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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最想做的，不是所谓的成功导演，而是一个大自由的人。
李玉来到北京已经13年。
23岁凭借纪录片《姐姐》获得中国纪录片协会大奖，次年的纪录片《守望》获CCTV“东方时空”金奖，第三年的《光荣与梦想》获中国纪录片大赛金奖。
眼前是大好前途，李玉却毅然放弃，辞去央视的编导工作，开始做独立导演拍电影。
“我的运气挺好，每次跳下去的都不是悬崖。”
2001年，李玉导演的第一部电影《今年夏天》获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艾尔维拉·娜塔瑞奖”；2005年，电影《红颜》入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电影有了口碑，却只在小众中传播。
直到2007年电影《苹果》上映不久即被禁映，才让导演李玉真正成为公众人物。
“那时满大街的人都认识我，风光，薪水也好，但我喜欢生活充满激情，如果状态太平稳，我一定要去打破。”
1995年，李玉瞒着家人，向领导辞职。对方很不理解：“你去那里人生地不熟，被车撞了都没人知道！”李玉不应，“抛弃”了山东的男朋友和父母，背着行李来到北京。她应聘进了央视的《东方时空》，开始做场外主持，后来做纪录片编导，因为“连刷马桶的女工都可以拍，挺好玩的”。
尽管住在临时工宿舍，忙得满嘴都是泡，但李玉没有想过退却。她讨厌化妆、换衣裳和对着镜头假笑，宁愿缩在家里写剧本和小说。
1996年，国际纪录片研讨会在京召开，来了不少大牌的纪录片导演，大家都在一起看片子。李玉也呈上了自己的作品。
每天从早到晚地学习纪录片，不由得人不困。有一天，李玉连续看了7个小时的纪录片，干脆灯一灭就瞌睡，灯一亮就使劲鼓掌。突然，灯亮了，她还没来得及鼓掌，有人站在她的面前问：“你就是李玉？怀斯曼导演看了你的片子《姐姐》，很想见你。”
国际知名的纪录片大师想见我？李玉觉得不可思议。当时她穿着一条白色棉布裙，简直像没毕业的大学生。
怀斯曼见了李玉也很吃惊：“《姐姐》是你拍的？摄影机能像趴在墙上的苍蝇一样观察生活，你是怎么做到的？”
李玉不知道怎么回答。她喜欢那样的观察，从小就是。
观察各种关系的隐秘和矛盾，历来是李玉的长项，也让她深深体味其间的残酷。自己的母亲没有事业，婚姻又不美满，将梦想强加给了女儿；邻居仪表堂堂的解放军叔叔，回到家就说脏话、打老婆；那位心理医生14岁的女儿，仇视母亲并且深深恋父……虚伪的、忧伤的、残忍的各种困境，也困扰着李玉，让她在深切的不满中拿起了摄像机，探究精神的出路。
入行一年，《姐姐》就获了大奖，李玉不敢相信。拿奖后，李玉躲在家里两天，不敢出门，怕被人奉承，也怕这迎面而来的荣耀会戳穿内心的“自卑”。一个人人夸耀的纪录片天才，那时只是个“20出头、有点狠劲儿的迷惘‘愤青’”。
“我觉得《姐姐》没有那么好。但它像一把钥匙，帮我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让我体察到自己的潜力。”
之后，李玉的纪录片连连获奖，在圈内小有名气。
“拍摄纪录片的那几年很重要，我学会了用理性、平等的态度去观察社会中各种隐秘矛盾的关系，去与这个世界沟通——这也决定了我今后的电影风格。”
2000年，放弃稳定优厚的薪水，李玉第二次辞职，转行做独立电影导演，拍摄了第一部纪实风格的故事长片《今年夏天》。她没有科班文凭，只有一颗好奇的心和单纯的勇敢。
这部电影以同性恋题材切入，再现一种被忽略的现实。主角也是现实生活中一对真正的同性恋姐妹。为了筹集50万资金，李玉卖了房子，又借了20万，埋头完成了拍摄。巧合的是，那对恋人竟在电影关机那天选择了正式分手。
李玉说：“或许，这部片子触及了她们心灵深处的某种东西，让她们觉得分开更合适吧。”
《今年夏天》获得了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大奖，但因题材敏感未能在国内上映。那时，李玉才知道有电影审查这么一回事。
沮丧有什么用？李玉又自创了剧本《坝上街》，2002年还拿了釜山电影节“PPP最佳原创剧本奖”，却照样通不过电影审查。每次从电影局出来她都绝望透顶。这座山怎么就翻不过去呢？为这个剧本“耗”了两三年，李玉都快抑郁了。
一次，李玉跟知名独立电影制片人方励聊到了《坝上街》，他挺感兴趣，提出了改编建议，答应投资。方励被媒体称为“电影狂人”，曾投资千万拍摄电影，却因各种原因无法收回成本，只赢得口碑。
