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最初的理想是当“官”

《江湖》：黄晓阳先生您好！您的《二号首长》被奉为“当官教科书”，而您的新作《爱情万岁》也在火热发售中。请问您是怎样踏上这条写作之路的呢？

黄晓阳：说来话长，1957年，反右运动中，父亲不幸成了右派，被赶回原籍，于是，我出生在农村。右派崽子的生活不容易，幼年和少年的我，贫病交加。年龄稍大，开始懂事了，我意识到，瘦弱的我，肯定不适合干农活，又不可能跳农门。有一段时间，我开始筹划自己的未来，觉得也许能当一个大队或者公社文书之类的“官”，那就不用干农活了。而当文书，必须会写字会画画会写文章。写字画画是我小时候就有的兴趣，初中二年级开始，我有意学习写文章了。

现在想来，这个最初的“理想”其实是非常可笑的。我的身边，可以说没有一个会写文章的人，也没有更多的书可读，除了疯了一般看电影，再没有可供借鉴的。在那样的环境下，能学会写文章，才是怪事。就算我学会了写文章，其实，右派崽子也是根本不可能当上公社文书的。只是当时我不清楚这一点，以为出身不由自己选择，道路可以选择。

好在文革结束了，恢复了高考。可惜的是，农村教育质量太差，当年的升学率又低，我没能考上大学，只考上了中专，又被服从分配送进了师范学校。我对一辈子当小学老师没有丝毫兴趣，不得不再一次考虑未来的人生走向，便第二次学起了写作。

2、《二号首长》的成功让我迷失了

《江湖》：您曾当过小学教师，也曾在杂志任编辑之职，与文学创作相比，您觉得哪一个更富于挑战性？

黄晓阳：在当时的我看来，当老师只是重复，同样的课程，重复了一年又一年，因此，我对当老师没有丝毫兴趣。我更喜欢富于创造性的工作。

当然，今天来想，当老师所教的课程虽然是不断重复，但面对的孩子却在不断变化。这也是一种挑战。

我曾极其狂热地想当一名好编辑好记者，我觉得那样的人生，才是快意人生。

后来，我真的成为了一名编辑记者，并且至少在一些同事和作者心目中，我干得还相当不错的时候，我迷失了。

同样，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写作。如果说，最初是因为一种人生追求，甚至给自己暗暗制定一些人生目标的话，到了后来，就变成了一种生活习惯。今天来思考这种现象，我认为，我当时已经认定，这一辈子，我只可能成为一名文字匠人，根本不可能写出广为读者认同的作品。

让我意外的是，《二号首长》把我推到了人生的另一种状态，或许就是人们所说的成功的状态。事实上，在体验这种成功的同时，我迷失了。因为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够写出比《二号首长》更受欢迎的作品，我不知道是否能够超越自己。

恰恰是这些经历，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认识。人生就是一个找北的过程。你总会在达到一个短期人生目标时迷失，然后重新定位，重新上路。

3、我从骨子里厌恶写传记

《江湖》：在您的多本人物传记当中，您最喜欢哪一本？如果让您来做选择，您希望来写一写谁的故事？

黄晓阳：我一本都不喜欢。或者可以说，我从骨子里厌恶干这件事。

对于写作者来说，往往会有两种不同的写作状态，一是为生活而写作，一是为理想而写作。今天，我呈现给读者的《二号首长》、《爱情万岁》，是为理想写作的作品。相反，那些人物传记，是为生活而写的东西。

仅仅为了生存而做某件事，过程是痛苦的，是你不得不压抑自己的爱好、性情、思想而做的事。只有为理想而做的事，才是你甘愿付出毕生而达成的目标，这种过程，是没有苦和累的，全是愉悦的，即使付出生命，也丝毫不会犹豫的。

这或许就是信仰和生存的区别。

不少媒体介绍我的时候，说我是传记作家。我憎恶这种提法，我没有写出任何一本哪怕有那么一点点人生指导意义的传记，那些东西，甚至不能称之为作品。

将来，我不会再写这类东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写。

4、《爱情万岁》是给父亲的，也是给父辈那一代人的

《江湖》：您在微博中表示，《爱情万岁》兑现了三十多年前的承诺，对您来说，《爱情万岁》比《二号首长》来得更有意义？这本书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筹划的？《爱情万岁》是不是您至今为止最满意的一部作品？

