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根溯源，造成胜惠和她母亲一生悲惨命运的决定性因素，主要不是抗日战争，也不是男人的无义，而是积淀在人们心灵深处的传统伦理道德。女人来到世上，命定永远属于他人，没有自己的独立性。按照传统伦理，女子要从一而终，不能有三心二意，不能跟其他男人有任何接触，所谓男女授受不亲。凡有过接触甚至“发生关系”的都没有好结果，没有自己了断生命的，她一生一世都不得好过。娘属于后一种。“我”被当作能拯救众人的小精灵，“被爹带走那三十五个人的性命都撂在了我的肩膀上，他们的亲人都在托付我替他们祈祷平安”，“三十五个男人的家属”，“排着队等着我去保佑”。巨大的精神负担，最终压垮了这个孩子的脊梁骨。找了多人诊疗，都没有效果，只能求助蛇神九斤，于是娘把她送到蛇神九斤所在的紫嫣山庄。奶奶说：“惠儿病着出去，活着回来，兰菊立了大功！”可是在别的女人看来，娘就有了不是。娘也确实跟蛇神九斤有了感情，后来过上了同居生活。这成了压在她头上最沉重的石头，她一生都没有从那块大石头下解放出来。

　　梨花庄是一个被深厚传统道德统治着的小村庄。村里有一座贞节牌坊，是为久妮大婶立的。张久妮还没有嫁过来，她的未婚夫死了，她用针扎瞎了一只眼，表示为死去的丈夫终身守节，永不嫁人，于是村人为她立了这座牌坊。这是一个象征，更是一个隐喻。作者写道：“沉重的文化无时不在显示它光辉的一面，同时也显示出有毒的一面。自从贞节牌坊竖起之后，烈士亭里，不断有女人以腊月婶的方式与丈夫同归于尽，以身殉‘节’而完结生命……梨花庄就凸现出了‘望夫坟’与‘望子坟’的景观……”这就是梨花庄的生活现实，就是中国传统农村女人们的生活命运。女人女人，性别本身就带着原罪，女人的一生，性别的原罪一直陪伴着她。这是人世间的最大不公。

　　更不幸的是，这种传统伦理并没有随着时代变迁而淡化。从小说后边的描写来看，由于瞎眼久妮大婶掌握着村里的党政大权，她为了把她的贞节的“美名”传播下去，她在捍卫着共产党的新政权的同时，也捍卫者陈腐不堪的“三从四德”“男女授受不亲”的“妇道”。年幼的一代女子，不仅没有扛起妇女解放的旗帜，反而接过了久妮婶交过来的贞节接力棒。玉米教狗咬了她最见不得的继父的“老二”（生殖器），逼得继父一走了之，使母亲继续徒守空房。作为叙述人的“我”，好不了多少，她对“娘”跟蛇神九斤的关系念念不忘，总以“不贞”视之。封建伦理的磐石较之生活上的困苦，更能啃噬人们的心灵。

　　陈亚珍的这部小说，比起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来，具有更深沉的思想力度。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意日法西斯主义侵略者发起的，描写“二战”的残酷和它带给人们的苦难，就是对法西斯主义侵略者的鞭挞和控诉。当年对《一个人的遭遇》的批判和指责，我以为是脱离实际的，不妥当的，因为揭露了战争的残酷和非人性，就是鞭挞了法西斯主义的罪恶。如果把标准提高，从“无产阶级党性”的高度来要求，说《一个人的遭遇》在对战争性质的描写上缺少鲜明的是非观念，那么，这样的“问题”在陈亚珍的这部小说中也是不存在的。写抗日战争不是作者的目的，抗日战争只是向作者提供了一个客观事件的背景。作者是由这个事件本身描写传统文化是如何使那一群妇女经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双重煎熬和磨炼的。是传统文化和人们的伦理道德遗产带给那些女人们巨大的精神创伤和折磨。

　　战争可以摧毁人的肉体，但同时带来了光荣。小说里就有一个儿子为了“光荣”逼着父亲去当“烈士”而父亲真的去当“烈士”（没有当成）的故事。传统道德伦理，传统文化，可以使人的生命延续下去，但却彻底摧毁了人——特别是女人——的精神，剥夺了人的名誉权、荣誉权，使你一辈子生不如死。这就是这部小说对抗日战争的描写告诉给人们的。

　　在我国，写抗日战争的小说不少，但是如实、真切地回答“战争给男人带来了展示威武的机会，可带给女人的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却少而又少。在写抗日战争的文学作品中，能够把罪恶之源既归于侵略者的残暴无耻又归于传统伦理道德对人们精神的厄杀的，使两者同被当作应受谴责、应受批判的腐朽文化的也是很少的。我们曾经有过荷花淀女人们的开明和清新，还有过青年男女对自由婚姻的热烈渴求，但那仅仅是中国农村的一角，有一些更多地受到现代城市的影响，中国广大农村妇女的真实生活状况，究竟如何，是值得探究的，更不用说那些虚假的描写，廉价的歌颂。陈亚珍这部小说在对抗日战争的描写上，过去写到的，它没有，过去没有写或人们不敢写的，它有。从中看出陈亚珍对任何一种文明都充满质疑，无论是人类文明还是民族文明，只要对生命有极大的伤害，无论以什么样的名义，她都要质问。比如民族的“贞节”、人类战争的“丧生”。“二战”她问的是天。她对苍天质问的不止是民族的苦难，还是人类的苦难。战争无非是邦与邦的争霸，可牺牲的却是人的生命，那么上帝所说的“爱人”就是一个大谎言。我想，就是上苍读了也会垂泪的！它突破框框，别开生面。这就是它在抗日战争描写上的独特成就。常常听到在某某题材的表现上应该有所突破一类话，若问在抗日题材的表现上有什么突破，我以为陈亚珍这部小说很值得研究。

