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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生活素材和生命体验，并不是说文学创作仅仅是简单的汲取和呈现，而是必须用作家的睿智和思想的目光，重新打量已有的生活素材和生命体验，凭借变幻了的时空条件和心理高度，让老的题材土壤开出新的文学之花。对此，萧红有着清醒而又深刻的认识：1940年7月28日，她在致朋友华岗的信中谈到自己的一部长篇小说构想时说道：“假若人的心上可以放一块砖头的话，那么这块砖头再过十年去翻动它，那滋味就绝不相同于去翻动一块在墙角的砖头。”相隔十年翻动同一块砖头之所以别有一番滋味上心头，是因为作家拥有了一个崭新的更高境界的主客体世界。由此，走出呼兰河之后的萧红，一向十分珍惜自己的童年记忆和乡土情结，无论时间距离多长，空间距离多远，她总会在跋涉的同时，做出心灵的回望，进而用日益丰满的思想和精进的笔墨，一再描写着自己的东北大地和呼兰河两岸。1937年以后，萧红陆续出版问世的《失眠之夜》、《旷野的呼喊》、《后花园》、《小城三月》、《呼兰河传》等一系列精品力作，都是对“十年之砖”在另一个高度上的再描写。 萧红走上文坛以及后来成长与发展的道路上，无疑鲁迅的作用和影响巨大。很早写出《萧红传》的肖凤女士有过明确的表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鲁迅先生的帮助和提携，萧红就不可能成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著名的女作家......他对萧红的关怀和培养，可以算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动人心弦的一幕。有谁为了出版无名青年的新著，在重病之中，放下自己手中的译作，看初稿，改错字，把段落移前移后，向报刊推荐，遇到挫折之后安慰她，最后自己出钱，寻到印刷的场所，并亲自写序言推荐介绍呢？有谁为了使她在亭子间里安心写作，频频地给予精神上的鼓舞与经济上的接济呢？......‘没有鲁迅，就没有萧红。’” 由于这种特定的背景，萧红视鲁迅为精神与文学之父，人格上景仰他，情感上亲近他，尤其在创作上学习、追随、继承他，完全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正如王安忆在首届萧红文学奖获奖感言里所说：“萧红领了鲁迅先生的灯，穿行在她漂泊的人生里......”然而，值得称赏的是，面对鲁迅无比丰厚的文学遗产，萧红所表现出来的学习追随和继承，并不是在题材、手法和语言层面的简单照搬或者机械模仿，而是着重领会鲁迅的文学观点和创作主张，并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将其融入自己的文学实践，化为潜在的营养和力量，最终支撑起笔下个性化的和富有创造性的文学追求。 譬如，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从事国民性批判与改造，是鲁迅作品的一个基本向度。生活中处处感受到混沌、贪婪和愚昧的萧红，由衷认同这一点，为此，她把鲁迅的精神向度郑重地接续下来，作为自己观察和表现生活的重要视角。她在《逃难》、《山下》、《后花园》、《呼兰河传》、《马伯乐》等作品中，我们清晰地看到，萧红对笔下人物心性扭曲、病态生存的扼腕痛心，爱恨两在，以及企图通过文学改变这一切的积极努力。这恰恰是萧红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突出贡献。 鲁迅一向反对创作上的教条主义和模式化倾向，他曾经很诚恳地告诫青年作者：不要相信“小说作法”之类的话。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更是明言：“‘小说作法’之类，我一部都没有看过。”他所呼吁和期待的，是那种“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是“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显然，因为受到了鲁迅的启迪和鼓舞，萧红也极不赞成将小说创作定于一尊和归于一途。她曾对聂绀弩说：“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柯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若说一定要怎样才算小说，鲁迅的小说有些就不是小说。如《头发的故事》、《一件小事》、《鸭的喜剧》等。”凭着一种勇于实践和大胆开拓的精神，萧红写出了那些“不像......严格意义上的小说”，却比一般小说更“诱人”的作品（茅盾《呼兰河传·序》），从而获得了自觉文体的探索者的美誉。 萧红敬仰和崇拜鲁迅，却没有偶像化鲁迅。还是在与聂绀弩的谈话里，萧红表达了对鲁迅的另一种理解： 鲁迅的小说的调子是很低沉的，那些人物，多是自在性的，甚至可说是动物性的，没有人的自觉，他们不自觉地在那里受罪，而鲁迅却自觉地和他们一齐受罪。