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史学家司马迁所写的《货殖列传》是一篇颇具特色的文章。其独特之处不仅在于行文纵横开合，在给众多人物作传的同时，还不惜穿插了地理、物产、风俗等大量内容，极尽错综驰骋之能事，而且是我国历史上第一篇有关经济活动的专著，开后代史书注重社会经济发展的先河。但是围绕文章的立意，历代争议也不少。《汉书》作者班固认为是“崇势利而轻贫贱”，又有论者认为太史公是“自伤极刑，家贫不足自赎，故感而作《货殖传》，专慕富利”。而辩之者则或认为这是对太史公的诋薄，或认为这是不知太史公的用心，不知太史公其实是通过嬉笑怒骂的方式冷讽暗刺败坏的风俗，“考其是非，颇不谬于世儒”。但是只要通过认真阅读，还是会觉得班固的说法有一定道理。虽然作者的本意不在赞赏势利，他在《太史公自序》里就明确地说过，之所以写《货殖列传》，是认为“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之于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但是由于对那些不惜采用一切手段获得势利的人极尽赞赏，而对于“长贫贱，好语仁义”的人则加以贬低，这确实是“崇势利而轻贫贱”的表现。不过这并不值得非议，因为作者的可贵之处在于以唯物主义的态度真实地揭示了货殖的本质，从而给我们认识封建商品经济的特点提供了有益的教材。
　　
　　货殖的意思就是以经营货物生财，其实质就是逐利。逐利并不是坏事，它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手段。实际上，人们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为了逐利。“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正是对人们一切经济活动最终目的的高度概括。当时人们的经济活动主要包括农工商虞，而商是逐利的关键，因而这篇文章主要是为商人作传。富商大贾是作者夸赞的主要对象。介绍地理、物产、风俗，也主要是以商为中心。都会为商贾云集的地方，因而要一一加以列举。
　　
　　逐利之所以必要，是因为逐利可以获得财富。财富是人们生存所必需，是人们的衣食之源。财富的多寡关系着国家和个人的命运：“上则富国，下则富家”；也关系着社会风尚的改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逐利之所以必行，是因为追求荣华富贵是人的本性。“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财富可以提升人的社会地位。有了巨大的财富，可以与封爵千户侯媲美，可以在普通人中获得支配和役使他人的权利。
　　
　　逐利的结果，必然产生贤良的商业人才，而这些人才是有益于社会和国家的。曾经帮助过越王洗雪会稽之耻的范蠡，“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而好行其德者也”。作者在另一篇文章《平准书》中介绍了一个靠种田养羊致富的卜式，更算得上是一个贤良的商业人才，他面对国家府库空虚的时候，自愿献出所蓄财富，为助贫和支边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而受到了皇帝的嘉赏。
　　
　　面对整个社会的逐利，执政者如果不注意加以调整和有效管理，其消极性的产生也是必然的。首先是必然导致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作者在文章最后指出：“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致富没有固定不变的行业，财货也没有固定不变的主人，有本领的人能够集聚财货，没有本领的人则会破败家财）。这自然是商业竞争的结果。竞争是有益的，竞争能激发生产力，促进社会的发展。因不善竞争而失败，是不值得同情的。但是参与竞争必须具备基本的条件，那就是首先要有一定的生产资料或起步资金，还要有保证公平竞争的良好社会秩序。而在私有制控制和皇权专制的封建社会，大多数人都不可能具备这样的条件，因而根本谈不上参与公平竞争。就只能始终处于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愿意捐钱助贫的贤良商人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数商人都是贪得无厌的，加上官商勾结，只会进一步加重对广大人民的盘剥和压迫，包括那些竞争失利者。结果将导致越来越多的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两极分化的加剧，必然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这就是不时爆发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
　　
　　逐利的另一消极性则是必然导致社会风尚的堕落败坏。文中所描述的闾巷少年“攻剽椎埋（杀人埋尸），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用侠义之名侵吞霸占），借交报仇，篡逐幽隐（暗中追逐掠夺），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如同快马奔驰一样往死路上跑）”，赵女郑姬“设形容（打扮得漂漂亮亮），揳鸣琴（弹着琴瑟。揳[jiá]，通‘戛’，弹奏），揄长袂（舞动长袖），蹑利屣（踩着轻便舞鞋），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游闲公子“饰冠剑（装饰着讲究的帽子和宝剑），连车骑（车辆马匹成排结队）”、“弋射渔猎，犯晨夜（起早贪黑），冒霜雪，驰阬谷（奔跑在深山大谷），不避猛兽之害”和“博戏驰逐（追逐于赌博场所），斗鸡走狗，作色相矜（争得面红耳赤，自我夸耀），必争胜”，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等等，都是不择手段、不顾廉耻地疯狂逐利及逐利所衍生出的种种丑行的表现。文中也对几种致富的手段进行了有益的评价：“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但是在私有制垄断和封建专制条件下，对一般人而言，本富只能是空想，末富也很难实现，所可能选择的就只有奸富一种了。而奸富本身就是对正常社会秩序的腐蚀和破坏，当其致富目的不能达到时，则其腐蚀和破坏的程度更大，其结果只能是加剧正常社会秩序的崩溃和瓦解。
