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国维诗学中的“自然”观念是利用中西两种诗学传统的思想资源建构起来的。他在建构自己的“自然”观时，面对的是中国传统和西方nature两种不同意义上的“自然”，这两种“自然”观并不具有对等性和同质性，西方浪漫主义时代的原始主义、有机主义、非理性主义等三种自然观构成了它的理论主体。而“自然”一词在中国古代诗学中负载的种种意义或遭受压抑，或被放逐到边缘的位置。因此我们与其把王国维笔下的“自然”看作两种诗学传统的融合，不如看作在特定历史语境的知识/权力关系中二者对符号意义的争夺。正是通过对现代中文里许多类似“自然”这样词汇的符号意义的占领，西方思想在中国现代思想中的权威地位才得以牢固地建立起来。
　　
　　[关键词]王国维；诗学；自然；文化翻译
　　
　　在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借助一些具有普遍性的范畴，作为两种文化之间相互理解和沟通的桥梁。“自然”概念就是其中之一。的确，中文的“自然”和西文的“nature”在各自的诗学传统中都是具有核心意义的概念，在它们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可以跨越两种文化传统的“共同诗学”，似乎是一个值得期许的目标。然而，这一目标尽管听来十分美妙，实际上却遥不可及。因为西文的nature和中文的“自然”之间的对等性，并不是天然的和给定的，而是由翻译者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依据某种实践目的人为地建构起来的。既然是历史的建构，它就不可避免地涉及某种知识/权力关系，其结果之一是，当西文nature被翻译成中文“自然”之后，nature中原先负载的意义就会源源不断地注入中文符号“自然”之中，并随即和这个符号中从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固有意义发生一场符号意义的争夺，争夺中获胜的一方将成为符号意义的新的拥有者。但这种意义的僭越并不涉及符号能指的改变，因此常常造成误读。在观察王国维诗学中的“自然”时，许多学者都把它简单地看作中国古代“自然”观的延伸，甚至有学者根据它在王国维诗学中发挥的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把它看成是王国维从西方思想回归中国传统思想的表征，就是这种误读的结果。这些学者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与所有中国古代思想家不同，当王国维在建构自己的“自然”观时，所面对的，已经不是一种，而是两种“自然”。他所面对的，既有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自然”，又有西方nature意义上的“自然”，这两种“自然”并不具有我们曾经设想的那种对等性和同质性。那么，王国维笔下的“自然”究竟是哪一种自然呢?如果是二者的结合，这种结合又是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意义结构呈现出来并隐含着一种什么样的文化权力关系呢?这些就是我们下面将要考察的问题。
　　
　　一、原始主义
　　
　　王国维《人间词话》手定稿第五十则云：
　　
　　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1](P149)
　　
　　究竟什么是“自然之眼”、“自然之舌”呢?研究者们过去大抵从中国古代思想传统中为其寻求解释。佛雏猜测它源出于庄子：“或如王氏说的‘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就传统看，似本于庄子的‘以天合天’。”[2](P131)王文生则追溯到明代公安派，“至于王国维提倡‘自然之眼’、‘自然之舌’，也就与袁宏道所说‘信心而出，信口而谈’，‘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意思相通”[3](P246)。另一位学者张节末认为，它的涵义应当到佛典中去考索：“‘自然之眼’则是指天真的观照……须指出的是，此种涵义之‘眼’其词源出于佛教。”[4](P38)
　　
