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道军(以下简称“许”)：竹林老师，今年是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周年。作为“知青文学第一人”，我拟对您做一次访谈。
　　
　　当年您的《生活的路》出版后，一纸风行，畅销百万，影响巨大。之后您创作不辍，佳作迭出，在文学的多个领域取得了不菲的成就。比如，您的另一部“知青文学”《呜咽的澜沧江》，不仅受到海峡两岸老一辈作家胡秋原、萧乾等人的高度评价，还在台湾出版了精装本和研究专集，在加拿大被那里的文学杂志全文刊载。《女巫》出版后，也立即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到现在已经出了多个版本。《挚爱在人间》获得了八五期间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尔后，您又开始转向“青春文学”创作，经过“跨世纪”的努力，接连推出《灵魂有影子》和《今日出门昨夜归》两部作品，后者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并引起对“青春文学”走向的热烈讨论。
　　
　　但正如有论者所说，您绝对不是一个属于社会型的知识分子，不会作秀，因此在这个眼球经济的时代，很容易被公众无意或有意地遗忘。有人说您是上海作家中的隐士，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但是时代的大潮只能冲走表面的泡沫，不能冲走坚实的河床部分。您还是会时不时地以自己的作品引起大家的关注。因此，新浪网作家频道称您为“传奇作家”。其“传奇”的意思可能是指一个作家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的特殊性，也可能是指他的成就和声誉严重不对称，似乎一个几乎会被世俗和商品时代彻底淹没的人，却屡次浮出水面。我想较为深入地走进您的“传奇生活”。您看我们从哪里谈起呢？
　　
　　竹林(以下简称“竹”)：不好意思。我习惯于笔头思维，常沉浸于作品人物的精神境界中，而拙于口头表达，有时甚至不知自己；因此，你请随便问，我也就随便答吧。
　　
　　首先，我要说我没有“传奇”。我的生活和写作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而且脚步艰难而沉重。但我不遗憾，不尤人。生活常常因为是有了苦涩，才能品尝出甜味。从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我一直“闹中取静”，在沪郊嘉定生活与写作已近二十八年，因此有人称我为“隐士”，有人说我“自甘寂寞”，有人说我被“冷藏”了起来。种种客观原由，我不想多说；但就我本人的因素而言，我不善与人交际，只会默默笔耕，实际上也是扬长避短，塞翁失马。
　　
　　我始终以为作家不是商品推销员，不是交际演说家，也不是政治家，作家只能也只应靠自己的作品说话；而且他的作品还应经受读者的检验和时间的淘洗。我只凭我自己的良知努力地写我认为应该和需要写的东西，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因此，我在我自己的一份小传中这样写道：“回首自己已逝的人生旅程，定格成竹林名字下的这些作品时，我的心里是迷茫的：不知是我选择了竹林这个艺术符号，还是竹林这个艺术符号选择了我。不过，能在旷野的贫瘠中生长的竹子，无疑是顽强生命力的象征——它既能挺拔地傲立，又能柔韧地弯曲，尤其是还能在最艰难困苦、濒临绝境时开花结果。我十分崇敬这种根植于贫瘠中的植物。我愿意永远默默地耕耘，永不艳羡灿烂的花期。”
　　
　　许：一般“知青文学”都是作家对自己知青经历的回忆、重述和反思。能谈谈您的知青经历吗？文学面对那一段岁月，大约有几种态度：愤怒批判、不堪回首、自觉反思、青春无悔等等。您是如何看待您的知青经历，又怎样赋予它们以意义呢？作为一种类型小说，知青小说已经被充分历史化了，但是您觉得您已经把这段历史写完了吗？以后会不会还持续去写它？
　　
　　竹：关于我的知青经历，以前在一些文章中说过不少。我当年在安徽凤阳插队，生活虽然艰苦，也经历了许多磨难，但经过时间的沉淀，如今，恐怕已只剩下我对那段生活的回忆和反思了。我始终惦记着那里贫穷而淳朴的农民。我在离开那里近三十年后又去过一次，他们居然仍然认识我；许多人闻讯前来，对我说，当年我在那里当赤脚医生时，给他或扎过针灸，或打过预防针、挂过盐水；有一位当时被我用土法救活了的喝农药自尽的妇女，如今已似老太太了，但她仍然对我挽救了她和她肚子里的小生命感激万分。
　　
　　面对这些因实行了包产到户而生活有所改善的善良的农民，我衷心希望他们能彻底摆脱贫穷。
　　