　　
　　面对逐利导致的社会风尚的变化，作者提出的应对方案是：“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本来是有见地的主张，只是如果将因之（因顺）列为首选，而不是与利导、教诲、整齐（整顿）结合起来一并进行，就只会流于放任而导致恶俗的发展了。
　　
　　附：货殖列传阅读览要
　　
　　文章开头序言部分，首先指出老子所赞颂的那种古朴闭塞的民风早已不存在，而存在的只是“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之荣”。并说明这种奢靡享乐权荣的习俗一旦形成，再也无法改变，就只能顺其自然，因势利导，或者加以教诲整顿。接着说明这种奢靡享乐权荣的习俗的形成，是与人民的物质需求有关的。人民的物质需要有待于农、虞、工、商，所以会使人“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而这正合乎自然之道。又引《周书》进一步说明农工商虞是人民衣食之源，“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馀，拙者不足。”怎样才算巧者有余？齐国富强的事例足以说明，单靠重农是不行的，而必须农虞工商并举，特别是注重发展工商业。由此进一步指出：“仓廪实而知礼仪，衣食足而知荣辱”。又特别强调财富的重要性：“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随意做他能做的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失了势，依附于他的宾客也便无处容身，因而心情不快)。”所以天下的人都望富而患贫：“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下面是列传的正文部分。先写范蠡将计然帮助越国富强的计策用于经商致富。计然计策的要点是农末并举，而范蠡则着重于商。首先是选择有利经商的地点，“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于是在此“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於人”。果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成了“富好行其德”的榜样。
　　
　　接着写子贡“废著（通贮）鬻财”（以抛售和囤积的方式做买卖生财）。通过“原宪不厌糟，匿於穷巷”与“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进行对比，说明了“得埶而益彰”的道理。
　　
　　再写白圭的经商致富之道。他的经商理念是：“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加上“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
　　
　　写边鄙牧长乌氏倮靠畜牧致富，他卖掉全部牲畜后，便“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购求各种奇异之物和丝织品，暗中献给戎王）”，因而“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戎王以十倍于所献物品的东西偿还给他，送他牲畜，牲畜多到以山谷为单位来计算牛马的数量）”。写巴寡妇清继承祖业经营朱砂矿，“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
　　
　　以上是秦以前的事，以下当写汉事。但是在写汉事前，又先用大量篇幅介绍重要商业区域、有名商业城市的经济情况和物产、风俗、人们的生财之道。这是介绍商业环境，意在说明只要“开关梁，弛山泽之禁”，就能使“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彊族於京师”。
　　
　　关中地区处于商贸中心地带，又早有经商的习惯，因而“关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河东、河内、河南的三河一带，虽然大都坚守传统习俗，但也有一定的商业活动。除了边疆的“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羡（军队经常往来，中原运输来的物资常有剩余）”外，一些居中的地方和都会等地也有商业经营。如河东：“杨、平阳西贾秦、翟（向西到秦和戎狄地区经商），北贾种、代”，“陈掾其间，得所欲（经营驰逐于其间，能得到他们所想要的东西）”。河内：“温、轵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连及赵、燕，“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河南：“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临淄“其中具五民（指士、农、工、商、贾）”，邹鲁一带“及其衰，好贾趋利，甚於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