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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黄晓阳:中国文学界很难出真正的大家

时间:2014-06-11 16:57来源: 作者:天涯《江湖》第24期 点击:
我一直在强调规则秩序和逻辑,所谓互联网反腐,从根本上说,是违反规则秩序的。 简单而言,一起贪腐案的确证,需要一个极其复杂且具有一定时间的法律过程。比如说,立案,侦查,交检察院复核,再由检察院起诉,最后由法院审理。走完这一流程,需要多长时间?

1、最初的理想是当“官”

《江湖》:黄晓阳先生您好!您的《二号首长》被奉为“当官教科书”,而您的新作《爱情万岁》也在火热发售中。请问您是怎样踏上这条写作之路的呢?

黄晓阳:说来话长,1957年,反右运动中,父亲不幸成了右派,被赶回原籍,于是,我出生在农村。右派崽子的生活不容易,幼年和少年的我,贫病交加。年龄稍大,开始懂事了,我意识到,瘦弱的我,肯定不适合干农活,又不可能跳农门。有一段时间,我开始筹划自己的未来,觉得也许能当一个大队或者公社文书之类的“官”,那就不用干农活了。而当文书,必须会写字会画画会写文章。写字画画是我小时候就有的兴趣,初中二年级开始,我有意学习写文章了。

现在想来,这个最初的“理想”其实是非常可笑的。我的身边,可以说没有一个会写文章的人,也没有更多的书可读,除了疯了一般看电影,再没有可供借鉴的。在那样的环境下,能学会写文章,才是怪事。就算我学会了写文章,其实,右派崽子也是根本不可能当上公社文书的。只是当时我不清楚这一点,以为出身不由自己选择,道路可以选择。

好在文革结束了,恢复了高考。可惜的是,农村教育质量太差,当年的升学率又低,我没能考上大学,只考上了中专,又被服从分配送进了师范学校。我对一辈子当小学老师没有丝毫兴趣,不得不再一次考虑未来的人生走向,便第二次学起了写作。

2、《二号首长》的成功让我迷失了

《江湖》:您曾当过小学教师,也曾在杂志任编辑之职,与文学创作相比,您觉得哪一个更富于挑战性?

黄晓阳:在当时的我看来,当老师只是重复,同样的课程,重复了一年又一年,因此,我对当老师没有丝毫兴趣。我更喜欢富于创造性的工作。

当然,今天来想,当老师所教的课程虽然是不断重复,但面对的孩子却在不断变化。这也是一种挑战。

我曾极其狂热地想当一名好编辑好记者,我觉得那样的人生,才是快意人生。

后来,我真的成为了一名编辑记者,并且至少在一些同事和作者心目中,我干得还相当不错的时候,我迷失了。

同样,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写作。如果说,最初是因为一种人生追求,甚至给自己暗暗制定一些人生目标的话,到了后来,就变成了一种生活习惯。今天来思考这种现象,我认为,我当时已经认定,这一辈子,我只可能成为一名文字匠人,根本不可能写出广为读者认同的作品。

让我意外的是,《二号首长》把我推到了人生的另一种状态,或许就是人们所说的成功的状态。事实上,在体验这种成功的同时,我迷失了。因为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够写出比《二号首长》更受欢迎的作品,我不知道是否能够超越自己。

恰恰是这些经历,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认识。人生就是一个找北的过程。你总会在达到一个短期人生目标时迷失,然后重新定位,重新上路。

3、我从骨子里厌恶写传记

《江湖》:在您的多本人物传记当中,您最喜欢哪一本?如果让您来做选择,您希望来写一写谁的故事?

黄晓阳:我一本都不喜欢。或者可以说,我从骨子里厌恶干这件事。

对于写作者来说,往往会有两种不同的写作状态,一是为生活而写作,一是为理想而写作。今天,我呈现给读者的《二号首长》、《爱情万岁》,是为理想写作的作品。相反,那些人物传记,是为生活而写的东西。

仅仅为了生存而做某件事,过程是痛苦的,是你不得不压抑自己的爱好、性情、思想而做的事。只有为理想而做的事,才是你甘愿付出毕生而达成的目标,这种过程,是没有苦和累的,全是愉悦的,即使付出生命,也丝毫不会犹豫的。

这或许就是信仰和生存的区别。

不少媒体介绍我的时候,说我是传记作家。我憎恶这种提法,我没有写出任何一本哪怕有那么一点点人生指导意义的传记,那些东西,甚至不能称之为作品。

将来,我不会再写这类东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写。

4、《爱情万岁》是给父亲的,也是给父辈那一代人的

《江湖》:您在微博中表示,《爱情万岁》兑现了三十多年前的承诺,对您来说,《爱情万岁》比《二号首长》来得更有意义?这本书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筹划的?《爱情万岁》是不是您至今为止最满意的一部作品?

