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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嗜好理学、为人理性的罗泽南相比，彭玉麟更加感性，艺术细胞非常发达，行军打仗之余，喜欢写诗和作画。彭玉麟对艺术的喜好非常专一，他的诗画，都是围绕梅花这个主题下手。据说是因为与一个叫梅姑的女人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虽然两情相悦却未能比翼双飞，佳人离他而去早赴黄泉路（据说梅姑是他外婆的养女，虽年龄相仿，却唤做梅姑，人以为辈分不同，不合人伦，故遭强烈反对）。彭玉麟对此女情有独钟，无法再生别恋，从此含恨终生，发誓要画满一万幅梅花图，来纪念这段凄美而传奇的旷世之恋，以告慰梦中情人的在天之灵。 缠绵悱恻的儿女情长与卓尔不群的艺术气质，并没有影响彭玉麟在战场上杀敌立功，他从营官这样一个基层干部起家，努力工作，屡立战功，逐渐成为曾国藩湘军水师最优秀的统帅。 彭玉麟的书生气可以从他的辞职史中得到证明。梅之魂清洁而孤傲，芳香而坚毅，正因为如此，彭玉麟才会无意于官场，每每受到封赏，往往拒而不受，创造了有清一代乃至中国历史上辞官的“吉尼斯纪录”。彭玉麟曾经赋诗以明志：“平生最薄封侯愿，愿与梅花过一生。唯有玉人心似铁，始终不负岁寒盟。” 集艺术家和军事家于一身的彭玉麟，因其丰神俊朗，以及略带忧郁的儒将气质，荣获“雪帅”美称，享誉三军，流传后世，令人喟叹，让人神往。 在曾国藩看来，书生为将，至少有三个好处。一来书生比八旗和绿营那些武将更有生气，没有他们身上的那些坏毛病和坏习惯；二来他们已经被孔夫子狠狠地洗过脑，儒家思想中的忠君义节，已经深深烙印在他们的心田；三来书生没有功名，渴望飞黄腾达，岂能不死力效命，立功于疆场？ 曾国藩选用儒生为将，的确给湘军带来了一股全新的气象。就拿罗泽南来说，他的部队就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打仗之余，除了抓军事训练外，罗泽南还经常举办学术讲座，带领和组织部下开展读书活动和研讨活动，理学的基本理论，已经深深地扎根于他的军队。 从这个角度来说，曾国藩领导的不只是一支威武之师，更是一支文化之师，这样一支学习型的军队，与为了拿军饷混日子的绿营相比，无疑是有天壤之别的。除了金钱，他们还有自己的信仰、理想和追求。 曾国藩曾经大力赞赏罗泽南所带的陆师：“矫矫学徒，相从征讨，朝出鏖战，暮归讲道。”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曾国藩虽然重用儒将，但并不轻视或者忽视武将，他手下的将领，可以分成两派：书生派，武生派。 罗泽南和彭玉麟是书生派的代表，武生派的代表是塔齐布和杨载福。塔齐布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说说杨载福。 杨载福就是杨岳斌，湖南善化（今长沙）人，生于1822年，比他的老乡曾国藩小十一岁。 杨载福从小就喜欢舞枪弄棒，很早就从军打仗，经过艰苦打拼，终于做到千总这个六品武官。如果不是曾国藩的出现，以当时的官场习气，凭杨载福的才能，也不知要多少年才能慢慢熬出头来。 自从被曾国藩选中当了营官后，杨载福的军事才能开始得到充分的施展，与彭玉麟一起成为曾国藩手下最能打的水师将领，屡立战功，后来做到提督和总督的高级干部。 特别值得一提，而且耐人寻味的是，曾国藩手下的书生派和武生派的这些代表，虽然都特别能打仗，但是陆师和水师的将领，后来的结局却大不相同。 比如塔齐布、罗泽南和罗泽南的学生李续宾，就都死在太平军的手下，代之而起的是曾国荃、李续宜和鲍超等几个猛人。后起的这几个人也相当牛，后来打安庆打天京他们几个都是主力队员。水师的情况则完全相反，早早成名的水师将领彭玉麟和杨载福却安然无恙，消灭了太平天国后，他们还在晚清的政坛上活跃了很多年，而且官还越做越大。这大概也算是一个不得不让人感喟欷歔的非规律性历史现象吧。 更值得一提，也更有意思的是，曾国藩的湘军，与绿营和八旗比起来，倒是泾渭分明，特色鲜明，但是与太平军比起来，却有几分相似。 套用一下曾氏练兵模式，太平军倒也可以算得上半个书生加农民的模式。太平军的主要来源，是两广农民，将领嘛，也有书生，比如洪秀全、冯云山等人。细究起来，只不过太平军的书生比例较小，水平不高，往往连个秀才都没考上，而湘军将领中的书生，一般都还能考个秀才玩玩，相对太平军而言，比例大些，水平高点。 这样似乎可以得出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那就是太平军与湘军的作战，指挥员是低年级书生对高年级书生，士兵是广西农民对湖南农民，或者说是一批高年级书生带着湖南农民，去PK低年级书生带领的广西农民，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历史现象，也是一个含金量很大的历史话题，后面我们再来细说。 话说曾氏练兵模式的第三个特色，是政治洗脑与人身控制软硬兼施。 曾国藩在练兵时，除了军事训练和实战训练外，还开设了文化课，授课内容为三纲五常、忠义勇武的老牌孔家店套餐。 