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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出于对自鸣不幸之病的警觉，对自我的警觉，林纾在给儿子信上要他警惕“盛满之气”。林纾子林珪任顺天大城县知县，他驰书示居官之道：“患尔自恃吏才，遇事以盛满之气出之，此至不可。凡人一为盛满之气所中，临大事行以简易，处小事视犹弁髦。”法国革命的批评者埃德蒙·伯克说，立法者必须如履如临，是同样的道理。他说，我们处置无生命的事物时尚且不能漫不经心，“当我们破与立的对象不是砖木、而是有感觉的生灵时，慎重与细心更成了责任心的一部分。突然改变人们的生存状态、条件和习惯，无数人可能陷入惨境。”因此，一位合格的改革者或“真正的立法者”应有敏感的心，“他应该热爱和尊重他的同类而戒惧他自己。”林纾写《示儿书》的时间是1908年。十年前的康党为盛满之气所中；十年后的激进知识分子也染上文人恶习，在盛满之气驱使下以偏概全，排斥异己，好走捷径，热爱自由而不明群己权界，行事方式依然专制。 戊戌变法的结局与个别人物的自负狂妄有必然的联系。他们议论公事，言论偏于险绝，很难取平正的立场。谭嗣同的《晨登衡岳祝融封二篇》（之一）：“身高殊不觉，四顾乃无峰。但有浮云度，时时一荡胸。”《论艺绝句六篇》（之二）气势雄大，诗人甚至自比唤醒世界的春雷：“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康有为1884年就因马江战役之败上书请变法，他在作于当年的七律《感事》中云：“治安一策知难上，只是江湖心未灰。”原来他自比贾谊，等候汉文帝超迁，授以大权（《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这样的变法，主次易位，君主乃至整个国家反而沦为改革者实现个人理想的工具。翌年他在《出都留别诸公》中又有豪壮语：“高峰突出诸山妒，上帝无言百鬼行。”这是戊戌之前所作，何等傲慢！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的一段话最能表达康有为的盛满之气：“常有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之概。”一位身居要津的改革者气势豪迈到这等田地，自然想发动政变。康有为的很多举动莫不表明，“皇权”、“衣带诏”都是他的借口而已。 一位怀国家之想的改革者必须学会自制，才能真正无私。林纾在《畏庐记》自警：“持虚枵之气，矫高厉之节，时命适称，其人亦可以权为君子。不幸者，重名在前，美利在后，乡党誉之，朋友信之，终其身无闻过之日矣。”天下最可畏的莫过于后者。鲁迅的《十四年的“读经”》一文骂倒读经，文中有暗指林纾之处（“孔子岂不是‘圣之时者也’么”）。他说读一点古文“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看来主张读经的“糊涂透顶的笨牛”都被这些名实不符的“把戏”糊弄了。林纾偏偏不是。他对潜伏的私心极其警惕，“察其发言之端与进言之由”也是针对自己说的。他还在《畏庐记》写道，一旦没有畏过自治之心，那就会“矫厉粉饰，匿瑕护垢，冀以终存其名”。可见该为这种心理“把戏”负责的不是读经，而是畏过自治之心的缺席。很少有士人像林纾那样善于怀疑自己，但奇怪的是他这种品质以前很少有论者谈到。他在《畏庐文集》首篇《析廉》一文指出，贪赃枉法，固然可恨，但是这方面的“律身固已”还远远不够。“一日当官，忧君国之忧，不忧其身家之忧。宁静澹泊，斯名真廉。”贪财为贪，贪权贪势更贪。有的青史留名者“任气以右党，积偏以断国，督下以诿过，劫上以迁权，行固以遂祸，挑战以市武，朘民以佐欲，屏忠以文昏，其人日沛然自直其直，以为廉”。清廉者一有贪权贪势之病，祸害往往不比贪财为轻，重者可以“劫君、绝民、覆国”。 自冒清廉者的驱动力不外乎“矫”，这是《畏庐文集》第二篇《黜矫》处理的话题。“矫”是一种必需严加防范的毛病：“盛生矫，矫生闇，闇生决。矫闇之人，而护之以决，授之以柄者，必无幸矣。”这样的人往往假公心行私欲，有极大的欺骗性和煽动性：“匿欲者言义必工，浅谋者论事易动”，一旦这类野心家得逞，那是全民的灾难。“国无政而令矫闇者得行其志，吾属虏矣！”对那些藐视死亡、愿意以身试法的“英雄”，他察觉出他们身上的矫、闇、贪。在《续司马文正〈保身说〉》一文他写道：“危吾言，张吾气，盛吾党，前颠而后踵，既振而复焙，以万金之躯市一字之史，无救于国，徒戮其身，此何为者？”这些文字正可谓谭嗣同的写照。文中林纾讨论的是东汉末期一段历史，李膺、杜密死于党锢，郭泰、申屠蟠命运迥异。郭泰专事教育，形成一种舆论影响，林纾甚至颇有以郭泰自况之意。“然则处东汉之时，居李（李膺）杜（杜密）之位，所以待群小者，如何而可？