黄晓阳:《爱情万岁》和《二号首长》承载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爱情万岁》承载的,既是我对父亲的承诺,也是我对父辈那一代人的理解。她代表了一代人的青春历程,也代表着年轻的共和国的青春历程。

《二号首长》承载着我对中国几千年官场文化的理解。我在书中表达的“王者伐道”的观点,是对目前中国官场文化“厚黑学”的反证。我认为这是一种正本清源。我还会继续做这种文化的探讨,我认为这样的事,对于整个民族,都是有意义的。

写作《爱情万岁》最原始的动因,是1979年1月5日,父亲的右派问题得到平反,拿到了官方平反文件。不久之后,父亲到县一中来看我,特别提到这件事。我知道,无论对于父亲还是我,或者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家庭,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日子。我当时向父亲表示,将来,我一定要写一本书,纪念这个日子。

事后想来,这个承诺显得有些荒唐,甚至有些不知天高地厚,身为高中学生的我,当时惟一的人生目标,就是考上大学,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根本就不可能想到今后会以写字为生。但是,这个承诺,一直留在我的心中。

后来,我果然走上了文学创作这条路,但在相当一个时期里,这个承诺都搅动着我,压迫着我。而我,根本没有找到一种恰当的表现形式。直到2000年前后,某些东西才在我的心目中渐渐清晰,从而定位为用几个人的爱情故事承载我对这段历史的表达。

即使如此,我仍然没有立即动笔,而是分别向很多人讲述这个故事,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比如说,有朋友建议我,把方子矜的职业定位为妇产科医生。朋友没有说明其用意,但我立即找到了对应。妇产科包括了妇科和产科。在任何时期,妇科疾病能够映衬其社会特征,而产科具有生命传承的意义。

朋友还给予了一些很好的建议,比如说,我的原设计中,方家的家庭成份是地主。朋友建议我改成城市成份和农村成份的结合,于是,有了城市自由职业者兼地主这样一种家庭成份。这种家庭成份,对于很多人是闻所未闻的,但它是客观存在。正是这种家庭成份,使得方子矜父母的死,有了更为特别的历史意义。

也有些事情,是我向父亲求证的。

父亲解放时参加工作,不久便加入了农村土改工作队。母亲是父亲搞土改那个村子的村姑,是父亲动员她出来参加土改工作的。我向父亲求证的史实包括,土改时,是否存在有些贫雇农分得田地后,将地契还给地主的。父亲肯定地告诉我,有这类事。但一旦发生这类事,就是一个重大的事故,农会的成员,都可能因此被撤换。我还咨询父亲,反右时,是否有人戴上了右派帽子,后来却一直没有被当成右派对待。父亲向我讲述了一个完全真实的故事,我把它写进了我的书里。

方子矜的第一任丈夫赵文恭被划为极右,劳改后回到原籍,后来却奇迹般成为了公社革委会副主任。这样一种天方夜谭似的人生际遇,说明在任何权力结构中,都难免存在权力缝隙。

这种意义很特别,很值得人们思考。

5、《二号首长》成功之后,是非不断缠上我

《江湖》:《二号首长》面世后引起了经久不衰的轰动,这一系列丛书的出版,对您的生活有着怎样的影响?

黄晓阳:确实有巨大的影响,最直接的影响,如果没有《二号首长》的成功,《爱情万岁》可能仍然出不来。

此外,自然还有很多其他影响。在别人的眼里,我已经是名人了,尽管我不这么认同,甚至不喜欢这所谓名人的生活。但事实上,我的生活节奏,我的交际范围,正在因为《二号首长》而改变。

甚至,社会上会出现一些与我有关的流言。常常有人找我证实,你最近是不是又做了某件事?我一脸茫然。言者会更进一步说,这是在某个非常正式的场合,某人说的,他说他是你很好的朋友。而这个某人,我连名字都可能没听说过。也有人会善意地提醒我,某某对你很有意见,因为你到处说,你的书写得比他的好,远远超过了他。我一下子懵了。这个某某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家,他的书,我是当经典来读的。还有一类人,天天给我打电话,发短信,鼓动我做某一类的宣传活动,当然,这类活动,由他来组织,由他来主持,由他来中介。对于这类活动,我保持一贯的原则,我被动接受,不主动发起。某人因此失去了提升知名度的机会,也可能失去了拉企业赞助的机会,便开始反目,借助一切机会攻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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