如果鲁迅有过不想写小说的意思，里面恐怕就包括这一点理由。但如果不写小说，而写别的，主要是杂文，他就立刻变了，从最初起到最后止，他都是个战士、勇者，独立于天地之间，腰佩翻天印，手持打神鞭，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出入千军万马之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即使在说中国是人肉筵席时，调子也不低沉。因为他指出这些，正是为反对这些，改革这些，和这些东西战斗。 与此同时，萧红还分析了“我和鲁迅的不同处”，并表示：要“写《阿Q正传》、《孔乙己》之类！而且至少在长度上超过他！”很明显，萧红认为真正有出息的作家，不应当一味膜拜权威，应当在尊重权威的同时怀有超越权威的抱负。 严格算起来，萧红的文学创作生涯不足十年，留下的作品近百万言，涉及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多种题材。这样的创作成绩，与今天每年能码出百万字的网络写手比较，只能算是低产了。然而，可联系到萧红所处的那个时代背景，更何况还有她漂泊颠沛的生存状况，谁能不敬佩她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对于文学创作始终不渝的坚持。 譬如，按照萧军的回忆，萧红最初的诗歌是在“霉气冲鼻”的旅馆房间里，用一截紫色铅笔头写出来的。立足上海之后，为了报答鲁迅的培育和提携，也为了生活之需，她集中主要精力进行构思和创作，拿见证者梅林的话说：“悄吟和三郎（萧军——引者注）工作得很有秩序，每天有一定的时间静静的执笔，同青岛时一样。”萧红东渡日本，一时面对陌生的的环境很是茫然无措，可仍将写作视为头等大事。至东京半月余，她在给萧军的信里写道：“稿子我已经发出去三篇，一篇小说，两篇不成形的散文。现在又要来一篇短文，这些完了之后，就不来这零碎，要来长的了。”尽管寥寥数语，写信者抓紧创作的心态与情形跃然纸上。即使在战火蔓延、萍踪浪迹的日子里，萧红强忍与萧军分手所带来的内心痛苦，照旧笔耕不辍。正如丁言昭在《萧红传》里所写：“心灵的创伤，身体的虚弱，都没有使萧红停下手中的笔，她边休养边写作，陆陆续续写下了《牙粉因病法》、《滑竿》、《林小二》、《长安寺》等作品，这几篇后来都收入进1940年重庆大时代书局出版的《萧红散文》一书中。” 不过，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萧红之所以为人们所瞩目，而成为一种不容忽视也忽视不了的重要存在，并非是因为她在创作上的勤奋顽强和执着；重要的是她具备了更有价值的文学品质：与众不同的文学观念，自出机杼的创作主张，以及置身潮流仍然能够坚持独立思考和自觉选择。现实生活中的萧红，从不缺乏阶级意识；但是一旦进入到文学创作之中，却不赞同使用单一的阶级观念。她认为：“作家不是属于某一个阶级的，作家属于人类的。现在或过去，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在外敌入侵，国土沦丧的情况下，萧红以《生死场》等作品，喊出了抗日救亡文学的先声，无愧于“反帝爱国女作家”的称号。在如何表现抗战主题的问题上，她不赞成作家一拥而上，都上前线，都选择“宏大叙事”，而是主张作家着眼于各自的经验去创作。她对留在后方写不出抗战文学的说法进行的反驳：“我们并没有和生活隔离。譬如躲警报，这也是战时生活，不过我们抓不住罢了。”“我们房东的姨妈，听见警报响就唬得打抖，担心她的儿子，这不就是战时生活的现象吗？” 作为生活的流浪者和文学的跋涉者，萧红由衷渴望导师和朋友，愿意跟他们一起回应时代的要求，用文学投入民族乃至人类解放事业。但是，在这种集体的、“共语式”的呐喊中，她又希望尽可能地保持独立的思考，进而发出自己的、个性化的声音。她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之所以没有奔赴延安，而是“蛰居”香港，其深层的原因庶几于此。萧红目睹而且亲历过底层生活，这决定了她对劳苦大众尤其是普通农民，自有深切的悲悯与同情。不过，一旦进入文学形象的创造，这种悲悯与同情并没有转化为简单的赞美，而是坚持从生活的本相和本质出发，真实地描写了他们的反抗、失败和屈辱，他们的自私、麻木的精神状态，他们在严酷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制度双重压迫下卑微的活着。季红真认为：这样一种状写底层的态度，使萧红“和激进的左翼思潮保持了心理距离，也自觉地与民粹主义区别了开来，思想的源头更接近五四开创的启蒙理想”。对于萧红而言，这是一种微观的评价，可又何尝不是一种宏观的概括。在这个层面上看，萧红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这一个”，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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