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理宗朝的一年春天，台州城的市民一觉睡醒，忽然发现“绝无一文小钱，在市行用”.也就是说，台州城闹“钱荒”了，市面上几乎找不到一枚铜钱流通了。这是何故？原来，市面流通的钱都被日本商船收购走了。这些日本商船“先过温（州）、台（州）之境，摆泊海涯。富豪之民，公然与之交易。倭所酷好者铜钱而止，海上民户所贪嗜者，倭船多有珍奇，凡值一百贯文者，止可十贯文得之；凡值千贯文者，止可百贯文得之。”（包恢《敝帚稿略》）日本看中宋朝的铜钱，低价出售日货，大量回收铜钱，“以高大深广之船，一船可载数万贯文而去”,难怪台州一日之间发生“钱荒”。

　　宋朝是历史上一个经常闹“钱荒”的朝代。如宋仁宗朝庆历年间，江淮出现“钱荒”;神宗朝熙宁年间，“两浙累年以来，大乏泉货（货币），民间谓之钱荒”；哲宗元佑年间，“浙中自来号称钱荒，今者尤甚”；南宋初期，也是“物贵而钱少”，南宋后期，“钱荒物贵，极于近岁，人情疑惑，市井萧条”.从北宋到南宋，“荒钱”闹个不停，老百姓常常发现，市面上的钱用着用着就不见了，不知流到哪里去了。

　　许多宋朝人认为，是铜钱的大量外流造成了“钱荒”.宋朝经济发达，与日本、东南亚、阿拉伯乃至非洲开展密切的国际贸易，宋钱差不多成了这一贸易区的国际货币，有点接近今日美元的货币地位。不但日本“所酷好者铜钱而止”,交址跟宋人交易，也“必以小平钱为约；而又下令其国，小平钱许入而不许出”;爪哇国也用胡椒交换宋钱。今天在东非、印度、波斯湾等地，均有宋钱出土。宋人说，“缗钱原为中国财宝，而今四方蛮夷通用之。”并不是夸张之词。这些与宋朝通商的国家，“得中国钱，分库藏贮，以为镇国之宝。故入蕃者非铜钱不往，而蕃货亦非铜钱不售”.为阻止铜钱外泄，当时有人提议：干脆关闭贸易港，中断与外商的贸易。认为这才是“拔本塞源”之道。这当然是一种很愚蠢的想法，幸亏宋朝政府并没有听从。

　　今人的研究表明，宋代“钱荒”并不是因为铜钱短缺，换言之，铜钱的外流对“钱荒”或有推波助澜的影响，但不能说是导致“钱荒”的元凶，因为宋代政府投入市场的货币总量是非常庞大的。北宋时，宋政府每年的铸币量高达一二百万贯、二三百万贯，宋神宗元丰元年间还创下年铸币量超过500万贯的记录。这还不包括四川的铁钱、交子（纸币）以及货币化的金银。而唐代的年铸币量，最高也不到33万贯，明代近300年的铸币总量，还不及北宋元丰年间一年所铸的货币。学者统计，北宋末，宋政府投放于市场的铜钱总量约有三亿贯，这个货币总量，是足以满足当时市民的交易之需的。南宋时，每一年的铸币量虽不如北宋，但政府发行了大量纸币支持市场的运转，当时的“钱荒”也表现为“物贵而钱少”，可见并没有发生通缩，总体的货币供应量并不缺乏。况且，宋朝的商业信用工具也比较发达，大宗交易通常不必使用现金，而是采用“赊买赊卖”等方式。

　　那么为什么宋朝还要时常闹“钱荒”?宋人自己也比较困惑，如生活在北宋中叶的李觏就问道：“朝家治平日久，泉府之积尝朽贯矣。而近岁以来或以虚竭，天下郡国亦罕余见。夫泉流布散通于上下，不足于国则余于民，必然之势也。而今民间又鲜藏镪之家，且旧泉既不毁，新铸复日多，宜增而却损，其故何也？”

　　钱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呢？--很大部分“沉淀”下来了。换成最近流行的说法，“‘钱荒’不是因为没有钱，而是钱没有出现在正确的地方”.大量的铜钱，在流动性非常低的地方躺下来不动弹了。这里的“铜钱沉淀”,包括政府的货币化税收将大量钱币回笼（这部分货币从国库流回市场需要一个过程），也包括民间的储蓄风气。李觏说“民间鲜藏镪之家”,可能不大准确，因为宋朝的富家恰恰普遍有积贮铜钱的习惯，库藏起来的钱叫做“镇库钱”,如青州民麻氏，“其富三世，自其祖以钱十万镇库，而未尝用也。”宋人发现，“国之钱币，谓之货泉，盖欲使之通流，而富室大家多藏镪不出，故民用益蹙。”钱币被大量贮藏，致使流通领域的货币短缺，南宋时，朝廷便出台了一个法令，要求“命官之家存留见钱二万贯，民庶半之”，其他的铜钱必须变换成金银、钞引之类。但以宋朝松弛的社会控制，这样的法令肯定是无法执行的。

　　宋朝富室又为什么热衷于收贮铜钱？因为铜钱能够保值。北宋和南宋都有发行纸币，北宋时叫交子，南宋时叫会子，尤以会子的流通范围更广。但纸币作为信用货币，如果国家超发，就会迅速贬值，南宋后期的会子就贬值得厉害，第一界会子可以兑换近800文铜钱，发行到第十八界时（南宋后期），每贯会子只可兑换铜钱不到200文。这便导致出现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人们拼命花掉纸币，贮备铜钱。南宋人杨万里说，“今之所谓钱者”,富商与权贵“皆盈室以藏之，列屋以居之，积而不泄，滞而不流。至于百姓三军之用，则惟破楮券尔”.而铜钱超发，钱的面值会贬值，但铜本身的价值却是稳定的，宋代大量铸造铜钱，使得铜钱的面值低于材值，一贯钱价值一千文，但如果将一贯钱熔成铜器出卖的话，其值将超过一千文，如此一来，“毁钱铸器”便成为了有利可图之事，于是，“江浙之民，销毁钱宝，习以成风”，“奸民竞利，靡所不铸，一岁之间，计所销毁，无虑数十万缗”.而江浙正是两宋“钱荒”的重灾区。

　　面对反复出现的“钱荒”,宋朝政府的对策是实行严厉的“钱禁”,即禁止铜钱外流，禁止民间私自毁钱铸器，限制民间储藏铜钱。这一思路有点像楼价高企不下了就采取“限购”措施，看起来是对症下药，实际上经不起经济学的考验。宋朝的“钱荒”并不是因为货币总量供应不够，而是货币循环过程中出现的“短缺假象”，货币总量既然充足，“钱禁”不但毫无必要，而且破坏了市场本身的调节功能。在自由市场中，假如铜钱供大于求，钱的购买力就会低于铜本身的价值，这时候，市场自会驱使人们将铜钱熔为铜器，使市场的铜钱流通量减少，币值回升；假如铜钱供不应求，市场也会鼓励“钱监”（宋朝的造币厂）铸钱，并吸引民间储藏的钱币流回市场。这样，铜钱的市场流量跟市场需求之间，会自发地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

　　宋朝的领导人虽然有非常明显的“重商主义”倾向，可惜经济学知识却很欠缺，而且比较迷信行政调控的力量，于是将市场的调节机制当成了造成“钱荒”的因素加以严厉限制，一边厉行“钱禁”，一边铸币放水，加大流动性的供应。结果导致铜钱的购买力下降，而“钱荒”却一直没有解决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