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这部小说印象最深的，不是事件，也不完全是人性之恶，而是作者所写“我”的内心世界的丰富和多彩。多侧面、多层次表现，如果用一个词修饰，就是曲尽其妙。“我”的出身、“我”在家庭的地位、“我”和其他人物的关系，甚至“我”的前途都是微妙的，是不可一言说尽的，不像一般人那样黑白分明、正反两极。“我”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有点不明不白，呈现模糊性。“我”的出生的特殊性，决定了“我”的一生路途具有许多变数，作者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每一个可利用的场合都加以利用，着力发掘其文化内蕴，使“我”的人生道路一直曲曲弯弯，每到临界点又返回来，从来没有坦直过。正是从这里看到作者心思的缜密，写作时思想的高度集中，写作技巧的成熟。

　　小说第四章有一段描写：

　　惠儿？兰菊家的闺女？

　　我说是的，干娘，我想回来看看庄子里的干娘和天胜哥，可是他到哪里去了呢？天胜娘呵呵呵地哭了，听上去和笑没甚区别，她说世事不古啊，你爹把俺天胜的爹带走下落不明，俺天胜出去打工三年没个踪迹，庄里人出去找也没个音讯，梨花庄地气坏了……惠儿啊惠儿，你爹害了一庄的男人，他自己还好好地活在世上，他当官当得安稳么他……

　　我说，这不是我爹的错，这是战争的错呀干娘，难道我爹不带走，他们就会幸免一死吗？

　　呸！天胜娘唾了我一口就挥起拐杖打我，说不要甜哥哥，蜜姐姐地叫我干娘！你这小蛇精，你只保佑你爹回来，你葬送了三十四个干爹的性命还有一个下落不明，你心眼窄巴的过不去一根针一条线呀惠儿……

　　我泪眼朦胧地望着天胜娘，这一切言语在茫然而怀疑中进行了半个多世纪，可我怎能抗拒战争的残酷性？是的，我也奇怪，爹爹身经百战，身体连弹片都没有挂过一星半点，这难道是我身上的精灵在冥冥中的偏私？

　　这段话在整部小说中是很普通的，但它有丰富的潜台词。这是在“我”死后多年，“我”的灵魂跟活着的天胜娘对话。作者站在全知的角度，它凝缩了整部小说的内容，它预示了小说后边的发展，它也隐含了小说所要表现的主题。小说以大篇幅叙述“我”生前这个村子、“我”和“我”周围人们时而好、时而不好的关系和纠葛，却不时以灵魂出现，使人们看到现在——即新时期——人们的生存状态。在拉近了过去和现在的距离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它不仅要人们知道故事，还要人们回忆，还要人们思考，它所唤起的读者的艺术感知能力是多重的。

　　寻根问祖是贯穿这部小说的自我意识的一条红线。偏偏“我”自身的血统就存在诸多可疑之处。“我”还未出生，爹就走了，“我”一直想续上血脉，可见不到爹爹。本来“我”自己是清楚的，大伯、三叔也无不承认，可娘的不贞为本来不成问题的问题加上了问号。到后来，又被玉米平白无故地宣传、夸大，连爹也产生了怀疑。“我说娘，你会有一天不要我吗？娘愣怔了一下，说傻话，娘不要你要谁？要不是你，娘早就不在世上活了。我说我对你就那么重要吗？娘说可不重要哩，人活在世上就是活一个骨肉血缘的牵挂，没牵没挂活甚味儿呢？我说可我爹从不牵挂我，他连我是他大女儿都不承认。娘说他不承认你是他大闺女，承认你是老几？我说，胜平是他大妮……我钻进娘怀里哭了很久。娘用手抚摸我的头发、肩胛、手……只有在娘这里我才有相依为命的具体感觉。我对爹的仰慕保持着单纯的热情。然而我在经意和不经意时总是听到和感到爹对我的遗弃。所以娘对我就格外的重要了。”娘和蛇神九斤的同居，在“我”心灵上造成的伤害几乎永远没有平复。当娘跪在九斤叔窑洞外祈求收留的时候，“我”跟娘站在一起；可是当娘要“我”叫九斤叔为爹的时候，“我”反抗了，“我不仅不跪，而且更不可能叫爹。我已经有爹了，我苦苦等了我爹十二年，我从来没有机会叫爹，我爹就快要回来了，我马上就和别家孩子一样有爹可叫了，怎可以中途出现一个新爹？……”不说蛇神九斤这个新“爹”，即以亲爹说，小说中所写“我”的感情就有许多种。有从未见过爹的思念，有替爹挨骂的冤屈之痛和幸福之感，有见到爹前的喜悦，有被爹冷落的难堪，有被爹怀疑和不认可的痛苦……“我”所有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 我” 的命运的坎坷莫测，全都跟爹联系在一起，全都因爹而产生。我们从别的作品中看到的父女之情，大都是比较单一的，而这部小说，可以说，把天下父女之情写尽了。

　　再看作者如何写自杀：“……我感到了生命的疲惫。这当儿天堂的钟声在午夜响起，我就要带着肚子里的生命，去赴天堂的钟声。我的心是冷的，情绪是静的，我坚信这一刻的决定能成功！于是我开始了行动，用剪刀的利刃刺向我的喉咙，有一阵刺痛让我难以忍受，意识在清醒的时候我将自己的呻吟捂在厚实的棉被中。身体进入了不可阻挡的下沉，速度越来越快，并且开始旋转，如一阵风极其顺利地吹散了我的身体，我感到自己化成了潺潺小溪，流向远方，眼前白茫茫一片……”（第537页）