曰：志在讨贼，才不至焉不可；才足讨贼，权不属焉不可；权属矣，而不得其时，据其势尤不可。郭、申智者，故翛然而行。”如果司马光讨论东汉党锢的目的是认识他自己时代的政治，那么林纾也是以此检讨清末的有为与有所不为。“才足”、“权属”、再加上时机成熟，那就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其过程必然是渐进、缓慢的。他还举了一个例子：“有人夜行经江村，乘北风而吟。甫出口，群獒夺门而嗥，掇石而投，獒来益众。”假如数人结伴，又当如何？“苟联袂而行，倡和相属，必有愈怪而愈厉者。况又掇石以投，搦其怒而使之必噬乎？”他难道不是在反思戊戌年间的大改革中个别“矫闇者”的行事风格吗？他真正关心的是责任重大的改革者应该如何谨慎从事，而非个人如何“明哲保身”。在复杂的情势下，聚徒结党，“倡和相属”，主动挑衅，只会速败，而当事人内心深处并非没有“矫闇者”自私的动机。林纾的这种思想在中国的激进传统中是非常另类的。 《畏庐三集》中有一篇文章又涉及戊戌变法时的党祸。理解忠臣烈士的苦心，是难之又难的。林纾在《赠金生锡侯序》里比较了他的老友、清宗室寿伯茀与“忼爽之士”的不同品质。甲午之后，寿伯茀也是维新派，戊戌年考中进士，百日维新期间还蒙光绪召见，但是他在风格上与放言高论者迥异：“吾友寿伯茀先生生时与语国家，蹙蹙之状，恒惭慨引为己责，其视忼爽叫呶、凌诋一切、貌为忧伤者亦远矣！党祸既兴，逻骑四出，所谓忼爽之士，戚戚患其染，豫走散伏匿。”党祸之后，“豫走散伏匿”的“忼爽之士”除了康梁，还有谁呢？这是林纾对康梁这两位大人物非常直接、严厉的批评。该文写作时间不详，题目下还有几个小字：“此稿久遗，觅得补入。”改革者必须引“忼爽之士”为戒，不然国难未有穷时。林纾在新文化运动几位擎旗人身上看到的还是那副“忼爽叫呶、凌诋一切”的派头。他还在《赠光禄寺卿翰林院庶吉士宗室寿富公行状》一文写到他的寿伯茀：“论天下大势，以力泯满汉畛域为先，立知耻会，勉励八旗子弟敦学。议者颇有异同，公慨然无所恤。”思想自由者首先必须面对异议“慨然无所恤”，没有这样的气度，势必不容他人立异，然后四处树敌，危乱大局。相比而言，寿伯茀才是更值得敬仰的改革者。辛亥后，康梁回国，林纾也与他们交游，他在赠康有为《万木草堂图》上的题诗中有这样两句：“历历忠言今日验，滔滔祸水发端微。”假如康有为在与革命党人辩论时发表过的反对激变的文字称得上“忠言”的话，那么他在戊戌时的一些鲁莽灭裂的党人言行是不是也得为“祸水”的发端负责？严复在1916年的私人信件里对康梁有一段苛评：“吾国自甲午、戊戌以来，变故为不少矣。而海内所奉为导师、以为趋向标准者，首屈康梁师弟。顾众人视之，则以为福首，而自仆视之，则以为祸魁。”林纾以为然否？ 林纾走上译述之路，魏瀚（字季渚）起过关键作用。魏瀚是中国海军舰船设计制造的先驱，但是他在马尾船政局并不顺心，另谋职位，又遇阻力。林纾鼓励魏瀚北上，在给他的信上，问起他“所制铁舰”的近况，又谈及晚清新政之难、魏瀚个人之难。或许问题出在士人急于表现自己，建立功勋：“有分功之思，则觖望之事弥甚于仇雠。故凡语言酬应，精神稍不相属，引憾已足刺骨。况又忼爽质直，自行己意。此人言之所以不直于执事，必欲求逞者也。”他希望魏瀚坦然自信，“勿见才，勿任气，苟有报国之事，以诚恳雍容出之”。这才是一位合格的改革者应有的风度。 ■传统文人好说生不逢辰，虽有满腹经纶，报国无门，仿佛朝廷委以重任，做了宰相，世界才是公道的，自己才有机会施展抱负。其实读书人从事一业，惠及百姓和地方，也是服务社会，报效国家，林纾就把教书、翻译当成他的事业。 ■自我怜悯、无病呻吟乃是传统中国文学中的大病。这种病态的自我关注，削弱了诗人的移情和认知能力，需要弗洛伊德所阐述的“现实原则”加以制约和纠正。林纾的诗人观是民主平等的，非浪漫主义的，与摩罗诗人观异趣。他并不相信诗人有什么资格自称人类的楷模或立法者，反之，诗人应该是社会里普通的一员，没有什么想当然的特权，也得学会谋生的本领，养家糊口。 ■林纾走上译述之路，魏瀚（字季渚）起过关键作用。魏瀚是中国海军舰船设计制造的先驱，但是他在马尾船政局并不顺心，另谋职位，又遇阻力。林纾鼓励魏瀚北上，在给他的信上，问起他“所制铁舰”的近况，又谈及晚清新政之难、魏瀚个人之难。或许问题出在士人急于表现自己，建立功勋：“有分功之思，则觖望之事弥甚于仇雠。故凡语言酬应，精神稍不相属，引憾已足刺骨。况又忼爽质直，自行己意。此人言之所以不直于执事，必欲求逞者也。”他希望魏瀚坦然自信，“勿见才，勿任气，苟有报国之事，以诚恳雍容出之”。这才是一位合格的改革者应有的风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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