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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来想去，曾国藩总是不得要领。要想让咸丰感受到曾国藩“亲满”的政治姿态，的确有些难度。 直到他在长沙看到一个身上穿着军官制服，脚下套着一双草鞋的人，曾国藩才找到答案。 这个穿着非常OUT的人，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湘军一号战将塔齐布。 湖南可谓人才济济，自古就有唯楚有才之说，为什么曾国藩偏偏选中了这位“草鞋哥”呢？ 这个问题还真不好回答，要知道曾国藩可是一个看人识才的骨灰级专家，他能一眼挑中塔齐布，就一定有他的理由。 曾国藩善于识别人才，这是当时官场圈子里公开的秘密。据说他在搞接待的时候，不大喜欢高谈阔论，而是喜欢观察别人的言谈举止，等接待对象走了以后，他就拿出一个专用的笔记本，把对这个人的观察记录下来，然后加上自己的分析和点评，打上印象分，既便于日后印证自己看人是否准确，又为自己留下了一份人才档案资料，日后在工作中需要什么人才的时候，就翻翻自己整理的人才档案，启动搜索引擎，人才就能对号入座。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这么日积月累下来，曾国藩竟然练就了一身高超的看人本领，任凭是谁，只要他瞄上几眼，就能被他透视，基本八九不离十，不禁让人拍案叫绝。 塔齐布这匹千里马，之所以能被曾国藩这个伯乐看中，就与曾国藩的笔记本有关系。 曾国藩来到长沙后，依然保持了积累人事档案的良好习惯，长沙的文官武将头头脑脑，谁有几斤几两，谁是什么货色，都在他那儿有本账，翻开就能找到。自从被塔齐布的草鞋雷了一次之后，曾国藩就特别留意这个身着奇装异服的军官。在曾国藩看来，长沙这帮武官里面，也就塔齐布还算工作认真，绿营各路将领都在休息的时候，只有塔齐布还带着他的士兵，冒着炎炎烈日苦练连环鸳鸯阵。 后来的事实说明，曾国藩选择塔齐布，的确为他后来练兵打仗提供了不少的帮助。如果不是塔齐布英年早逝，这种帮助也许会更大。 要想真正搞清楚曾国藩重点栽培塔齐布的原因，最好的办法是先来看看塔齐布个人档案中显示的基本资料。 生于1817年的塔齐布，不是一个一般的满人——他是镶黄旗人。镶黄旗是清朝八旗中的上三旗，也就是皇帝的直属部队，换句话说，按塔齐布的出身而言，算是贵族中的贵族。只是塔齐布的运气不是太好，他这个人，不喜欢读书，喜欢舞枪弄棒，也算是保持了八旗子弟“喜习骑射”的本色。是金子总会闪光的，塔齐布这块根红苗正的金子，发光来得有点迟缓。1851年，三十五岁的塔齐布，因为乌兰泰的器重和推荐，带兵到湖南打仗，不久就赶上了长沙战役，初步显示了过人的军事才能。此时的塔齐布，只是一个正四品的都司，在文武大官汇集的长沙，他只能算是一个中级军官，根本进不了核心圈子。 看到这里，细心的读者朋友可能发现了其中的奥秘。曾国藩之所以看中塔齐布，除了因为他的踏实肯干、作风淳朴之外，还与他的身份有着极大的关联。 曾国藩看中的，就是塔齐布的镶黄旗身份。有了这个身份，塔齐布就能做曾国藩的政治挡箭牌，削弱和淡化朝廷对他的猜忌和防范，以便自己能够放手组建湘军。 级别不高，不是问题，可以提拔嘛！重要的是，塔齐布是一个能打仗的满人，对于曾国藩来说，无疑是一颗最为理想的政治棋子。 为了顺利实施“借满释疑”这个政治计谋，替自己练兵开路，曾国藩开始不遗余力地笼络塔齐布，让他担任湘军总教练，负责操练新兵，与张亮基联名将其保举为参将（正三品），并对咸丰说，如果日后塔齐布孬种了，可以把我一起端了。 保举，相当于现在的领导推荐，被保举人升了官发了财，自然要把保举人看成自己的恩人。如果不是特别欣赏，或者有特别亲密的关系，一般都不会随意保举。因为保举人对自己的被保举人，要负连带责任。如果被保举人能力太差，或者受到行政处罚，保举人往往也会享受到政治连坐的待遇。 咸丰一看，一个副部级干部，竟然用自己的政治前途来做担保，想必这个被担保人应该是个人物，大笔一挥，准奏！ 中国传统文化比较强调知恩图报，官场之人尤其看重这个，因为这种知恩图报的结果，往往是仕途上丰厚的收益。正所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更何况还是决定自己人生命运的知遇之恩。 三十五岁，正处在功名欲望恶性鼓胀的巅峰年龄段，塔齐布一直为自己事业上的低迷而烦恼，他觉得这是个机会，决定努力好好表现，博取领导更大欣赏，开创自己仕途的里程碑。 升官发财，是大多数官员的人生追求，旗人也不例外。尝到甜头的塔齐布，工作起来十分狂热，激情四射，出操练兵，风雨无阻，执旗指挥，毫无倦容。 曾国藩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决定趁热打铁，继续锦上添花，把人情送足，把笼络做透，再次奏请咸丰破格提拔塔齐布。 