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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的叙事者与戏剧化的故事还有一个副作用，就是造成小说中人物的角色化。虽然蒋子丹在谈到沈白尘这一“毛粉”时一再强调这个人物的现实基础，在小说中也为他设计了成长的路线，但是这个人物在高度戏剧化的情节中仍然让人感觉到是漂浮于生活之上。且不说这个“毛粉”对于毛泽东的崇拜如何狂热，对于魏宣的关照如何充满道义感，单就其“成长”来说也并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过程，基本上只是其性格的平面展示。纪永涛（纸质本中改为纪石凉）、老于、张不鸣、周小乔、万金贵、修丽、陈山妹、高芒种、歪脖等人物都有类似的情况。他们只是根据故事的进展不断地展示他们性格而已。小说中变化最大的三个人物是：魏宣、朱颜、彪哥也基本上是平面化的。魏宣和朱颜是在陈山妹、高芒种这些底层受苦的善良人的苦难故事面前受到感动而得到救赎，彪哥则是在大地震中假扮警察获得暂时的“升华”，他们的这些变化实在也算不上是性格成长。之所以如此，很大原因是人物的角色化使其丧失了鲜活的生命力。他们似乎都被身为“调度员”的作者所贴上的标签所限定，在被“调上调下”的过程中，如提线木偶一样出没于这个非常态的舞台。 说书人的自居使得小说的语言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个性。蒋子丹对网络写作的一个重要感受就是网络写作给她带来了流畅的语感。这种流畅的语感所带来的就是每天接近5000字的写作速度。但是语感的获得有时候并不一定是好的写作状态的体现，也可能是不知不觉地进入一种既定的叙事模式之后的莫名快感而已。在阅读《囚界无边》的过程中，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网络文学的语言因其创作与阅读的“无名”状态而常常呈现出一种摆脱现实身份束缚的活泼与辛辣。求趣、求异等追求宣泄着网民们在虚拟空间里的对自由的渴望与实践。这一点在《囚界无边》中我们没有看到。蒋子丹所自得的“口语化”语感显然没有网络语言的活泼、辛辣、调侃。虽然在某些人物对话中不乏网络语，但其语言的整体风格仍然不是纯粹网络方言。这恐怕与蒋子丹难以摆脱的传统写作定势有关。蒋子丹当年虽是以玩票的心态上网写作，但，这并不代表她已经彻底摆脱了老作家这一身份意识。这一点从她在《囚界无边》的留贴中试图通过讨论来提高网络写作、欣赏的水平的动机看出来：“本猫认为，当前网络创作虽说火爆，但也鱼龙混杂，良莠不齐，要想真正提高写作质量，还得做些认真讨论。否则每天只是网上照面，顶上一下，说句好话或拍块砖就走，不能触及任何实际创作问题，于提高无益。”不过，这样的意图显然并不完全受网络这一写作语境的欢迎。网络写作语境的理想状态是没有任何威权、众生平等。因此，一旦这种哪怕不那么张扬的“指导”出现，也会引起一些网民的反感。既然，蒋子丹无法摆脱既有的作家身份的限制，真正进入一种完全自由的网络写作状态，那么她所感受到的那如“拧开了自来水笼头”般的“口语化”的快感在很大程度上是寻找到了一种最便捷也可能是最平庸的语言了。这种便捷和平庸在某种程度上是以放弃蒋子丹原有的那种清脆甚至无遮拦的个性语言为代价的。 最后，我想要说的是这部小说的人性主题。蒋子丹试图表现人在非常态的状况下人性显现。在蒋子丹看来，在非常态的生活里，人性善的一面会被极大地激发出来。有人怀疑蒋子丹在这篇小说中“对社会对人的态度是不是太过乐观了？”暗示她“有粉饰社会回避人性恶之嫌。”对此，蒋子丹辩称，她小说中的人性善的堆积是为了在这个道德危机的时代，大声喊出人性之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囚界无边》中的人性善的主要体现者是那些普通人、底层民众如纪永涛、修丽、老于、陈山妹、高芒种等，朱颜、徐湮（魏宣）等白领在他们的人性善面前得到救赎，甚至彪哥这个黑社会成员也可以在大地震中找到失去的人性。与之相对的是万金贵、厅里的陈处长、不知名的副厅长这类身处高位或手握强权者身上体现出的绝对的人性之恶。这种价值判断带有比较明显的民粹倾向。在当下的网络世界里，这种道德判断标准最能够博得喝彩。这的确反映了当下社会如蒋子丹所说的“正派人的处境日益险恶，好人活得理不直气不壮”的道德危机下民众的道德焦虑。但是，这样的道德危机能够靠我们的作家在作品中大量堆积民粹性的人性之善这种办法来解决吗？在我看来，这种想法恐怕都是作家们的一厢情愿。历史不断地证明，在“江河日下，人心不古”的时代，任何道德的说教都不能起到振懦起顽作用。今天也不例外。在网络这个虚拟平台上，熙熙攘攘的网民们更不会去在意故事背后的道德说教。这一点就如这篇小说一个偶然的回帖所说：“你是个美女，我毫不关心，你是个怪兽，我决不在意；你是个帅哥，我不会妒忌，你是个畜男，我也不会PS。你的情操再怎么高尚，我也不会赞美，你的道德如何沦丧，我也不为所动。在这个处处都要银币的时代，不得不弄个牛B的数字来显眼，于是我抄下了这段话，专门用来回帖，好让我每天有固定的积分收入。”这一回帖恰是对道德说教辛辣的嘲讽！在这一点上，我宁可认为，被蒋子丹所不屑的时下那些“专注于小人当道小奸小坏盛行”的小说对我们这个时代表现的还深切一点。虽然，我对那样的小说也并没有太多的好感。 中国今天的道德危机并不在好人太少，或者我们的文艺作品对于好人好事表彰太少，而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出了问题。当然，我们不能要求作家们去为它开药方，但至少，作家们不应该把这一问题简化为道德教训的有无。更进一步的要求是，作家们也不应该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王顾左右而言他。（来源：天涯社区舞文弄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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