　　玉米也使“我”的爱情风波迭起，充满诡异。“我”、玉米、张秘书之外，还有一个天胜。虽然“我”跟天胜有亲近之感，但在村子里的时候，玉米已跟天胜订了婚。来到学校以后，天胜托人给玉米带来一条红围巾，玉米不在，由“我”代收。“我”把围巾给玉米，玉米却“藏在背后不高兴了”，后来又扔在地下。张秘书拣起来，“说他是你对象？玉米反唇相讥，谁说他是我对象，以后少在我面前提他。张秘书看我，我更是莫名其妙。”原来玉米已经感情别移，把心思放在张秘书身上了。本来，爹早有心思把张秘书跟“我”捏合在一起。这样，两对男女组成两个三角，四人之间的感情纠葛不时演出好戏。“我”有高兴的时候，有气愤的时候，有失落的时候，有疑惑不定的时候。跟小说写父女之情一样，“我”的爱情的五味瓶也全部呈现在读者面前。

　　这部小说不是编年史，而是心灵史。作者不是按事件的先后叙述的，构成小说叙述主线的，是叙述者的思路。她把“现在时”和“过去时”交叉起来叙述，便于把长达六十多年的生活凝缩在一起，使人不仅能看到整体，而且有亲近之感。再说，这样写，也使对人的形象的塑造，有了厚度和立体感。作者笔下的人物大都是圆形人物，而不是扁形人物。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杰出的不一定是著名的》，一些人著名，不是来自作品本身的价值，而是来自于炒作。书还没有出版，就通过媒体说此书如何好，其稿子在竞拍中卖了多么大的高价，出版方是如何防止盗版，等等。本来，一部作品价值如何，只能等那作品出版后受人们检验，在出版之前就这样大炒特炒，那绝对不能认为是正当的。我想象不到那‘一篇评论’何以‘能写红一个作家’，只想祈祷它不是‘炒作’的。

　　在我读过的小说中，很少有像本书这样，深入到人性的深处，从多方面解剖，从多角度表现，对人性做如此深刻、如此全面的揭示，对人性之卑劣做如此不留情面、深入骨髓的批判。鲁迅批判了国民麻木、守旧、得过且过等等的劣根性，但鲁迅的小说几乎都是短篇，篇幅有限，所写人物单纯、故事集中，往往只有一时一事，在人性的表现上存在诸多困难。这部小说不同，它所展现的宏大的叙事规模，为作者尽情地表现她所憎恶的人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她对那一段生活的熟悉又使她的描写具有强烈的真实性和生动性。最近人们常常用“晒”字表现“展现”、“亮出来”一类意思。这部小说就是把人性“晒”在太阳底下，让各种各样的人性曝光，主要是让各种丑恶的人性曝光。作者是站在比较高的角度，观察和要求她所描写的人性的。我初次读到这部小说的时候，曾跟作者就人性问题有过讨论。我对“文革”中看到的人性之恶感到厌恶，对新时期另一种人性之恶同样没有好感。但我认为，这都是暂时的，过一段时间会好起来，人类社会最终会走向大同世界的美好境界。我之所以写《走向大同》（笔者《人类三部曲》之三，即将在海外出版）这本书，就是要表达我这个认识。但陈亚珍似乎不这样看。我感到，作者对她看到的人性之恶有切肤之痛，她似乎是为着鞭挞、指斥人性之恶而写这本书的，揭发人性之恶是她的目的。

　　这里说的人性，不是指人的自然属性，而是社会属性。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里说的人性，就全部在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也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人性才有美丑的区分。离开了社会关系，无所谓人性的美丑。

　　爹把三十多个青年带出去参加抗日队伍，不仅是第一部的核心事件，也是全书的核心事件，此后故事的发展都由此而来。书中最早的人性爆发，就集中在这件事上。按说，这是民族解放的大事，是保家卫国的正义举动，本应该受到人们的充分肯定。可是讲究实际的老百姓并不从这个方面去看，他们是从切身利益出发的。他们看到、感到的，是自己家里的顶梁柱出去了，指靠不上，给她们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在他们看来，要不是爹举起抗日的大旗，不是爹带领乡亲们跟鬼子斗，鬼子不会来村子里杀人放火。尤其使那些“军属们”感到无法理解的是，他们自己的亲人被打死了，他们收到的是令人心碎欲裂的“死亡通知书”，“军属”变成了“烈属”，而带走自己亲人的爹不仅没有死，反而升了官，获得了荣耀。我”的处境、全家人的处境也跟这件事密切相关，有翻白眼的，有背后指着骂的，各种人性不一而足。也不是一直如此，随着事件的发展，或者说随着各种正反不同消息的到来，人性会跟着变化。曾经生气的变得亲热起来，曾经亲如一家的忽然成了仇人，骂个不已。只有大伯能够正确理解。大伯是个最老实的农民，是种地好把式，但是论见识，论胸怀，论应变能力，他都是首屈一指的，在这个家庭，在这个村子，他都像擎天大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