亲不亲，咱旗人。咸丰的批复很快又下来了，塔齐布升为副将，从正三品升到了从二品。 自从傍上了曾国藩这根高枝，塔齐布很快就从四品混到从二品，这让他很是知足，把曾国藩感恩戴德了好一阵子，出起操来更加卖命。 塔齐布与曾国藩打得火热，尤其是塔齐布过于夸张的工作热情，终于在长沙引发了一场规模不小的政治风波。 首先表示不满的是副将清德。这个清德，有些来历。他就是太平军攻打长沙时，城墙被轰塌以后，自行摘下顶戴、脱掉制服、躲进民房的那位仁兄。 曾国藩到长沙开始练兵以后，定了一条规矩，每月逢三或者逢八，一共六天，全城会操。 清德平时懒散惯了，好逸恶操（出操），不想搞队列训练，不愿吃这份苦头，痛恨曾国藩多事磨人，更恨塔齐布的勤奋工作，反衬出了他的游手好闲。 抑郁中的清德，开始发牢骚，讲怪话。他说文官不管武将，巡抚不过问军事，这是制度，你看现在成了什么？文官不但管起武将来，而且武将还屁颠屁颠唯命是从，恶心不恶心啊？ 清德的牢骚马上就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湖南提督鲍起豹觉得清德说得在理，立马放出话来：盛夏时节，天气炎热，这般出操，岂不是虐待士兵！我堂堂一省军事长官，位居提督，我不传操，看谁敢操？谁有这个胆子，我先操了他再说，让他尝尝我军棍的厉害！ 这个鲍起豹，也是有些来历的“传奇”人物。他就是太平军攻打长沙时，淋浴斋戒抬出城隍菩萨守城的那位神汉。官大一级压死人，与鲍提督比起来，塔齐布到底级别还是低些，自然不敢去惹这位恶棍，更不想吃他的军棍，只好待在营中，既沮丧，又害怕，不敢出操。 曾国藩闻讯，被这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庸官气得三昧真火猛烈攻心。无奈之下，曾国藩只得请出咸丰，告了清德一状。阻挡练兵，等于资敌，咸丰很恼火，清德很快就被逮捕治罪。 因为“出操事件”引起的风波，并没有就此平息，长沙城内积而未发的矛盾，也在不断升级和激化。 绿营与湘军的矛盾，由来已久。曾国藩的湘军在桂东和江西进行地方维和时，绿营兵就曾在公开场合杀过湘军士兵，还把十多名湘军士兵打成重伤。 鲍起豹带领的绿营，仗着自己是正规军，一直没把湘军这支刚起步的民兵放在眼里。现在，有了提督撑腰，绿营自然更加嚣张，他们不但不把湘军当回事，而且还把矛头对准了湘军将领。 1853年9月8日，矛盾因为清德被捕事件而全面爆发，长沙城内终于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恐怖事件。 一队绿营兵，手拿刀枪，包围了塔齐布，放火烧了他的官署，扬言要杀塔齐布。塔齐布见势不妙，赶紧逃到菜园避难，这才躲过一劫。 没找到塔齐布的绿营兵，转向曾国藩公馆，杀了随从，举刀而入，差一点就激情格杀了曾国藩。 救了曾国藩的是骆秉章，他刚刚接替张亮基，担任湖南巡抚，曾国藩跑到他的办公楼，这才保住性命。 骆秉章觉得这事都是因湘军而起，对曾国藩并没有表现出对弱者的同情，也没有做出主持公道的姿态，反而无名生出一丝厌恶。 曾国藩知道长沙他是待不下去了，堂堂副部长，竟然被一伙小兵追杀，要是换了别人，根本咽不下这口恶气。可是曾国藩知道，自己必须把这口气咽下去，而且还不能叫屈。现在自己除了有一个“湖南民兵总司令”的头衔以外，什么都没有。小不忍则乱大谋，人在屋檐下总得学会低头。今后要走的路还很长，要面对的困难还很多，自己必须过得了忍这关！否则，啥事也干不成，弄不好只能“练兵未成身先死”。韩信，尚且能忍受胯下之辱，我为何不能！ 曾国藩强忍着愤怒，埋藏耻辱，告诫自己自古成大事者，必能忍常人之所不能忍，况且古话说得好，咱惹不起，躲得起！ 1853年9月16日，曾国藩逆湘江而上，从长沙来到衡阳。这样一来可以避开长沙那帮寻衅滋事的绿营兵将，二来也可以就近派出湘军，扫平衡阳、永州和桂阳的动荡，增加湘军的实战经验和实战能力。 曾国藩来衡阳，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创建水师。 江忠源就曾经多次对曾国藩说过，要想打败长毛，就得组建一支强大的水师。这个建议，无疑击中了问题的要害所在。太平军从长沙撤围进入益阳，开始拥有水师，然后进岳阳，入洞庭，下武昌，将沿途船只收入囊中，到武昌时建立水营，随后便沿江而下，纵贯千里，拿下金陵。西征的时候，太平军能够驰骋长江，千里往来，调兵遣将，来去自如，都是水营的功劳。清军之所以不堪一击，其实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水师不够强大，掌握不了制江权，在长江战线极为被动，只能站在岸上干瞪眼，靠两条腿与太平军死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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