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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古拉格群岛》这部作品在原苏联是地下传播的，因为作家涉及到了敏感题材，也在写作的同时对当局显示了其不屈的抗争品格，那么您觉得当代中国缺少伟大作品有没有作家品格以及涉及敏感题材时政界的包容性这方面的原因呢？ 答：这个我不能说没有，但是我觉得有人认为中国作家是被禁锢了，不尽然。中国作家的很多作品在大陆不能出版的就送到香港去出版，但是香港出版的许多书我也看过，也没有看见《古拉格群岛》那样的巨著。有很多有价值的回忆录。理论研究方面，有一位武汉籍的学者王绍光，现在是“新左派”中很重要的一个学者，他写的一本书叫《理性与疯狂》，是他在美国写的博士论文。这本书运用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理论分析武汉的文化大革命历史，是“文革”研究的重要收获。当时我看了就觉得这样的题材如果有作家写成全景式的文学作品，一定了不起。可是，迄今为止，还没有。 4、近年来，不断有当代小说被改编成电影走上银幕，比如根据陈忠实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白鹿原》、根据严歌苓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金陵十三钗》等等。张艺谋说“文学驮着电影”走向了世界，也有人认为，小说改编成影视吸引了更多人去阅读小说文本，电影重新繁荣了文学。您认为文学作品与电影艺术之间是一种怎样的互动关系？ 答：曾经有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电影制片厂重金悬赏征集电影剧本。好些好的电影剧本来自对文学作品的改编。为什么要大量改编小说呢？有一种说法就是，作家这个队伍的实力普遍高于电影编剧的实力。现在有一些作家就直接转过去做编剧。因为好的编剧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比如刘恒，他的好多小说就改编成电影，《菊豆》就是根据他的小说《伏羲伏羲》改编的。他的小说《黑的血》也被改编成电影《本命年》，姜文演的。最近这些年，他的小说写得少了，主要写电影、电视剧剧本，像《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集结号》。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里，电影拥有更多的观众，因此成功的改编可以推动文学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要看到一些文学作品在改编成电影后，电影与原小说文本会不一样。因为电影是视觉艺术，文学是语言艺术。文学更讲究的是语言的魅力，更注重的是心灵的深度，而电影追求的更多是视觉效果。所以，好的文学作品在改编成电影后，也常常会让人感觉发生了明显的变异。比如说《红高粱》，《红高粱》的语言特点在看电影的时候就显示不出来。电影张扬的是一种精神——谁说中国人活得窝囊？中国人也有活得很豪放很尽性很率真的时候，想怎么活就怎么活。当时，张艺谋就是看准了这一点，才决定拍电影的。一讲到中国人就是阿Q。中国人其实还有余占鳌呀，爱起来就野合，喝了酒就去打日本。张艺谋要弘扬的就是这样一种酒神精神。电影和文本是不同的，但《红高粱》小说是经典，电影也是经典。这很不容易。 那么小说在改编电影的时候会不会改得面目全非呢？这个常常是有的。像电影《白鹿原》，虽然炒的很厉害，但不少读过小说的看后感到失望，电影的主人公不是白嘉轩，而变成了田小娥。有的电影改编得很成功，有的改编得不成功。电影导演谢晋就说过：一个优秀的电影导演能把一个六十分的剧本拍出八十分的水平。他执导的电影《红色娘子军》就是成功的范例。那个剧本开始并不出色，但谢晋看到了，就琢磨，拍出后，反响很好。后来荣获第一届电影“百花奖”，到了九十年代还得过“中国电影世纪奖”。所以说，导演很关键。像张艺谋，他后来的电影《英雄》《十面埋伏》给人的感觉就没有前面的《红高粱》、《菊豆》那么厚实。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了，所以他现在放出话来，要继续走艺术的道路，要回到《红高粱》和《菊豆》的路上来。可见光注重视觉艺术是不够的。好的电影一定是有深厚的人生底蕴的。电影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互动关系。电影可以使小说传播得更快，更快捷地走向大众，但如果导演的水平有问题，电影也可能阉割了文学的精神。所以不好一概而论。 5、当代文学的文本是在不断涌现着的，而且其数量之多是前无古人的。在现代信息社会条件下，我们应该如何考察现实中的文学创作、传播与接受？ 答：在信息爆炸的年代，任何人都不可能全知全能。所以现在知识已经碎片化，因为任何一门学科，像历史、哲学、文学、语言呀，都在无限地裂变，无限地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要全面地把握文学的创作与传播、接受情况，显然不可能。但我想我们可以从几个出发点去展开我们的探索。第一个出发点就是从当下出发，把握当下。比如说，一个作品出来，为什么会引起轰动？那么多作品，为什么史铁生会引起关注呀，为什么莫言会红起来呀，这些问题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能够使我们的研究保持一种活力。我当年考研的时候，觉得文艺理论、比较文学、现当代文学都有兴趣。最终选择了现当代文学就是觉得当代文学和我们的生活很贴近。第二个可以关注青春写作。现在大家都说“90后”是“压力山大”的一代。其实他们也是时尚的一代呀。我看报纸、杂志，还注意到“90后”中也有很多有社会担当、能够见义勇为、渴望有所作为的。这就值得关注，值得研究。说到“80后”，我们知道有郭敬明、韩寒呀。我上课经常提到笛安，她就与郭敬明、韩寒的时尚风格不一样，是一个很小资的作家。