　　几年前，这部小说刚刚写出以后，作者曾打印一份给我。读了之后，我觉得这是一部有深刻思想的作品，而且触及了人性，触及人类生活的一些极为隐蔽的领域。如果在别的国家，这样的作品可能会引起很大轰动。我当时写信告诉作者，还是要相信自己，不必着急，总有被认识的一天。迟一点出版也许有好处。作品的价值有时候不能由作品本身决定，而是由别的因素决定的，在我们国家尤其如此。

　　这部小说共分三部，每一部写一个“战争”。第一部写的是“武力战争”，第二部写的是“饥饿战争”即：与过去的一切私有化体系做彻底告别，进入公有化体系，作品着重写公社化时期大办食堂、人们放开肚子吃到最后连树皮也吃不上，许多人活活饿死。第三部是大革文化的命，即：“政治战争”。但我认为作者还写了一大战争：“金钱战争”。

　　凡是从那个年代生活过来的人都可以看到，作者的描写是真实的，深刻的。小说这样写大饥荒：“梨花庄的饿来得格外早。在我记忆中，饥饿绝对不是面黄肌瘦，而是白胖透亮，村街上几乎无一例外地晃动着这些笨重的身体，走起路来却像风飘一样头重脚轻，须得扶着墙循序渐进。所有的脸都大如银盘，且鼻梁与脸腮一同码平，五官争奇斗艳。村街上再也看不见聚堆的蚂蚁昆虫推让食物了，它们惊慌失措匆匆奔走，好像对生命比人还要充满危机的意识。盯着匆匆躲人的生灵让我愕然！”为什么那些昆虫“充满危机的意识”，就在于它们早已做了人们的盘中餐，到田野逮蚂蚱，捉蚂蚁，早已司空见惯。到后来，观音土成了养活人们的主要食粮，衣服也被人们撕成一条一条，吞到肚子里。生活不下去的人一批一批倒下。 “我眼睁睁看着那么多人倒下去歇一歇就起不来了，这个时期叫我知道死人是怎样的容易，比踩一只蚂蚁，抿一个蚊子都容易。”

　　第三部所写“文革”，现在五十岁以上的人可能还会记得。街上武斗队耀武扬威，会场上“打倒某某”的口号声震耳欲聋；昨日的“战友”今天站在截然不同的两个阵营，曾经以生命保护过的下一代会成为造反司令或揭发罪行的第一打手。这在小说里有如实生动的描写。最令“我”想不通的是，爹竟然是现行反革命和历史反革命双料货，揭发爹现行反革命罪行的人中有她的名字，而且“有我的手印为证，意要与爹划清界限”，原来是跟随爹多年、被爹看好、把“我”嫁过去的丈夫所为。“文革”中今天在上、明天在下像翻烙饼一样的现象，在作者笔下也都表现了出来。

　　说到“大跃进”及其产生的负面效果和十年“文革”，曾经有许多文章和论著探寻产生的原因，大都把它归结为中国的特殊“国情”。这当然是对的，因为“内因”是发生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忽视对我国历史和现实、文化和传统的分析不可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但仅仅着眼在我国具体情形的分析上，是不够的。不能把小说所写仅仅看作发生在中国的事情，是中国文化造成的中国人的苦难。特别是，当我们把中国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看的时候，所说“内因”，就应该不止是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文化和传统了。十年前，我在《鲁迅和林语堂》的《自序》中说过，二十世纪是全人类进行共产主义大实验的一个世纪，这本书向我们提供了共产主义大实验的一个活标本。要真正理解这部小说，只有放到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这个大背景上，才能看清楚它的意义，也才会有更深入、更准确的理解。

　　陈亚珍这部小说中所写重大事件，每一项，苏联这“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曾做过，中国发生的许多事情，都不过是苏联“革命”的复制，只是具体形式不同罢了。如果说中国的抗日战争和苏联的反法西斯卫国战争，是由德、意、日三个法西斯主义国家造成的，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只是被迫应战，那么，后两个战役就具有主动实验的意义，就是他们极左思想的产物。苏联在十月革命后不久，颁布粮食征收制法令，实行粮食垄断；中国在一九五五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苏联在二十年代后期，开展消灭富农的运动，把农民都赶到集体农庄里，中国则是先搞合作化，一九五八年改为人民公社化；苏联因消灭富农和集体宰杀牲口造成大饥荒，中国在公社化以后出现了大饥荒；苏联多次开展“大清洗”和批判运动，把在思想上、意识上甚至做法上跟当局不完全一致的各级干部和知识分子杀的杀，关的关，而以三十年代由基洛夫被杀案引起的大清洗为最严重，经过数年，据官方公布，受迫害的共有一百三十四万多人，实际上远不止此，仅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两年逮捕的人数就在三百万以上。中国六十年代的大饥荒是由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引起的。这个“大跃进”并不是毛泽东的创造，同样来自苏联。马龙闪在一篇文章中说：“在中国，很少有人知道‘大跃进’起源于苏联。苏联当年的‘大跃进’，发生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三年间。只要翻阅一下这期间的《真理报》，‘大跃进’这个字眼，就会频频跳进你的眼帘……”（《苏联真相》第2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