鼎之作。在此，我谨向作家陈亚珍女士的辛苦耕耘表示由衷的敬佩和祝贺！

　　该书的手法是第一人称，以死而复活的“灵魂”为视角，皈依人间寻找自己的“身份”，这个意象是比较费解的，记得果戈里写的《死魂灵》的主人公乞乞科夫到各地收购死魂灵，以其奴隶数目的众多显示富有，可陈亚珍作家笔下的“死灵魂”回到人间是寻找身份，寻找爱与人世之情，显然是一种超越世俗的视角。“灵魂” 不停地叩问“我是谁”，不停地寻问“祖”的下落，她说她活着是没“祖”的人，死去是没祖的鬼。于是她问天、问地、问父、问母，这个叩问折磨了她一生一世，死后还要回来叩问，然而，问天无言，问地无语，问爹、问娘全都沉默，他们不可能给惠儿一个满意的回答。读到后来才恍然大悟，她寻找的不止是自己的“身份”，而是民族的“身份”，当权欲、利欲、名欲、私欲，虚假、冷漠、市侩、黑心，充斥了人间，灵魂说：

　　“我知道我是谁了，无论我犯下什么样的错误，我都是个真实的人，一个守护感情的人，如果说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那么人的全部身份就在于爱与信念！可我看到人类正在丧失自己的身份，那么我从哪里来还很重要吗”？

　　由此看来，作者从形而下的寻找，折射着形而上的大寓言，那么在“灵魂”看来，没有爱，没有情感，自动放弃思想的尊严，是不是遍地都是肉人，因而生活得猪狗不如的她，顿悟怎样才算个“人”的道理，这就是她死而复活的收益。这样的追寻在国内恐怕还是绝无仅有的。作家使用了诸多意象特别耐人省味，比如梨花庄人患了一种怪病叫“鬼舔头”，村里为逼邪撒了一村街白石灰，看上去像个“大病房”，在饭店里“灵魂”听到吱吱尖叫的“人头宴席”等等。作家的敏锐、忧患尽在其中，好多笔墨用了变形的手法，看似荒诞却是现实的残酷。作品分两条线索，一实一虚，灵魂回到人间访问时，把大量的史实切贴线上，具有实幻品质，心理描写尤其见重，灵动虚幻的笔法，增添了艺术感染效果。这让读者感觉到，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曲折迂回，生生死死，希望和幻灭共存，悲欢离合，恍如一梦方醒。大地不安，灵魂依然找不到应有的归属，天堂之门为何不为惠儿打开？或者说，进了天堂后惠儿为何还要那么执着地反问人间的不公和虚伪？

　　“人类也许最可怕的不止是权力的角逐，还是人心的黑暗！”这是惠儿发出的惊叹。爱与恨，撼与惑，在魂灵的梦幻中得到期许，得到升华。

　　作品最见功夫的还在于塑造人物，能数得出近三十多个人物血肉丰满，呼之欲出，其文化心理细腻准确各不相同，而且在人物设计上有很多对比性。活生生的刻画了几对形象和性格鲜明的人物。比如在亲情上爹与九斤叔，娘与大娘、侉娘的各有千秋；在人格人品上善良的娘与凶残的久妮婶，耿直的惠儿与狡诈的玉米，爹与莫书记同属革命功臣却是不同的思想境界和作风，正直、有知识的侉娘与不识几个大字却颇有心机的莫妻，青梅竹马的天胜哥与投机势利的丈夫张世聪；在婚变上：娘无奈的委曲求全和银宝婶的反叛对自身幸福的追求，等等都描绘得非常真实并富有艺术感染力。

　　有些话语直穿事物的本质，如：“把持公道的人在在流氓面前是个懦夫，伪君子、失踪者，只有在正直者面前才板起面孔显示应有的威严。在这种畸形的竞枝赛中，任何一种资源都可以操纵到极致，唯独正直不生效”。 “世间为甚那么容易原谅一个恶人的劣迹，却对善者一再扭曲呢？”。 “我常常被金钱和权力的魔爪扼住我的咽喉、充塞我的嘴巴，我可以挡住一部分金钱的诱惑，却挡不住权力的驾驭！金钱是潜规则，人际是一架逃不出去的庞大机器，你是其中的一个小零件，如果不被其所带动，便会被庞大所扭曲所压垮”。“战争年代生命流血肉眼看得见容易引起世人愤怒，和平年代灵魂被涂炭肉眼看不见，容易使人麻木、顺从、妥协”！ “既然世人无能力惩处坏人，好人就只好去死”。“人应该研究光而不是黑暗，心应该留住爱而不是恨。” “人如果丢弃了良知就丢弃了最后一点文化。我终极了生命是拒绝心灵一再腐烂，既然‘成功’背后充满丑恶，那么我为什么还要做‘成功’的贱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