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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剑梅：前不久我到台湾参加“第二届华文文学高峰会”，期间许多老师朋友都不约而同地把莫言和高行健做了比较，会下阎连科的一句话对我很有启发。他说，“高行健更多哲学味，莫言则更接地气”。这个说法既形象又准确，也很传神。郑培凯教授的会议总结我也很赞成，他说，“高行健代表中国知识分子向内心探寻的传统，莫言则是中国民间文化传统的最好的代表。”的确，高行健曲高和寡，善于向内心探寻，具有深刻和丰富的思想，没有一定的东西方文化修养恐怕很难读懂他的作品，而莫言显然与故乡的山川土地连接更紧密，也与故国的工农大众连接更紧密。莫言作品的“地域性”极强，他笔下的高密家乡是他创造的灵感和源泉，既承接了中国“乡土文学”的传统，又给这一传统注入了荒诞和魔幻的色彩；而高行健作品更侧重于“漂流性”，他的主人公是世界公民，永远的流浪汉，不认同任何地理意义上的国家民族观念，也不认同任何主流文化，在漂流中只向内心追寻。他的《灵山》在身内而不在身外。 刘再复：阎连科“接地气”的说法很妙，莫言是高密的赤子，也是中国大地的赤子。他的作品有一个大“气场”，这个气场中有清气，有浊气，有祥气，有戾气，有侠气，有匪气，有英雄气，有母亲气，有泥土气，也有天地元气。我喜欢莫言，正是喜欢他作品中的磅礴大气，不是只会卖弄口舌的才子气、文人气、小作家气，更不是八股气、教条气、痞子气。莫言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乡土作家，但他又超越乡土，见证普遍人性，从而赢得很高的普世价值。 刘剑梅：与莫言的“地气”相比，高行健让我感受到的更多是“心气”，是禅气。也可以说是“灵气”。用您的语言表述，高行健与莫言这两位大作家都不是用头脑写作，而是用“心灵”写作或用“全生命”写作。相比之下，高行健更多地表现出“心灵写作”的特点；莫言则更多地体现“全生命写作”的特点。“全生命”包括潜意识，包括本我，自我，他我。 高行健和莫言笔下的女性 刘剑梅：另外，我还想谈谈高行健和莫言作品中不同的女性视角和关怀。高行健《灵山》中的“她”其实是一个个与“我”有性爱关系的女子，她们的面目其实是模糊的，只是叙述者“我”以色悟空、通过男女情爱来进行禅悟的中介。莫言的女性视角在《丰乳肥臀》中表现得比较鲜明，母亲的角色代表了中国这块土地被无数次政治暴力摧残蹂躏后仍然顽强存在的土地精神，女儿们也比母亲唯一的儿子上官金童更有血性，敢爱敢恨，不过这些女性还主要传播了她们丈夫们的意识形态，自己的声音还不够鲜明。不过，我喜欢莫言在他的笔下总想赐予女性一双会飞的翅膀，比如《翱翔》中的女性在逃离包办婚姻时居然飞翔了起来，尽管最后还是被制服了；而《丰乳肥臀》中的念弟成了鸟仙，有特殊的预言能力——这些都是独特女性视角和女性关怀的神来之笔，在中国当代小说中很少见。在《蛙》的最后一节，叙述者“我”对陈鼻——被借肚子生孩子的女性——的同情和负疚之情也是他忏悔意识的一部分，体现了莫言不同于高行健和其他男性作家的女性关怀。总的来说，莫言对女性的关怀比高行健更具体，也更深广。高行健的女性是他禅悟的中介，通过她们参与寻找灵山，加强主人公寻找内心大自由力度。 刘再复：你最近把研究重心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转向当代文学，我支持你。有些人以为古典研究才有学问，瞧不起当代研究，其实，当代文学研究更难，它除了需要大量的阅读功夫之外，还需要敏锐的“艺术感觉”。没有艺术感觉，什么都谈不上。我已“返回古典”，醉心于《红楼梦》，但还是放不下对当代文学的喜爱。我从高行健与莫言这两位作家身上学到许多“文学真谛”，得到许多震撼性的启迪，真开拓了思维视野和心灵道路。感谢这两位天才朋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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