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的中篇小说卷中仅仅选了两篇六十年代的作品。它们排在书的末尾，但形成了异常尖锐的对比，让人触目惊心。一是当时上海的工人作家唐克新的《沙桂英》；一是旅美作家於梨华的《友谊》。两篇小说都是探讨人际关系的，但无论风格还是故事都有天壤之别。它们写的是两个世界。对于今天重读它们的我来说，的确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沙桂英》是六十年代的名篇，其中的一个人物邵顺宝还作为所谓“中间人物”的典型。一度受到推重，但很快又被否定了。这篇小说写一个纺织厂的年青女工沙桂英创造了十个月不出次布的成绩，成为劳动模范。但她却和一个落后的工人“新嫂子”换了纺车。由于机器条件不好，她也出了次布，成绩受到怀疑，但沙桂英却坚持努力，一丝不苟地要求对机器进行认真的修理，甚至不惜和威信很高的保全部的师傅吵了起来。她不仅感动了大家，也使得原来对于工作无所谓的副工长邵顺宝受到感动。邵顺宝爱上了沙桂英。但沙桂英没有接受他。这一年沙桂英没有评上劳模。但她却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和钦佩。而於梨华也是当年有名的台湾旅美作家。这篇《友谊》写的是旅美学生的生活。一对同学好友顾彦和汪怀耿先后到美国留学，都在中国餐馆打工，生活单调，但满怀期望。汪怀耿的女友孙依莼也到了美国。但她却爱上了顾彦。离开了汪怀耿。汪为了报复向移民局匿名写了揭发信，揭发顾彦非法打餐馆工。友谊最终幻灭。

唐克新的故事有一种今天的文学中见不到的清纯之气，那里的人际关系是如此简单，那里的人的性格是如此的单纯。我们今天会觉得这篇小说简单得不可思议，好像人与人之间的那些嫉妒、争夺、私欲和小心眼都仅仅是过去时代的痕迹而已。沙桂英这样的社会主义时代的新人能够改变一切，那个和沙桂英斗气的新嫂子最后非常佩服沙桂英：“她觉得这小姑娘身上似乎有一股奇特的力量，她不但能驾驭那些机器，而驾驭了那些人，好像她是《西游记》中的唐僧，会念紧箍咒似的。”而沙桂英拒绝邵顺宝的求爱是由于她觉得她自己的父亲是个有坚定信仰的共产党人，在解放前的工运中牺牲，但邵顺宝却仅仅是一个“模模糊糊”的人，还没有革命的信念。于是，她借给邵顺宝两本书，一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本是《不死的王孝和》。她想用英雄的故事激励他。但这一切离我们已经如此遥远。那个革命时代的天真和浪漫早已不见踪迹了。我们已经根本无法体验那种感情，我们也根本无法了解沙桂英的世界。我们当然觉得这篇小说太简单了，它写出的是脱离了欲望和个人的自我幻想的人。我们根本不会相信世界上有这样的经验存在了。这个故事写的是中国大陆，但它离我们已经非常遥远。我们只能知道革命曾经激发过这样的写作，这样的热情，这样的青春。

但於梨华却仍然离我们非常近，那个故事里的纽约仿佛今天仍然活着。那些人生和梦想都仍然是今天世界的真实。就象小说一开始用几笔勾勒的美国梦就仍然是今天的人们的梦想：“家一定是个座落在高级住宅区，绿色的草坪前的楼房。四间卧室，两间车房，屋后有小阳台用来夏天户外进餐，车道上有个篮球架用来给儿子们锻炼身体。太太一定是个时髦的中年妇人，每周进城做两次头发－－短短的，发梢捧着双颊，额上的发正好披盖了外眼角的笑纹。每周去美体馆做一次柔软运动，星期三下午约了女友看一次百老汇的时戏－－象中国人吃时菜一样。周末安排得满满的：琼斯家的鸡尾酒会，史密斯家的晚宴，或者亚斯特旅馆中的募捐晚会。先生回到家，孩子们叫‘爸’，太太笑眯眯的唤他一声‘甜心’，问他‘今天累不累’，端了杯威士忌给他解乏。”这些看起来非常俗的中产阶级趣味在今天的世界上仍然是时髦的东西，会有许多中国人把这作为自己的追求。而那餐馆打工攒钱的生涯，那种背叛和倾轧，那些欲望与挣扎都好像就是今天眼前的故事。於梨华的故事里没有那种高远的理想，只有现实的生存；这里也没有英雄，只有几个在漩涡中的人物。但反而逼真地投射了今天的世界。

六十年代过去快四十年了，当年分道扬镳的今天已经看不出多少区别。唐克新的确旧了，也遥远了，於梨华却仍然常新，也离我们非常近。於梨华是比唐克新现实，也经得住时间的磨洗。但唐克新小说中那股清纯之气是无论於梨华或者我们今天的人生中永远不会有的。哪怕这仅仅是一个转瞬即逝的时刻，也被一些人说得那样不堪，但它仍然值得记住。就象我在看伊文思的《愚公移山》的时候，银幕中那些人的眼睛里闪烁的单纯的光芒让我永远无法忘记。

当然，就像张爱玲小说中所说的：“我们回不去了。”还得面对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