小资是一个很传统的概念，是很抒情很伤感的一种风格。其实今天的中学生、大学生中，喜欢小资的大有人在。所以说，当代文学作品有同质化的问题，但也有多元的格局。第三个就是关注本土。像我们现在研究生、本科生对西方理论的兴趣要远远高于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兴趣，这反映出我们的时代，西方的思潮很强势，在影响中国文化。但我们跟在西方的后面跑，做得再好也不过是西方的跟班吧。其实真正优秀的学者，像陈寅恪、钱钟书他们，学贯中西，立足点还是做国学研究。莫言也是，他承认自己受到福克纳的影响，但他也说过自己很喜欢李商隐，就是说把小说写得像李商隐的诗歌那样，有镜中月、水中花的朦胧美。莫言获奖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写的那些乡土的民间故事、历史记忆。文学要立足本土，要写出本土的文化魅力。所以中国作家受到的传统文化影响，很值得我们去研究。刚刚提到莫言受李商隐的影响，主要是在他早期，像1985年发表的《透明的红萝卜》，这个作品的色彩感很强，莫言就说他的小说就要像李商隐的诗那样去写，写得朦胧、美好。李商隐对当代作家的影响很大，莫言是一个，还有王蒙、格非。李商隐作品的朦胧感与现代的审美观为什么相通？这个问题就值得研究。现在许多“70后”“80后”作家很喜欢张爱玲，张爱玲又很喜欢《红楼梦》……如果由此梳理一条从《红楼梦》到张爱玲再到当今作家的文学史线索，就可以显示中国文化的命脉一直在延续。“张爱玲与当代文学”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学张爱玲，文章会变得比较优雅；而学西方“垮掉的一代”，文风就容易变得很“松”。当然，为文应该不拘一格。莫言的文风就一直在变，他甚至写过一些鬼故事，像《生死疲劳》就是，这有点像蒲松龄。莫言跟蒲松龄都是山东人，山东这地方靠海，特殊的地理位置给了这里的人们奇特的想象力。所以莫言的小说有魔幻的风格。 6、中国传统文论明显有别于西方文论，具有悠久、丰厚的历史传统。但是，早至1917年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学批评在接受西方现代批评体系后，渐渐远离了中国传统文论，数十年来中国文学批评的实践，已基本见不到传统文论的踪影。在您看来，今天的我们应该如何合理对待中西方的文学评论资源？ 答：西方文论占优势主要是与西方文化占主导有关。从五四以来，中国文化就一直受到“欧风美雨”的洗礼，这一过程到现在都没有完成。像现在的同学大多喜欢西方的生活用品、西方的生活方式，文学上也喜欢西方的作家，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文论好像就灰飞烟灭了。但我比较注意那些善于从中国古典文论中继承遗产的评论家。我觉得有几个人的评论写得与众不同，与此有关。有一位学者高尔泰，他写的文论中常常信手拈来古典诗词，显示出他对古典诗词的熟悉。当古典诗词进入他的文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一种古色古香的感觉。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钱钟书，他的《管锥编》就是中国传统的笔记体，一则一则的，而不是像西方文艺理论那样有完整的体系。《管锥编》像迷宫一样深不可测。而且全部用文言文写成，这里面就有很深的意味。钱钟书学贯中西，但他还是回到了中国的学术殿堂里。还有一个华东师范大学的胡河清，他有一本书叫《灵地的缅想》。他对中国的阴阳五行很有研究，所以，他的文章就很有看头。他用传统的“术数文化”评点当代作家，把格非比作“蛇精”，因为格非的小说中有不少关于蛇的暗喻；他还把苏童比作“灵龟”，因为他的作品富有神秘意味，他本人蛰居南京，也很有特异灵气；还有余华，也使他想到“神猴”，因为余华的心中一直有反抗命运的“猴气”······这样的解读就跳出了西方理论的圈子。虽然这个路子也许比较窄，但，令人耳目一新，成了一家之言。还有诗人流沙河的诗论、余光中的诗论，也都散发出古朴而灵动的韵致。所以我觉得，中国传统文论在当代虽然还是很边缘化，但没有销声匿迹。现在的问题就是怎样把中国传统文论与西方文论融为一体。这方面要学习现代文论的传统，比如鲁迅，他有一篇文章叫《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里面一点西方的概念都没有，就谈什么叫魏晋风度，那时的文章为什么崇尚简练，还有那时的文人为什么喜欢喝酒吃药……因为那个时代曹氏父子喜欢文学，在他们的影响下形成了简约的风格，曹氏父子要带兵打仗，文章就不可能写得很长，所以文章短小精悍。那时的文人为什么喜欢喝酒吃药？因为在那个乱世，喝酒吃药体现了文人避世的心态。鲁迅的这篇文章风格是侃侃而谈，读来很有味道。还有傅雷、李健吾这样一些文学批评家，都不追求理论的严谨性，而是侃侃而谈，语言也优美，有时甚至华美，这也是中国古典文论的一个传统，像《文心雕龙》就十分华美，令人有目眩神迷之感。中国古典文论还比较注重感悟，注重印象，不像西方理论那样注重体系。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都有真知灼见，也文采斐然。运用西方文论分析文学现象，通过训练就可以做到，但要像王国维、鲁迅这样以士大夫的情怀对文学现象进行评点并提炼出人生哲理，这是很不容易的，需要长时间的修炼。当然，一个时代像这样的人也就只能出上几个，不可能很多。所以一般的研究只能随波逐流。我无意贬低西方文论的成就。我觉得西方的现代文论常常能给人一种思维上的启迪。别林斯基、别尔嘉耶夫的文论也写得恢宏大气，文采斐然，值得学习。我只是觉得我们不应该忘记古典文论的传统。中国的文论更侧重“知人论事”，谈人生谈社会，还有语言活泼，有文学性，有文化底蕴······将这一切融会贯通，一直是中国现代学者的理想。只是，中西贯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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