　　以上诸家之说可谓各有所本，遗憾的是他们似乎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在这则词话中，王国维继称赞纳兰性德“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之后，立即指出了其中的因由，“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其实在前一年写作的《人间词乙稿序》中，他就表达了相同的观点：“纳兰侍卫以天赋之才，崛起于方兴之族，其所为词，悲凉顽艳，独有得于意境之深。”[1](P432)王国维用“悲凉顽艳”来概括纳兰词的风格，很可能得之于清初词人陈维崧。陈维崧曾说：“《饮水词》哀感顽艳，得南唐二主之遗。”[5](P1937)因此不妨说所谓“崛起于方兴之族”才是王国维的独得之见。这种见解并不是王国维一时的主张，也并不仅仅针对纳兰性德而发。据浦江清回忆，王国维晚年执教清华研究院期间“，尝为人言，野蛮民族有真正之文学。又一再称扬《元秘史》之文学价值”[6](P9)。
　　
　　很显然，这种“野蛮民族有真正之文学”的观念，才是王国维称赞纳兰性德拥有“自然之眼”、“自然之舌”的理论出发点。而在上面几位学者引证的中国古代文献，无论是庄子、佛典还是公安三袁的著作中，我们都难以找到类似的观念。事实上，由于一向“严夷夏之大防”的缘故，我们在中国古代思想传统中就几乎看不到把作为审美范畴的“自然”与所谓“野蛮民族”联系在一起的认真的理论尝试。
　　
　　如果我们在中国古代思想传统中找不到王国维这种独特的“自然”观的来源，那么它就只能来源于王国维当时接触的另一种“自然”，即西方思想传统中的“自然”。最初将西文nature翻译成“自然”的是日本人，包括王国维在内的中国学者沿用了这一翻译，于是现代中文里的“自然”便拥有了来自主方语言和客方语言的双重涵义。王国维此处所说的“自然”，其意义就来源于后者，如同中国古代思想中的“自然”一样，西方思想中的“nature”(自然)一词的涵义也经历过复杂的变化①。西方著名思想史家诺夫乔依在《作为美学范畴的“自然”》一文中，把“自然”作为一个美学范畴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基本意义和用法概括为18种，其中第16种是“一种以原始人或原始艺术为典范的艺术”[7](P170-173)。这种自然观被西方学者称为“原始主义”(primitivism)自然观。正是它构成了王国维“野蛮民族有真正之文学”观念的由来。
　　
　　在西方思想史上，这种原始主义“自然”观在18世纪德国狂飚突进运动和接踵而至的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中曾经风靡一时。狂飚突进运动的思想领袖赫尔德、歌德，法国思想家卢梭、狄德罗，英国浪漫主义大诗人拜伦，都是这种“自然观”的热烈的鼓吹者。直到19世纪下半叶，这种原始主义“自然”观依然流波未泯。在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一书中，我们还能够听到它清晰的回响。原始主义“自然”观是在特定的西方文化语境中萌生和发展起来的。在18世纪欧洲思想界，“自然”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语。正如诺夫乔依所说：“在18世纪作家中，很少有人在五页之内不提及‘自然’的律令，不管他鼓吹的是什么学说。”[8](P11)很多启蒙主义者相信，自然乃是一种必然、自明的真理体系。人通过自身拥有的理性的自然力量，能够认识和把握这一体系，因此人的思想越清晰、越理性，也就越自然、越完善。这种意义上的“自然”，不仅预设了一个理性的人类心灵，而且预设了一个为人类设计了如此完美的自然的上帝。法国新古典主义批评家把上述思想凝聚在一句口号里面：“摹仿理性即是摹仿自然。”狂飚突进运动和浪漫主义思想家们标举的原始主义的“自然”正是作为这种理性主义“自然”的对立面而出现的。为了摆脱法国文化的控制，建立自己独立的民族文化，德国狂飚突进运动的领袖如赫尔德等人，批评法国新古典主义文学是一种“羸弱”、“肤浅”、“过度精致”的文学，是一种冷冰冰的理性主义的产物。他们呼唤一种纯朴、充满力量和生机勃勃的文学来与之抗衡，而“自然自身的直接迸发，在原始人和原始诗人那里表现得最为强烈”。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会一致地把原始文化作为自己学习和仿效的对象。这种原始主义的核心是倡导回归一种热烈的、非理性的自然。伦格概括说：“从过去时代继承下来的、被称为原始主义的思潮，在狂飚突进运动时期获得了一个新的方向，它所谓的‘回归’不再意味着回归到某种特定的社会形态，或人类历史上某一特定的阶段。而是回归人的内在本质的自我，换言之，回到人的自然的自我。”[9](P291)为了和过去时代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原始主义相区别，伦格把这种原始主义称作一种文化原始主义。