电影《红颜》因这份机缘诞生。2005年，《红颜》在全国公映，并获威尼斯电影节欧洲艺术奖。
就在那一年，李玉和制片人方励远赴多伦多电影节宣传《红颜》，在交谈中产生灵感：北京亦是国际繁华都市，无穷诱惑都在升腾飘浮，人们会有新的人际关系、价值观，新的疼痛和失落……他们决定创作一部“迷失北京”的电影，赤裸裸地记录中国当下社会的一面。
《苹果》开始萌芽。
拍摄《苹果》时，李玉的较真劲儿让主创人员包括梁家辉都有些不理解，因观念不一致，两人的沟通常常出现问题。有一次拍摄，李玉喊了停，拉着梁家辉来到旁边的放映室，急得要哭。
梁家辉极富表演经验，但在这部电影里，李玉要把他往回拉，尽量清空他的经验。
“我希望他先找到洗脚城老板林东，然后再找到梁家辉，而不是光凭经验去诠释人物。那天我们谈到深夜12点多，主创人员都在屋外等着，就怕我们打起来。”
李玉孩子气地笑了。
有一幕是范冰冰饰演的刘苹果抱着病了的孩子。就几个镜头，抱个枕头不就得了？李玉坚持要借个小孩来演：“人抱着孩子的感觉，绝对不一样，你会小心翼翼，会屈身。这些感受，枕头无法传达给演员。”
“小妹”死了之后，“刘苹果”去停尸间，拉开停尸柜看她。
那场戏，李玉带着演员去火葬场实地拍摄。有人抗议：“有必要这么兴师动众吗？搭个棚借个景不就成了？”李玉坚持己见。进了停尸间，所有的冰柜都在嗡嗡响着，令人汗毛直竖，无端悲凉。工作人员问：“导演，选哪个柜子让小妹睡进去？”李玉赶紧指了一个。
“其实我也害怕，我对死有敬畏。但演员到了这里会有感觉，会对生死有不一样的理解。我向来不喜欢太假的东西。”
《苹果》的成熟并不容易。制片人方励带着《苹果》6次送审，做了53处改动、17分钟删节，公映后不久，却因“涉及色情”被禁映。
“当时我觉得挺委屈，现在释然了。”
李玉很喜欢日本大导演黑泽明的自传《蛤蟆的油》。传说深山里有一种特别丑陋的蛤蟆，人们抓到之后就把蛤蟆放到镜子前，它看到自己的丑陋会吓出一身油，而这种油恰好是一种特别珍贵的药材。晚年回首往事，黑泽明自喻就是站在镜子前的蛤蟆，发现自己从前的不堪会吓出一身油。
“这里面充满一种自省意识，蕴含了一个怯懦的男孩如何成长为导演的自嘲。回想自己这六七年，太多的挫折反而成就了我。我开始懂得感恩，懂得包容世界的不完美，懂得自省。我还年轻，还有机会。不放弃表达的执著，比什么都重要。”
从前的她，对世界充满敌意。别人夸她漂亮，她站在镜子前瞧瞧，暗想，嘴角耷拉，一脸不快，哪里漂亮？真丑！
李玉不喜欢学校呆板的教学，也厌倦待在家里。父亲常年出差，母亲又无事业依靠，整日郁郁寡欢。她寄希望于李玉，希望女儿出人头地。
李玉害怕父母的争吵。父母离婚后，李玉特别向往那些其乐融融的家庭，初恋也是“爱上他的家庭氛围比他本人更多”。如今，李玉已经释怀了：“谁年轻时没有荒唐过、失败过？父母是我最亲的人。”
母亲有了手机后，李玉将以前不好意思说的肉麻话都用短信发过去——“爱你”呀，“想你”呀……母亲生日那天，她为母亲挑选了一块美玉：“我的名字就是‘玉’，我把自己送给她啊。特意挑了块形状不规则的，是象征我们这种独特的母女关系。”
那天的母亲欷歔感叹，跟女儿回忆起了多年前的片段：“那时你在济南电视台，住在宿舍。我去帮你在楼下晒被子。怕被子被偷，我守了一下午，你就在前面的大楼里，也没给我送个午饭……”
李玉又回想起小时候，父亲每次出差回家，天天给她***吃的菜，还给缩在被窝里不肯起床的她穿衣。每次离家，父亲看她的眼神都很不舍……
那时李玉看不到这种爱，现在有点后悔，因为“发现爱时，爱每时每刻都在离自己远去，晚了”。
对于爱情，李玉也觉得本质是悲剧的。
有次在缅甸公干，恰逢一场大雨，雨停后，彩虹慢慢出现，青碧的天空，有惊艳的美，逐渐一节一节暗淡，直至消失。
“彩虹不见了，但是仰望时的感动，永远留在心里。爱情就像彩虹，你无法期待永恒，但那瞬间就是永恒。”
时下，李玉正在筹划下一部电影：“我一直为了探究精神的困惑才去记录拍摄，但现在态度变了——我从容多了。”
“你曾说自己20岁就感觉很老了，现在呢？”
“现在我的每条肌肉纹理乃至整个心灵都是饱满向上的，更年轻，更美。我有时觉得，自己是在往回走，赢回过去的快乐时光……其实我最想做的，不是所谓的成功导演，而是一个大自由的人。”
35岁的李玉捧着印有米老鼠的红色保温杯，仰面大笑，忽然又鼓起腮帮子舒了口气，那般童真。
从“愤青”到美玉，李玉将宝剑般锐利的才华，融入日益丰富的内心，开放在最好的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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