在曾国藩为湘军写的军歌里，就有“规矩要肃静，有礼、有法、有号令”这样的规定。他对军队首先强调的最高原则，就是服从，而且是绝对的服从。为了灌输这些大道理，曾国藩是下了一番苦工夫的，每次会操的时候，他都会亲自来到现场，发表演说，大讲特讲，风雨无阻，从不间断。为了让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军记住这些道理，曾国藩还专门进行了通俗化加工，撰写了诸如《陆军得胜歌》、《水师得胜歌》、《爱民歌》、《解散歌》此类顺口溜式的军歌，来强化部队军纪。 湘军强调服从上级，一切行动听指挥，从招兵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明确了。除此之外，湘军士兵不但非常“听话”，而且逃跑、开小差、投敌叛变之类的现象非常少，还与曾国藩制定的“军属连坐制”有关系。 为了控制这些士兵，曾国藩在招兵的时候，会做一个士兵家庭档案袋，里面把这个士兵的地址、家庭成员名单都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来便于管理和与军属取得必要联系（比如为阵亡的士兵发放家属慰问金等等），二来也起到了约束和控制士兵的作用。 湘军士兵要是胆敢投降叛变，或是犯上作乱，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你不是还有妻儿老小么？这招还真是厉害，湘军有了这个紧箍咒，加上曾国藩一天到晚用程朱理学来洗脑，自然就跳不出曾国藩的手心，只能乖乖听话，认真打仗，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自从湘军出道以来，除了靖港集体逃跑事件之外，类似现象一直很少发生，这也正是绿营所不及的地方。 第四个特色，是感情维系与物质诱惑并抓并举。 曾国藩选用的湘军，基本来自湖南老家，一营大多来自同一村落，而且多来自同一宗族，非亲即故。他还特别欢迎湘乡老乡报名参军，尤其欢迎父子兵和兄弟兵，实在不行，叔伯子侄堂兄弟也凑合。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更是雷人，他招兵，只要家门口的兵，出了方圆十里，他不考虑。曾国藩认为，有了地域和感情纽带的维系，湘军在战场之上，杀敌之时，一定不会丢下战友，逃之夭夭。 很多事情都有两面性，依靠感情纽带维系的部队，一般都不会单独逃跑，但是并不能保证不集体逃跑。曾国藩后来在靖港惨败中，就领教过全军集体逃亡的厉害。兄弟子侄打仗，要么一起死，要么一起逃，死活都要在一起，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古语有云，法不责众，大家一起跑，自然挨不了板子。 曾国藩并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不是一个迂腐的理学家，他对人性有着深切的体悟和把握，深知这些老乡跟他出来出生入死，绝对不是仅仅为了响应他“忠君爱国”之类的理学说教，他们还需要升官发财和养家糊口。除了忠义和感情的灌输，曾国藩并没有忽视银子和面包，他知道一个简单的道理，要想让轿夫把轿子抬好，让自己在轿子里坐着舒坦，并且能够坐上越来越大的轿子，就不能一天到晚只对着轿夫讲忠孝礼义廉耻，还应该给足银子让他们得到实惠，这样他们才能安心地抬好轿子，认真把轿子抬好。 湘军从组建开始，曾国藩就坚持高薪养兵的原则，他发的工资几乎是绿营的两到三倍。一个绿营陆师步兵，一个月工资二两五钱，湘军则是四两二钱；一个绿营骑兵每月二两，湘军骑兵就有七两二钱。湘军水师的工资，比绿营更高。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湘军中常常被人忽略的兵种——骑兵。湘军骑兵（马队）是打到湖北的时候才有的，设棚－哨－营三级，最初是四人为棚，六棚为哨，三百七十八人为一营，后来改成三百二十二人为一营，一营五个哨，一人一匹马。湘军骑兵将领中的猛人一号，自然非多隆阿莫属，在后来打垮陈玉成的安庆决战中，此人就是最剽悍的战将之一。 没有高工资，谁愿意干这种脑袋系在裤腰带上的差事？除了高工资，曾国藩还给发补贴、发奖金。挂彩的，有慰问金；阵亡的，有抚恤金；立功的，有红包。在巨大的物质利益的强烈诱惑之下，在战利品谁取谁得的刺激下，那些祖祖辈辈刨地的农民老乡，都乐意出来跟他混。在部队里干一个月，抵得上在家里干上两年，这是相当有诱惑力的。要想有高收入，就得干高风险的行业！所以湘军不但从来不愁没有兵源，而且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了凌厉的杀气。 湘军练成后，很快成为清朝镇压太平天国的王牌主力，最终攻克天京，成就了曾国藩的盖世功业！ （摘自月映长河《欲望是把双刃剑——太平天国的人性透视》第二部，重庆出版社2011年9月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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