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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从细节描写上，我们也能看到从苏联传来的新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实际上跟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毫不相干——的深深的烙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序言》里再三要人们记住，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就要设法消灭包括自身在内的一切阶级，然后施行真正的广泛的民主，保证“人的自由发展”——既保证“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也保证“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可是在苏联，却把自由踏在脚下，以“阶级斗争愈益尖锐、激烈”为借口，大搞阶级斗争，没有阶级敌人，也会制造出来，列宁所说的阶级斗争其实都是由党、由执政者自己制造的。这种理论和实践影响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五十年代后期，毛泽东要人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说什么“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就是从苏联搬过来的，后来不断加码。这些，在陈亚珍的小说里都有生动的描写。“诉苦大会，没有阶级敌人是不行的，仇万福死了，继贞先生也调走了，仇万福最宠爱的小老婆姣姣就成了‘敌人’”，由革命培养起来的积极分子张久妮大婶拿着杀羊刀把姣姣的奶头割去。小说主人公说：“那个时候教给了我怎样恨，而且知道要想过上幸福生活，必须先学会恨。”苏联人为什么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把它当作打人的砖头，在你不接受统治的时候，就把你当作敌人，给以“无产阶级专政”的拳头。梨花庄就演出了一场又一场制造敌人然后把他打倒的戏剧。以致这个村的人得了一种“恐慌症”，迅速蔓延，弄得人心慌慌。
在这里，不能忽视了张久妮的存在。天胜奶奶是吃饭撑死的。这个事情发生在吃大锅饭的时代。久妮婶宣传：我们社会主义的粮食三年也吃不完，你们都放开肚子吃吧，不要吝惜，不要小手小脚。已经知道，此人是为夫守寡、永不嫁人的贞节典范，竖在村里的贞节牌坊就是她的纪念碑。有谁能够想到，这样一个“封建”得不能再封建的女人，到了共产党统治下的新社会，却成了梨花庄共产党的支部书记，她的每一句话都可以使梨花庄山摇地动。久妮婶是真理的化身，权力的化身，更是党的化身。也有人跟她斗争，代表着另一条“路线”。那人是天胜娘。天胜娘固执地认为，人命比什么都金贵，人是这世界唯一尊贵的。“天胜娘说，俺不反党也不反社会，俺就想弄清楚人的命值，还是证明一个说法值。久妮婶说当然是证明一个说法值，因为对认识新社会有利！天胜娘说社会好坏还非要死个人才能证明，那撑死俺婆和撑死别人有甚差别，命还有薄有厚呢……”这场“两条路线的斗争”没有继续下去，在权力面前，天胜娘屈服了，跪在地下向久妮婶求情。久妮婶的权力并不是人民赋予的，是党赋予的。这是苏联模式在中国的重演。张久妮的形象，除了她忠于丈夫、永不嫁人这一“中国特色”外，她身上的其他特点，在苏联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读惯苏联文学的人会以为是苏联某些典型人物的中国版。苏联后来解体了，是他们完全、彻底地违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违背《共产党宣言》的真精神的结果。恩格斯晚年把《共产党宣言》概括为“原则性”和策略纲领两个部分，而对策略纲领又格外重视，说谁要“背离”了《宣言》的策略纲领，就会“受到惩罚”。苏联人不仅“背离”了“策略纲领”，也“背离”了《宣言》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语），即“原则性”，他们走向解体，是必然的，也是革命导师早有预料的。苏联解体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错，有人把苏联解体归罪于马克思主义，说马克思主义“不灵”了，“完结”了，冤屈了马克思主义和两位创始人。
在上一节，我把这部小说跟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做了比较。那是就第一部说的。就整部小说看，它所提供的，描写的，比起《一个人的遭遇》来，要丰富得多。这不是一个人的遭遇，这是一群人、一个村子、一个时代的遭遇，是人类二十世纪的遭遇。这遭遇不仅是战争带来的，也是“革命”带来的，是“主义”带来的。仇二狗——即爹——是道德上的完人，是“主义”的信徒，但他想不到，他的美好的愿望、他的彻底的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带给人们的却是灾难，是永劫不复的痛苦。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这部小说所写，是对二十世纪共产主义大实验的审视。虽然作者一直把她的目光聚焦在梨花庄，聚焦在中国大地，没有说到世界共产主义，但是我们在探求这部小说的价值和意义时，却不能忽略了外部的世界。作者只给了我们文本，而如何解读文本就是读者的事了。
俄国十月革命是大实验的开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大实验的最后一章，这以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苏联和东欧国家在一夜之间变了颜色，促使人类社会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巨大变化。对于作品本身来说，什么主义都不要紧，要紧的是能给人类带来幸福、安宁，能使社会充满公平、公义，人与人之间充裕着爱与良知，即是好“主义”。虽然作品有着尖锐的批判品质，同事也充满了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情怀。因为“灵魂”回到人世间就是要给人类共同审视一个字：爱！已说明一切。这部书的深刻之处在于书写出了历史的真实，具有独树一帜的明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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