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给城市进行性别划分的话，毫不犹豫地，我会将稳稳坐落于中国西北部的这座城市划为雄性之列。且不说周秦汉唐，这座当时叫做长安的城市，见证了多少金戈铁马的征战、四邻朝拜的繁华，成为彰显男性气质的政治经济文化古都，即便在当代的各种文艺作品中，它似乎也与柔媚、绮丽、妖娆这样的女性气质几不搭界。
　　
　　提起当代文学，关于西安，贾平凹的《废都》似乎决不可略过。不过，这部以西安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其中虽有众多女性形象，但她们显然是男性作家构建出来的依附于男性生存的性别符号，她们的存在，不过是更进一步凸显了，“废都”确实是属于男人的都城。
　　
　　如今，女作家楚姜的长篇《又见废都》问世，为当代文学贡献出一个“女性的西安”。小说中，她用细致而又灵动的笔触，展示了一批70后的城市知识女性，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跌宕变幻的情感与人生形态——作家将大幕唰地拉开，一个五彩缤纷、摇曳生姿的女性世界直接呈现于前台，让读者得以窥见，西安这座古老的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越来越不可被忽视的女性角色。
　　
　　其实，每一座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都必然经历着女性力量、女性角色逐渐崛起的历史性变化。“新女性”这一概念的提出，在中国虽然已有将近百年，但其内涵却一直在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更新与丰富。新世纪的十年，这一概念更是遭遇了不同方向的多种力量的撕扯，其中裹挟的创痛也更为复杂而深刻。在一个拜物主义横行的年代，在一个男人依旧主宰权力世界的年代，在一个大环境罹患种种痼疾的年代，要活出“新女性”的健全、独立而优美的人生，谈何容易！
　　
　　于是，几乎难免的，小说中的她们，虽身处貌似声色浮华的时尚圈和文化圈，但几乎各有各的隐痛，各有各的“病”。
　　
　　从小失去父亲的、美丽柔弱的罗敷，与新好男人梅朝晖闪婚闪离之后，陷于与浪子左思的“不靠谱”的爱情深渊，以飞蛾扑火的姿态付出、奉献，却依旧挡不住左思飘忽不定的灵魂与双腿，只有通过不断暴食、不断呕吐来排解自己。风情万种的杨幻儿，17岁离家出走之后，靠频繁地更换男人而不断上升、不断更新自我，最后终于靠婚姻彻底改变命运，拥有了一项稳固的事业，但超级现实主义、极为懂得利用男性的她，也同样有自己的隐痛。精神独立、性格大气的暖玉，看透了婚姻的世俗本质，在致命地爱上了已婚男人之后，决定一生不嫁，做世界上最完美的情人。
　　
　　这些女性的生存与生活背景，是由一组男性的群像绵延构造出来的。因此，作者更没有放过对男性的“解剖”。这些男性大都体现为某种权力的代表，并对女性的生存具有一定的“生杀予夺”的影响力，相对来讲，他们的“病”更具有社会性、劣根性，因而作者对他们的“病”进行揭示的时候，使用了更为犀利和冷静的笔触。
　　
　　在这里，至为可贵的是，作者在揭示这些男男女女的各种“病”的精神根源、社会根源的时候，最终保持了一份难得的真挚、温柔与慈悲。
　　
　　时下，凡涉及两性关系的作品，几乎皆走上两个极端：或者扮小清新，无度煽情，粉饰太平；或者将两性完全对立，陷入自以为高深的虚无主义陷阱。而作者脱出了这两种恶俗趣味的影响，脱出了性别视角的局限，将笔触探入普遍人性的层面。
　　
　　在这个过程中，作者的真挚、温柔与慈悲，也便具备了双重的意义——不但显示出作者不俗的眼界与境界，从整体上决定了这个小说的品格与质地，而且为两性之间的对峙与创痛，提供了一个疗救的方向：也许唯有放下性别间那背负着沉重历史包袱的、根深蒂固的误解与怨恨，放下种种出于自保目的的世俗智慧，启用全然的温柔与慈悲，两性才能真正得救。
　　
　　值得一提的是，在揭示男男女女的种种“病”的同时，作者并没有陷入“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极端，而是塑造了几个有代表性的比较理想的人物形象。男有文化圈中的林海生、张书尘等，女有音乐家许昭音，他们淡泊名利、谨守节操而又具有厚重、雍容的文化涵养，成为西安这座历史文化古都的人格化象征，也寄寓了作者对美好人性的仰慕与钦敬。
　　
　　其实，即便是在罗敷、杨幻儿、暖玉、纪真真、田桑子、左思、江榆林等各有各“病”的人物身上，作者也不吝展示其人性中美好的潜质。
　　
　　更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的真挚与真诚，还体现在对小说“物质外壳”的打造方面所付出的工夫和心力。
　　
　　关于小说创作艺术，王安忆曾说：“小说不是现实，它是个人的心灵世界，这个世界有着另一种规律、原则、起源和归宿，但是筑造心灵世界的材料却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现实世界。”也就是说，一部小说无论要传达人心与灵魂层面的何种发现，都必须有一个由经验、细节和材料所建构起来的物质外壳来盛装它。
　　
　　《又见废都》中涉及人物众多，但不管是主要人物还是次要人物，作者对其身份、来历、谋生方式等均有交代。小说所写的是时尚圈、文化圈的故事，因而其中涉及的文化现象也不少，作者对其来龙去脉都有展示与揭示，有的剥皮刮骨详尽到来，有的摄取其某一点而致以寥寥数语，但均有直抵本质的效果。
　　
　　小说中还涉及不少地理环境和历史事件，作者均有虚实相间的交代，显示出作者扎实的知识功底和用小笔触概括大事件的能力。而最值得赞赏的是，作者不但写出了西安的精神气质，而且将西安这座城市在物质层面的纷繁特色写得从容自如、得心应手。
　　
　　当代文学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除了“北京”之外，但凡涉及故事的发生地，作家们几乎都不采取“实名制”。我想，这里面既有出于自保的政治考虑，某种程度上也有作家底气不够的因素。贾平凹在《废都》中，将西安化名为“西京”。而楚姜作为一个年轻的女性作家，在小说中直呼“西安”之大名，给我的感觉除了纯真、潇洒之外，还隐约透露出她的底气与自信。而这种底气与自信，我想应该正源于她在打造小说的“物质外壳”上所下的工夫和心力。
　　
　　也正因如此，这部小说避免了女性写作同类题材最易犯的浮躁、花哨、口水、唾沫的时髦病，而拥有了接地气的厚实感。而这既有赖于作者的才华，更有赖于作者真挚、真诚的写作态度。
　　
　　对于前者，我想表达我的歆慕之情，而对于后者，我更想表达我对这个年轻的女性作者的敬意。
　　
　　有了这两点，我有信心期待楚姜未来写出更成熟、更优秀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