　　而作为一个作家，我对知青问题的认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逐渐深入的。如果说当时我写《生活的路》只是想到要为知青们讲一些真话，让社会了解他们的不幸遭遇和思想苦闷的话，那么，我的第二部知青小说《呜咽的澜沧江》，则已是反映这一代人对那段生活的思考及对人生价值和理想的追寻了。作为文学创作，同一个历史事件和生活，随着时代的前进，作家总可以站在新的高度，对它进行哲学的解析和认知，赋予它新的思想内涵和价值观。为此，我正在写第三部和当年知青命运有密切关联的长篇小说，想反映从知青过来的这一代人中的一些思想者对人生终极目标和整个地球村的大爱精神的探寻。它的视野将更为广阔。这部作品已纳入全国作协重点扶植项目。我计划在今年底明年初完成。
　　
　　许：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的文学在创作方法上做了大量的尝试，当然主要是模仿和借鉴西方经验。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模仿和借鉴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表现中国现实和中国经验。您始终坚持现实主义，您认为现实主义是最能够表现中国现实和中国经验的创作方法吗？
　　
　　竹：我以为是的。我从不反对和否定别人用什么样的创作方法写作。但是，我以为，我们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经济大变革的时代；它有点类似于西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盛行的那个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迅猛发展的时代；我们同样需要批判现实主义的那种对现实生活的深刻关注和判析，这是时代赋予作家的无可回避的责任。但是，现今不少人认为现实主义已经陈旧了，老土了，纷纷学习模仿西方的某些另类的艺术手法，以此为时髦；不少评论者也一致拍掌叫好；但如果热衷于去描写那些脱离现实生活的虚无缥缈的东西，或展览一些鸡毛蒜皮，而没有作者自己的思想和灵魂，我就不知道它们在热闹红火过后还会有多少社会和艺术价值。
　　
　　许：您的小说，按照时下文学批评的理论术语，很难将其划进“底层文学”、“民间文学”、“主旋律文学”、“女性文学”等等圈子，但是它们又确实写了“底层”、“民间”，表达了“主旋律”，而且还具有“女性特征”。另外，您觉得一个女作家的创作可以将“女性意识”和“社会意识”、“女性关怀”和“社会关怀”结合起来吗？
　　
　　竹：我在写作的时候，从未考虑过将自己的作品归入什么创作类型和题材模式，我只是想在我自己的认识水平上尽可能真实地反映生活的本来面貌。论者将我的作品划入哪个类型，我都无所谓。但我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对中国女性(尤其是生活底层的女性)本能地多一些关注，这是可能的。因此，你也可以说在我的作品里具有“女性意识”和“社会意识”的结合的特点。我的《呜咽的澜沧江》被加拿大一文学杂志全文刊载时，他们就将篇名直接改成了《女性——人！》。
　　
　　许：我们再接着这个问题往下说。就我的阅读经验，我发现在上个世纪末，具体说自先锋小说或女性小说兴起后，中国当代文学里很难再找到“强奸”这个说法。比方说，在莫言的《红高粱》那里，“强奸”叫“野合”，是先人生命强力的体现；在王安忆《岗上的世纪》中，“强奸”(或者说“诱奸”)最后转换成了两情相悦。在一些更激进的女性作家那里，不仅没有“强奸”一说，“性”的展示或想象反而成了女性对男性的征服。但是在您的小说里，无论是早期的《生活的路》、《蛇枕头花》、《苦楝树》，还是后来的《女巫》等，强奸就是强奸，就是强者对弱者最大的罪恶，快感不可以抵罪。请问您是怎么看待“先锋小说”和“女性小说”中的性想象、性征服的？
　　
　　竹：在文学作品中真实地反映中国女性的生活和命运，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性”。但这是塑造人物和反映人物命运的需要，并不是展览性，也不是将性当作似当前红火的网络游戏那样去取悦读者；我不知道所谓的“身体写作”是怎么回事，也不会去赶这种时髦。我的作品中写到的性，一定是反映生活和人物命运的真实的需要，而不是其他。从中国的传统到目前的现实，妇女解放仍然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任务。性压迫、性侵犯、性交易仍然是生活中的触目惊心的现实；“强奸”这个法律层面的名词，不可能从现实生活中抹去。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先锋”不起来。
　　
　　许：“悬疑”是您小说一贯的表现方法。从《女巫》的故事一环扣一环，一直吊着读者的胃口，到《今日出门昨夜归》几乎发展成了层层剥笋似的谜案解读。我发现，您小说中的“悬疑”手法的使用越来越上手。我在想，在一个心怀大爱、永葆童心、对世界充满好奇的作家那里，“悬疑”是一种看待世界的角度，还是仅仅是一种艺术上的表现手法？
