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教育厅近期要求各高校“建立全覆盖的课堂教学视频监控系统、教师授课全程跟踪系统”，该要求受到杨名跨、李贵生等四名律师的质疑。四名律师认为此举于法无据，为此向贵州省教育厅联名写了一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其实，贵州高校安装摄像头并非新鲜事。学校安装摄像头事已经多年，据说国外大学也有。国内安装摄像头，从交通路口，到街角路边，到小剧场，到教室，每年的数量增速根据去年我们的采访，大约在20%，而相关上市公司的利润之增长，其实是有案可稽，有意者不妨去一查。读贵州新闻，不由重读了自己在2013年8月的旧作，也是不胜感慨）

沸沸扬扬的斯诺登棱镜门事件震惊了世界，至今仍未淡出我们的视野。

一切都在鹰眼的监控之下，美国电影《国家公敌》和《鹰眼》向我们讲述的故事，并非只是艺术家的想象力。

911事件后，美国政府为加强对反恐情报的收集，通过法律，强化了对个人信息的搜集，也曾引发了舆论的激烈讨论，此次斯诺登事件，因牵涉国家众多，在更大范围内引发了争议。

扞卫个人权利与维护社会安全，这是现代社会面临的选择困境。

与开放社会扞卫自由面临的两难抉择不同，在中国的历史上，这种两难选择并不存在。

王朝统治的稳定，是头号大事。对信息的垄断和控制，是专制统治的基石。一切围绕此目标制定的制度和展开的行动，都是毋庸置疑的。在没有摄像头的时代，王朝更多是通过制度和人力来侦探信息，打击不臣之意，维持统治，无论是保甲连坐制度，还是两厂锦衣卫的特务政治，都不外乎一个目标，通过人力庞大的社会信息监控网络，维护王朝统治。至今余绪犹存。

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开放社会中，许多人相信，美好的生活就像一座花园，是可以通过设计、培植和芟夷杂草等活动建立起来，一切都可以计划。在此愿景下，对动荡的恐惧和对安全稳定美丽新世界的渴求，最终压过了自由的呼声。于是，在社会管理中，对那些被视为需要“控制”、“掌握”并加以“改进”或者“重塑”的对象的一切行为，都有了民意基础和合法性依据。

实现这样的目标，对信息的掌握至关重要。传统的信息采集控制需要通过人力来完成，这一过程多少会面临道德和人性、甚至动物性的干扰和羁绊。

但是，现代科学的发展，监控搜索技术的进步，摄像头开始遍布大街小巷。原有人工信息采集监控的道德和人性特征被有意无意地淡化了。就像所有的技术一样，摄像头监控技术不受个人情感的影响，是纯粹理性的，是实现“园艺型”理想社会的最有效且最经济的理想工具。更不用说，对于具体主事者而言，摄像头还是一门挣钱的好生意，这是摄像头社会价值之外的副产品。

对于摄像头下世界发生的诸多事件的思考，我们今天已然明白，摄像头监控技术，是一把双刃剑。

对于现代社会管理者来说，监控摄像技术是一个强烈的让人迷恋的东西，对于强调个人权利的社会成员而言，却是让人反感的东西。不当使用，即如美国电影《国家公敌》和《鹰眼》里所讲述的，更有可能成为令人恐惧的力量。

即便在美国这样一个个人主义传统悠久的国家，即便扞卫个人利益是美国的立国之基，政府在法律框架下为扞卫自由采取的一些行为，仍然难逃对个人利益的侵害，遑论原本并非出于扞卫个人自由而是方便社会管理的初衷而架设的摄像头了。

齐格蒙？鲍曼，当代着名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的一段话，用在这里非常契合，可谓振聋发聩：

“我们本寄望并信任这些网络能够保护我们免于暴力，并能够抑制所有野心勃勃和肆无忌惮的力量。而大屠杀来临时，受害者发现自己是孤零无靠的。他们不仅已被表面上和平、人道、遵守法律并秩序井然的社会愚弄—他们的安全感成为他们毁灭的一个最有力因素。”

“有时候为扞卫自由而采取的措施，会成为自由最大的敌人。”《鹰眼》最后这句台词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