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有价格，这在商品世界或许符合经济学原理。要防止腐败，道德教育是需要的，使执法者的“良心价格”升高，可以增加行贿者“行贿的成本”；另一个，制约知法犯法，良心不安总是第二位的，第一位是“怕事发”、“栽了”的利害考虑，这就要加大执法者“受贿成本”。毛泽东时代为什么极少“腐败”，大概与上述两个方面都有关系。50年代初，红军老干部刘青山张子善时任天津市委书记等要职，因贪污经毛批准处死。毛泽东说：“功高不可抵罪，杀他们两个，就是救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啊，事出无奈，不得已啊，问题若是成了堆，就积重难返了啊。”当时刘青山张子善贪污金额不过千把元，相当于今天也不过几万元，被处枪决，震撼全国！　　
　
　　一次偶然的火车旅途中，我结识了一位在司法界工作的张姓朋友，姑且称他为张君吧。
　　
　　他说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看过我写的《新星》，并曾为之热血沸腾，和不止一个同学立志以后要效法李向南从政，做廉政为民的改革家。
　　
　　但接下来他话题一转，谈到时下的司法腐败。说这和医疗界、教育界的腐败一样最容易毒化大众的道德信仰，因为这三个领域原本都该是最神圣的。其间他讲到一个概念，“良心的价格”，引起我注意。
　　
　　包厢里只有我们二人，我问：怎么讲？
　　
　　张君说：年轻时选择当法官的大多是正义感比较强的人，最初谁也没想到以后要腐败受贿。但这年头金钱无孔不入，你判案，常常会有金钱的力量加进来想影响判案方向。很多人第一次知法犯法收钱时，内心是很冲突的。一个当然是利害考虑，怕以后事发了，自己栽进去。二是良心上不安。职业操守，道德观念，过去怎么也是有一定基础的。
　　
　　我问：那么，是怕出事的利害考虑制约大，还是良心不安制约大？
　　
　　张君说：这个因人而异，因事而异。怕出事的利害考虑人人都会有，良心上的不安肯定也人人都有，但有人小，有人大。
　　
　　张君说，他讲一个纯粹良心不安的例子。还说明良心是有价格的。
　　
　　他认识一位后来栽了的法官，第一次收钱时，良心很不安。有理的一方是父女俩，很穷很冤，值得同情。无理的一方则很有钱。这无理的一方就把钱想方设法送过来了，十万。这位法官头一次拒绝了，但钱加到二十万、三十万时，他内心冲突开了。那个案子基本掌握在这位法官手里，有理的父女俩连律师都请不起，更没有任何社会资源背景，绝无反水的可能，案子怎么判都没什么风险。但是，法官良心上不安，特别是那个老头长得有点像他父亲，他尤其下不了狠心。可最后，钱加到了五十万时，他良心崩溃了。看着父女俩在宣判后抱头痛哭，这位法官事后说，他觉得自己的良心卖了五十万。你看，这不是良心的价格吗？
　　
　　张君又说，良心一旦开卖了，会越卖越便宜。当然，偶尔又会卖得贵。
　　
　　我问：越卖越便宜怎么讲？
　　
　　张君说：这和小偷偷东西一样，谁也不是天生的小偷。第一次、第二次偷东西，偷了肯定不安。以后越偷越惯了，到最后就没什么不安了。
　　
　　我问：偶尔又会卖贵怎么讲？
　　
　　张君说：这是触景生情的事。
　　
　　他提起一个我不久前也在报纸上读到过的真实故事。
　　
　　有一天，一个小偷偷了一个女大学生的钱包，因为看见她口袋里还有手机，于是仍旧跟在后面想逮机会。没想到女大学生看见另外一个贼偷人，于是喊着上去抓贼主持正义，被贼砍得鲜血淋淋，女大学生就是不松手。跟踪的小偷看到一个女孩能这样，忏悔了，把钱包连同里边的证件寄到女大学生所在的大学，还给校领导写了一封信，说自己从此要悔改，重新做人。张君说，这种事贪脏枉法的法官也会遇到，哪次良心发现了，也会有升值的情况。
　　
　　我当时望着车窗外掠过的田野，颇思忖了一下这个话题。
　　
　　良心有价格，这在商品世界或许符合经济学的某种原理。时下很多东西都可以卖钱，知名度可以卖钱，权力可以卖钱，各种批件可以卖钱，人情可以卖钱，良心自然也不例外。
　　
　　要防止腐败，道德教育是需要的，使执法者的良心价格升高，可以增加行贿者“行贿的成本”。法官良心值五十万，行贿的人有一些；值五百万时，行贿的人可能就少得多了。当良心无价时，就有楷模人物出现。
　　
　　另一个，仅靠道德规范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加强制度的监管。制约知法犯法，良心不安总是第二位的，第一位是“怕事发”、“栽了”的利害考虑，也就是怕监管制度下的制裁。这就是要加大执法者“受贿的成本”。
　　
　　一切领域的反腐大概都需要这样双管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