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我演讲的题目是“让创新驱动成为经济发展新动力”。

我们知道，李克强经济学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升级版最重要特征是创新驱动。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三个版本： 1978年到1992年是中国经济1.0版本，这是因为在1992年以前中国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当时不承认市场经济的概念；1992年到2012年是中国经济2.0版本，这是因为从1992年开始中国正式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到未来十年是中国经济3.0版本。所以，我认为，经济升级版是未来十年中国经济最重要的任务。经济的升级版要有新的动力，这个新动力首先要稳定增长，这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李克强总理也曾明确指出，中国经济必须在合理的区间中运行，不能低于它的下限。现在经济下行压力非常大，如何稳增长，最重要的是要靠城镇化以及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在稳增长的条件下，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最重要的是要实现产业升级，产业升级的内生动力要靠创新驱动。

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可以稳增长，为创新驱动创造条件。我们来看看四川的经济状况。从城镇化角度来看，2012年，四川城镇化率达到了43.53%，比全国52.57%的平均水平低了约10个百分点。这说明四川的城镇化水平比较低，也就意味着四川城镇化的潜力很大。同时，在整个西南地区中，四川的城镇化水平是最高的，贵州只有36.41%，云南只有39.31%，西藏只有22.75%，甘肃只有38.75%，甚至比河南还要高1个百分点。通过这些比较，可以看出四川的城镇化将会为未来四川的经济增长提供非常重要的潜力。从内部来看，四川的城镇化水平又是极不平衡的，城镇化率最高的是成都，达到了68.44%，最低的是甘孜藏族自治州，仅为24.41%。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成都提出了未来城镇化建设的骨架，即1个特大中心城市，7个卫星城市，6个区域中心城市，10个小城市。在一个特大中心城市外围建7个卫星城市，这样的一种框架是非常重要的，光靠中心城市很难避免“大城市病”，建好卫星城市才是成都城镇化建设的关键。除了城镇化建设，成都在土地制度的改革方面也是“先行一步”，做了很多有益尝试，主要有耕地保护基金制度、农地确权赋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集体建设用地“招、拍、挂”制度以及搭建土地交易平台。

认识城镇化还要看到当前中西部“双转移”态势。从产业角度来看，四川已成为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窗口。商务部的统计显示，四川的外商投资稳居中西部第一，总量占西部的三分之一。因此，在承接产业转移、打造产业集群方面，四川特别是成都已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一个窗口。尤其是成都的简政放权，更加激发了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回顾世界产业转移的演变过程。18世纪到20世纪初，英国的制造业在世界保持了100多年的独霸地位；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美国逐渐成为世界制造业中的制造中心、研发中心、营销中心与品牌中心；20世纪60、70年代，日本掀起工业发展高潮，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的制造业中心；20世纪60-80年代，日本的产业向亚洲四小龙转移；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东南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获得迅猛增长，中国制造业在世界制造业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步入21世纪的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部分高端产业将逐渐从东南沿海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我国东南沿海产业正在通过四种途径实现“腾笼换鸟”：一部分产业就地转型升级，一部分向内地的中西部转移，一部分向海外转移，还有一部分被淘汰。在中西部“拉力”和东南沿海“推力”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已呈现出了“双转移”的态势，即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劳动力向中西部回流。四川作为劳动力输出大省，每年有2000万农村劳动力流向全国，占全国总数的十分之一，2011年四川农村劳动力省外输出规模首次出现减少。2012年，四川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态势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省内转移就业规模已接近1300万人，向省外输出只有1100万人，省内就地转移超过了向省外的输出，这是非常重要的标志。所以，随着沿海地区部分产业向四川特别是成都转移，劳动力返乡就业现象也会愈加突出，这就是产业与人口的“双转移”。通过十年间民工流向图，我们也可看出，我国农民工已出现了回流的态势。总之，我们要通过城镇化，特别是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来稳定经济增长，避免经济硬着陆，也就是急剧下行。也只有在这样一个的条件下，我们才能实现创新驱动。