　　
　　通过德国现代哲学家泡尔生的著作以及其他渠道，王国维对欧洲近代思想史上这一重大变迁有清楚的认识。在《述近世教育思想与哲学之关系》一文中，他用很长的篇幅专门介绍了欧洲思想史上的这场变革。文章中说道：“启蒙时代与海尔台尔、格代(歌德)之时代，有根本的区别。”这种区别在于“在启蒙的精神，以合理的且机械的思考之。而其起原，则在数学的物理学。”而海尔台尔、歌德所代表的，是与之相反对的一种“诗的倾向”。它的特点是“以自由为主，置自然于法则之上”[10](P18)。
　　
　　这里被王国维目为新时代代表人物的海尔台尔，就是德国狂飚突进运动的思想领袖赫尔德。他曾经写过一篇在欧洲文学批评史上产生过广泛影响的论文：《关于莪相与古代民族歌谣的通信》。莪相相传为公元3世纪的一位蛮族诗人，他的诗歌在狂飚突进运动时期帮助唤醒了德国诗人沉睡已久的激情。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曾借主人公之口说：“莪相把荷马从我心中挤走了。”赫尔德在通信中也对这位古代蛮族诗人表示了深深的敬仰。通信中有两段话对于我们理解王国维的自然观具有重要的价值。其中一段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王国维所谓“野蛮民族有真正之文学”的观点。赫尔德在这封信中明确地说：“一个民族越是野蛮，这就是说，它越是活泼，就越富于创作的自由。它如果有歌谣的话，那么它的歌谣也就必然越粗犷。这就是说，它的歌谣越活泼，越奔放，越具体，越富于抒情意味!这个民族的思想方法、语言和文学的表达方式越不是人为的、学究气的。”[11](P452-453)赫尔德的另一段话则论及野蛮民族自然真切的表现：“你可以从旅行者的叙述中了解到，野蛮人总是多么有力和真切地表现他们自己。在他们需要表现的事情上，他们总是投射一种敏锐生动的目光(eye)，他们的语言表达直接而准确，富于情感，没有被沉重的概念、晦涩的思想和抽象的文字所扭曲。”[12](P158)赫尔德在这里所表达的意思，如果翻译成王国维《人间词话》里的语言，不就是“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吗?
　　
　　在欧洲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中，曾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回到自然”(returntonature)。这个口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指回归大自然，另一方面指回归人的纯朴的心灵。在英文中，nature一词本身就包含着人性的意思。在浪漫主义者看来，这种纯朴天真的心灵只有在未曾受到文明玷污的儿童和野蛮民族那里才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因此原始主义自然观在浪漫主义时期也颇为流行。在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中，拜伦大约算得上是它的最热情的歌颂者。凑巧的是，拜伦同时也是王国维最为熟悉和喜爱的外国诗人。王国维不仅撰写过《英国大诗人白衣龙(拜伦)小传》，而且据读过他手稿的人回忆，手稿“末后有译英国拜伦的诗”[13](P145)。
　　
　　拜伦诗歌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通过对当时仍然处于未开化状态的野蛮民族的赞美来反衬和揭发本民族烂熟的文明所特有的矫饰和虚伪，这在他的游记一类的诗作中表现得尤其充分。例如在《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王译“哈罗德漫游”)中，拜伦就将勇敢、骠悍的阿尔巴尼亚山民与自己那些文明怯懦的同胞加以对比：
　　
　　阿尔巴尼亚人是凶猛的，却不缺乏各种道德，也许比一般更加崇高。他们的敌人看到过他们回身逃走吗?谁能在战争的困苦中这样不屈不挠，在环境不利的患难时刻，他们的意志比他们的碉堡还要坚牢。
　　
　　就是这些蛮勇的山民，在主人公遭遇困厄的时候，慷慨地施以援手：
　　
　　坏人会趁火打劫，在那种灾难的时候。但他们却竭力款待，多么诚恳。换了更“文明”的人，决不会这么殷勤，如果是他的同胞倒可能袖手观看。[14](P88)
　　
　　在拜伦笔下，这些野蛮民族和大自然是浑然一体的，或者毋宁说，他们自身就是自然，在《唐璜》中，拜伦用热情的笔调描写摩尔人：
　　
　　非洲整个儿是太阳，像那儿的大地。那儿的人的肉体也火般燃烧，为善为恶，却力量充沛，诞生时就像着了火。摩尔人的血领受这座行星的影响，像底下的泥土一样会繁殖生长。[15](P315)