黄晓阳：《爱情万岁》和《二号首长》承载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爱情万岁》承载的，既是我对父亲的承诺，也是我对父辈那一代人的理解。她代表了一代人的青春历程，也代表着年轻的共和国的青春历程。

《二号首长》承载着我对中国几千年官场文化的理解。我在书中表达的“王者伐道”的观点，是对目前中国官场文化“厚黑学”的反证。我认为这是一种正本清源。我还会继续做这种文化的探讨，我认为这样的事，对于整个民族，都是有意义的。

写作《爱情万岁》最原始的动因，是1979年1月5日，父亲的右派问题得到平反，拿到了官方平反文件。不久之后，父亲到县一中来看我，特别提到这件事。我知道，无论对于父亲还是我，或者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家庭，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日子。我当时向父亲表示，将来，我一定要写一本书，纪念这个日子。

事后想来，这个承诺显得有些荒唐，甚至有些不知天高地厚，身为高中学生的我，当时惟一的人生目标，就是考上大学，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根本就不可能想到今后会以写字为生。但是，这个承诺，一直留在我的心中。

后来，我果然走上了文学创作这条路，但在相当一个时期里，这个承诺都搅动着我，压迫着我。而我，根本没有找到一种恰当的表现形式。直到2000年前后，某些东西才在我的心目中渐渐清晰，从而定位为用几个人的爱情故事承载我对这段历史的表达。

即使如此，我仍然没有立即动笔，而是分别向很多人讲述这个故事，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比如说，有朋友建议我，把方子矜的职业定位为妇产科医生。朋友没有说明其用意，但我立即找到了对应。妇产科包括了妇科和产科。在任何时期，妇科疾病能够映衬其社会特征，而产科具有生命传承的意义。

朋友还给予了一些很好的建议，比如说，我的原设计中，方家的家庭成份是地主。朋友建议我改成城市成份和农村成份的结合，于是，有了城市自由职业者兼地主这样一种家庭成份。这种家庭成份，对于很多人是闻所未闻的，但它是客观存在。正是这种家庭成份，使得方子矜父母的死，有了更为特别的历史意义。

也有些事情，是我向父亲求证的。

父亲解放时参加工作，不久便加入了农村土改工作队。母亲是父亲搞土改那个村子的村姑，是父亲动员她出来参加土改工作的。我向父亲求证的史实包括，土改时，是否存在有些贫雇农分得田地后，将地契还给地主的。父亲肯定地告诉我，有这类事。但一旦发生这类事，就是一个重大的事故，农会的成员，都可能因此被撤换。我还咨询父亲，反右时，是否有人戴上了右派帽子，后来却一直没有被当成右派对待。父亲向我讲述了一个完全真实的故事，我把它写进了我的书里。

方子矜的第一任丈夫赵文恭被划为极右，劳改后回到原籍，后来却奇迹般成为了公社革委会副主任。这样一种天方夜谭似的人生际遇，说明在任何权力结构中，都难免存在权力缝隙。

这种意义很特别，很值得人们思考。

5、《二号首长》成功之后，是非不断缠上我

《江湖》：《二号首长》面世后引起了经久不衰的轰动，这一系列丛书的出版，对您的生活有着怎样的影响？

黄晓阳：确实有巨大的影响，最直接的影响，如果没有《二号首长》的成功，《爱情万岁》可能仍然出不来。

此外，自然还有很多其他影响。在别人的眼里，我已经是名人了，尽管我不这么认同，甚至不喜欢这所谓名人的生活。但事实上，我的生活节奏，我的交际范围，正在因为《二号首长》而改变。

甚至，社会上会出现一些与我有关的流言。常常有人找我证实，你最近是不是又做了某件事？我一脸茫然。言者会更进一步说，这是在某个非常正式的场合，某人说的，他说他是你很好的朋友。而这个某人，我连名字都可能没听说过。也有人会善意地提醒我，某某对你很有意见，因为你到处说，你的书写得比他的好，远远超过了他。我一下子懵了。这个某某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家，他的书，我是当经典来读的。还有一类人，天天给我打电话，发短信，鼓动我做某一类的宣传活动，当然，这类活动，由他来组织，由他来主持，由他来中介。对于这类活动，我保持一贯的原则，我被动接受，不主动发起。某人因此失去了提升知名度的机会，也可能失去了拉企业赞助的机会，便开始反目，借助一切机会攻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