　　
　　竹：我以为，悬疑首先是一种艺术手法，但同时也是生活中的真实。我在《女巫》中以须家宅的一系列恩怨悬疑作为小说情节贯串的主线条，一是为了真实地反映那段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农民的命运遭际，与此同时，也是为了适应当代读者的阅读习惯与兴趣；在使现实主义的长篇小说通俗化方面进行探索。因此，我在设计悬念的基础上，又加进了大量的民风民俗方面的内容。反过来，“悬疑”和民俗的结合，的确起到了真实地营造当地的农村生活情景，烘托特定的既神秘又令人深思的艺术氛围的作用。从这点上讲，这种手法的确也让我变成了一种看待世界和生活的视角。我以为，这种手法在《女巫》中的应用，是比较成功的。我的这部长篇至今已在大陆分别印刷出版了四个版次，并且在台湾出版了繁体字版本和评论专集，就说明了这一点。
　　
　　当然艺术手法是为内容服务的，如果是为“悬疑”而“悬疑”，那就没意思了。因此，我也并不是在自己所有的作品中都使用这种手法的。
　　
　　许：综观您大量的文学作品，有如在《挚爱在人间》中的那种刻意抒写的“人间挚爱”，但更有惊心动魄的仇恨，比方说，《蛇枕头花》、《渔舟唱晚》、《女巫》等。这在当代文学里是非常罕见的。前不久，我隔壁宿舍的一个学数学的博士研究生，通宵阅读您的《女巫》，大约两点钟的时候，他敲门进来，满含热泪地告诉我：阿柳真是个畜生。一个心怀大爱、性格柔顺的女作家为什么能写出这样的艺术情绪？还有，在您的小说中，我注意到，您对罪恶的惩罚往往不是依靠政策和法律，而是“多行不义必自毙”的报应规律。您认为这种设想是出自所谓的“民间立场”，还是有什么其它原因？
　　
　　竹：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我们的现实生活本身就充满了爱和恨。文学是人学。写人就要涉及人的感情。人的感情不外乎爱与恨。这两者之间是没有简单的平衡关系的。我也不认为我的作品里是写爱多一些还是写恨多一些。只要它们符合生活的真实，无论是写爱写恨，都是塑造人物和表达诉求的需要。比如说《女巫》中写了银宝对阿柳的刻骨铭心的仇恨，但也同样写了他对父母兄弟的刻骨铭心的爱。
　　
　　当然，爱与恨在生活中是一对共生的矛盾体。爱人是人的本能；人们追求爱，但又因为有人破坏了爱，毁灭了爱，才使受害者产生了恨。破坏得越烈，恨得越深。但爱毕竟是人性的主导方面，文学作品应该以弘扬大爱精神作为主旨；也许你还没有注意到我另外一些作品中对“爱”的描写与追寻。比如我的许多儿童小说，几乎都描写了儿童们纯洁善良而又美好的心灵；报告文学《净土在人间》，就颂扬了台湾慈济人的人间大爱精神。
　　
　　至于说我的作品中对罪恶的处罚方式的运用，这也首先要服从生活的真实。你知道在我们目前的生活中，法制还不健全，到处能碰到权大于法、权控制法的现象，而让一般群众做到完全相信法、依靠法的距离还很遥远。于是人们就向惩恶扬善的传统观念回归。这既是一种生活的真实和群众的愿望，又是一种无奈。也许还有些宗教情怀。
　　
　　许：说到宗教，我觉得您的不少作品有较强的佛教意识，您在《女巫》中，不仅塑造了正面的“观世法师”的形象，引入了“莲花”意象，也塑造了两个世俗的“莲花”、“荷花”——女性形象，对仇恨进行了宗教式的化解。能不能谈谈您对宗教的看法？
　　
　　竹：我认为，文学作为形而上的产品，它有净化社会、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的功能，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社会责任。而宗教，无论是佛教还是基督教，它都是告诫人们诸恶莫作，诸善奉行；宣扬人们节制自己的私欲而去帮助人、爱人。不管你信不信佛教的轮回或基督教的上帝，这种精神是任何社会都需要的。尤其是当人们在商品社会里被金钱迷了眼的时候，或者是对人生的信仰和价值观发生了迷茫和动摇甚至缺失的时候，它的确是一种鼓舞和激励人的精神向善向爱的极大动力。我曾赴台湾采访过那里的佛教慈济功德会的创始人证严法师，对她创导的遍及全球的宏伟的慈济慈善事业和人间大爱精神，有很深的感受和崇敬。我以为，慈济的事业，已大大超出了宗教的范畴，而变成了全人类精神文明事业的一面旗帜。由此，也使我对宗教以及人类的价值观有了新的认识与思考。
　　
　　许：您现在正在创作什么作品？今年又有什么作品出版？
　　
　　竹：上面已经讲到过，我正在创作一部新的长篇。与此同时，今年将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我的三本“人间系列”丛书，它们都是书写海峡两岸民众冲破人为藩篱而谱写的人间长情大爱的，它们的书名是：《净土在人间》、《挚爱在人间》和《天堂在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