　　
　　需要指出的是，赫尔德、拜伦等人对野蛮民族自然天性的描绘和赞美，与其说来自于客观的观察，不如说是他们自身的主观愿望和文化理想的投射，是他们创造出来的某种文化构想物。他们笔下的野蛮民族构成了近代西方文明一种文化上的“他者”。他们企图用这种“他者”的“自然”来反抗和批判近代西方文明的“不自然”。正如有的西方学者曾指出的，拜伦在《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所描写的“自然”“，其本身肯定的是一种拜伦式的忧郁，他的阿尔巴尼亚孩子不是天真无邪的阿卡迪亚人，而是拜伦式的高贵的叛逆者”[9](P232)。
　　
　　一如拜伦把野蛮民族的精神与近代西方文明加以对照，并借助前者来否定后者，王国维也把所谓“自然之眼”、“自然之舌”与“汉人习气”对立起来，并通过“崛起于方兴之族”、“未染汉人习气”来解释纳兰性德的艺术成就。王国维对纳兰性德的才华十分倾倒，称他“可谓豪杰之士，奋乎百代之下矣”。“豪杰之士”是王国维对天才(genius)一词的又一种翻译，未尝轻易许人。但是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这种原始主义“自然”观仅仅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一部分西方知识分子的文化想象，是赛义德所说的西方人的“东方主义”知识谱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现实中我们是不可能找到带着拜伦式忧郁的野蛮人的。因此，这种理论的性质就决定了当王国维要用它来现实地、具体地解释一位中国词人的艺术创作时，必然会遭遇到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首先，尽管纳兰性德出身于满族，但从他的家世和所受的教育来看，说他“未染汉人习气”却并不符合事实。纳兰性德是康熙朝权倾一时的重臣明珠之子，是生于钟鸣鼎食之家的贵胄公子。其父明珠已深受汉族文化的濡染，史载他“好书画，凡其居处，无不锦卷牙鉴，充满庭宇，时人有比以邺架者，亦一时之盛也”[16](P197)。纳兰性德就是在这种浓郁的汉文化氛围里成长起来的。他自幼接受系统的儒家文化的训练，曾先后拜当时著名的汉族文士丁腹松、徐乾学等人为师，并曾在后者的指导下编著一部阐述儒家经义的大型文献《通志堂经解》。这部文献收集唐、宋、元、明各个时期关于《易》、《书》、《诗》、《春秋》、《三礼》、《论语》、《孟子》等经籍的注释，共计140种1788卷。尽管对这部著作的编校权仍存有疑问，但纳兰性德对儒家经典的熟稔是勿庸置疑的。在给业师的一封信中，他曾表示，对宋元诸家经解“某当晓夜穷研，以副明训”。纳兰性德所具备的深厚而系统的汉文化修养，不仅在满清贵族中属于凤毛麟角，即使在当时的汉族文士中也是不多见的。所以梁启超推举他为“清初学人第一”。其次，就纳兰性德词作的内容和风格来看，尽管也有沉郁豪放的一面，但表现得更多的是一种哀婉凄恻的情调。据黄天骥统计，在纳兰性德现存的三百多首词里，“愁”字出现凡90次“，泪”字用了65次，“恨”字用了39次，其他如“断肠”、“伤心”、“惆怅”、“凄凉”、“憔悴”等字词，在其词作中也触目皆是[17](P178-184)。陈维崧评论其词“深得南唐二主之遗”。正是道出了纳兰性德词在情感内容和艺术风格上与词学传统的内在联系。词从唐代滥觞，历经五代两宋的发展，至清初已有数百年的历史。经过长时间的锤炼，艺术形式已经十分成熟，形成了自己独具的主题、意象、风格和技巧。这与赫尔德赞赏的西方古代民歌是完全不同的。后者所长的恰恰是一种质朴、粗糙、原生态的表现方式。赫尔德指出，这些古代民谣基本上是口头的“，不适宜于写到纸上”“，更不是一些僵死的形之于文字的诗篇”[12](P155-156)。在这种情况下，王国维无论是用原始主义的“自然”来说明纳兰性德个人的天才，还是将之施用于词这种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精致的艺术形式的文体，都是不适宜的。
　　
　　二、有机主义
　　
　　1925年，青木正儿访问北京，后来他曾回忆期间与王国维的一次谈话。“先生问我到这儿主要做什么学问，我回答打算看看戏，再者关于元代以前的戏曲史已经有先生的大作，我自己想写明以后的戏曲史。先生先是谦称‘我的著作没什么意思’。然后生硬地说‘，可是明以后的戏曲没有味道，元曲是活的文学，明以后的戏曲，死去了’。此时我觉得有点儿反感，元曲是活的文学，这是公认的评价，可是明清的戏曲也不一定都是死去了的”[13](P3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