为什么要创新驱动，实现产业的升级？十八大最重要的战略是什么？我认为就是十八大提出了将“创新驱动”作为新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动力，今天论坛让我讲新动力，新动力是什么，就是创新驱动。要把创新驱动作为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要放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曾经把国家竞争优势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要素驱动”发展阶段，我们过去靠人口红利、土地红利来驱动经济发展。第二个阶段是“投资驱动”发展的阶段，2009年应对全球危机使我们把投资驱动经济发展做到了极致，当年的经济增长投资的贡献占到87.6%，消费贡献只有49.8%，出口作为三架马车的另一架马车是负37.4%，所以主要靠投资驱动。我们现在按照十八大的要求，要从过度依赖人口红利、土地红利的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走向“创新驱动”，新动力就是如何从投资驱动、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我们过去靠廉价劳动力打造了中国经济的辉煌，但是中国经济大而不强，快而不优。我们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成了一种“陷阱”，强大的制造、低端的设计、虚弱的品牌，造成巨大的排放，产生的是微薄的利润。有人戏称，我们有“一流的制造”，生产“二流的产品”，卖出“三流的价格”，“产量顶到天花板，价格趴在地板上”。iPad售价为499美元，富士康“中国组装”利润为11.2美元，利润率仅为2%。

我们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发现企业面临严重的生存困境：前所未有的融资难、融资贵；十分严峻的用工慌，“招不到，留不住，用不起”；来势凶猛的高成本。企业只有三条路可走，一个是向上走——转型升级；一个是向外走——海外拓展；如果不能向上走向外走，那就只能向下走，逆水行舟，被淘汰。我国企业创新面临的问题：一是动力不足，不想创新。二是风险太大，不敢创新。第三，能力有限，不会创新。第四，融资太难，不能创新。当前实业面临空心化的风险，主要有四大表现，一是民间资本游离实体经济，变成炒资产的“游资”和“热钱”，特别是温州。二是大量做实体经济的企业从实业平台取得融资流向非实体经济领域。三是大量中小企业面临严重生存困境，相当一部分变成“僵尸”企业，名存实亡。四是大量企业精英移民和外迁，实体经济的发展面临严重的要素流失。除此以外，科技和经济严重脱节，面临“两张皮”。科研重投入，轻绩效；重论文，轻应用；重成果，轻转化。一些成果鉴定会往往也是成果“追悼会”，鉴定会完了，成果就锁进了柜子。

所以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来我们要大力调整产业结构，根本的出路是创新，而且这次经济工作会议把创新定义为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组织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市场创新五类。“如何创新”的命题不是中国独有，而是一个世界性的命题，欧洲创新是要推进第三次工业革命，美国创新是要实施再工业化。奥巴马请经济学家研究为什么在美国会出现金融危机，经济学家告诉他是因为产业空心化，是因为去工业化，在后工业化时期去工业化，所以奥巴马提出的应对之策是再工业化，通过再工业化来推进创新。中国则是提出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何以让创新驱动发展？我的观点是，在创新过程中间，制度的创新重于技术创新，人才激励重于技术开发，营造环境重于集聚要素，作为创新“软件”的创业创新文化重于设备厂房的“硬件”。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国家意志”一定要化为“企业行为”，才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实现创新驱动，必须有金融的制度创新和技术的创新双轮驱动，光有技术创新没有金融创新肯定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具体而言：

一要营造“实业能致富，创新致大富”的环境，做强实体经济。创业创新的环境很重要，政府要做的事情就是营造环境。乔布斯去世以后有一个城市提出来要花5千万打造一批“乔布斯式的领军人物”，所以网民就哗然，说乔布斯不是靠钱打造出来的，乔布斯是靠环境才能营造出来的。创新能力的提升离不开制造业，实体经济离不开中小企业，所以有人讲工厂消失时创新者也消失了。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巩固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础，温州面临的问题就是工厂消失了，打火机过去非常辉煌，现在整个产业都消失了。

二要发挥企业家的作用，要重振企业家精神。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了142倍，日本在战后35年增长最快的黄金时期也只有55倍。中国改革开放的成绩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增长，更是企业家精神的崛起。熊彼特提出，企业家从事“创新性的破坏”工作的动机，不一定出自个人发财致富的欲望，最突出的动机可能来于“个人实现”的心理，即“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的灵魂是创新，要让企业家以创业带动创新。冒险是天性，企业家要有激情和梦想，敬业是基石，要执着和振兴。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就是对以前未被人发现的机会的敏感性，是一种发现过程。创新是一种典型的长期行为，需要持续不断的积累，而不是一朝一夕、短期即可完成的投机行为。VC/PE需有更多重长期的“种树人”。“种草”可能立竿见影，短期见效；“种树”却是长期行为，十年树木。三中全会提出来允许实体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员工持股一是“金色的梦想”，让科技人员实现了在企业当老板的梦想；二是“金色的纽带”，把科技人员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连接在一起；三是“金色的桥梁”，科技人员和企业之间达成了利益共同体的共识；四是“金色的手铐”，给科技人员的股份越多，其压力也就越大。为什么世界都怕华为？华为成功的秘密，是它98%的股票都归员工所有，造就了华为式管理的向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