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节要到了。这节日虽然是属于美国人跟加拿大人的，看似与中国人无关，但“感恩”这两个字，却是载荷了人类的一种普遍的道德情怀。中国传统文化亦是有感恩情结的，中国的语言文字里，藏着诸多的“知恩图报”、“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一类知恩、感恩、报恩的精神密码，代代遗传，亦成了中华文明的一种美好的风习，以至社会将一个不知感恩的人，视为非我族类，必唾之弃之，不与为伍。
　　
　　一个人在事业起步的时候，在精神迷茫的时候，在人生多歧路的时候，总会遇到来自他人的帮助、点拨、提携、扶持，这样的人，便是我们的恩人。但凡恩人，我们是一辈子都不应当忘记的。这是做人的起码的德行。我个人一辈子的事业就是文学。每每回想当初的时候，我都会忆起两个人来，在当时，他们给予我的帮助，在他们或许就是举手之劳的小事，但于我的一生，却是相当重大的事情，可说是决定了我的人生道路、今后的方向，令我没齿不忘。
　　
　　第一个人是诗人于沙。
　　
　　我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学习写诗，一直默默地写，每天写，写了两年多，从未示人，亦未投稿，是真正的抽屉文学。那时候我在一家肉类联合加工厂的子弟中学教书，有位我的同事也是我的好友老赵见我总是鬼鬼祟祟地在一个本子上写什么，就问我，我开始是敷衍他，后来却抵不过他再三地问，就说了实话，说我在习作诗歌。老赵年轻时亦爱诗，他咦呀一句就要我给他看，其时我写了厚厚几大本，就从中摘抄了十首给他看。他看了说这诗我怎么看不懂呢？因那时候，我学着写的是朦胧诗。老赵想了一下，说这样吧，我有个邻居，是《湘江文艺》杂志的诗歌编辑，也是个有名的诗人，叫于沙，我拿给他看看好吧？我连连摇手连连说不，我说那样会以为我找他走后门投稿，我不想这样做。老赵就说于沙人很好，我会跟他说这不是投稿，是叫他看看，给个评价，这样总可以吧。老赵一再鼓动，我才松了口，说，你不要讲这是哪个写的。当晚老赵回家，就把诗歌给于沙看了。第二天来上班的时候，老赵告诉我，于沙约我这个星期天到他家里去，他想见见我，跟我聊聊天。我问老赵，于沙谈了诗歌没有。老赵说，他没有跟我谈，只想当面跟你谈。
　　
　　这样我就去见了于沙，也是我第一次见诗歌编辑跟诗人。
　　
　　我相当紧张，进了门，打了招呼之后满面通红，坐下来把双手夹在两膝之间，不晓得说什么话。老赵带我进去之后就说你们谈吧，我回家有事去，走了。我愈加惶恐，汗都下来了。于沙给我泡了茶，抽把椅子在我对面坐下来，问我教书是教什么，家里头有什么人，我以前爱好些什么，问了一大堆闲话，就是不谈诗歌。我想肯定我的诗歌不值得谈，我还坐在这里干什么，于是站起来，说，于沙老师，我今天还有点事，我要走了。于沙也站起，把我按下来，说走什么呢，我们还没谈诗歌的呵。他复又坐下，这才跟我谈起了诗，先问我投过稿没有。我说从未投过，我连给别人看都没有看过，除了老赵跟你。于沙抚掌笑道，那好，那好，免得你给不三不四的人看了，提不三不四的意见。这话说得我也笑了起来，一下子轻松了。他接着说你这样的朦胧诗，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在写，有写得好的，也有写得不好的。我们编辑部每天都收到这种类型的投稿。我们杂志有点保守，不大登这类诗。你写的诗呢，我认为要么别人就很喜欢，要么别人就根本不喜欢。但你写的诗是不需要什么改动的，你已经写得是那么回事了。这样吧，我有位以前是右派诗人名叫流沙河的你晓得吧？他在主编一本《星星》诗刊，他那里爱发新人的诗歌，我给你把这些诗推荐给他去，看看他喜不喜欢。我当时也是连连摇手说不，于沙就说哎，不要紧的，你这些诗我看完全达到了发表水平，你应当让它们像鸽子一样飞出去了嘛。他说他明天上班就帮我把诗稿寄给流沙河，而且写上一封推荐信。说完又跟我谈诗，说年轻人刚开始学写作时总有个模仿的过程，但这之后，要走自己的路，找到自己的表达跟风格。
　　
　　那天我受了很多教益，亦受到很大鼓励。
　　
　　不久，《星星》诗刊以两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我一组诗，还取了个组诗名叫《希望》。这是我的文学处女作，是我的诗歌习作第一次由蓝墨水变为铅字，而且，想想看，发表的是组诗而不是单篇，有推出新人的意思。
　　
　　我就这样被推出来了，这真是使我看到了“希望”！没有于沙老师的鼓励跟推荐，也许我以后也会小荷露出尖尖角，但这个过程，不晓得会多么漫长。如果我一再投稿而不被采用，也许我就会泄了气，从此放弃文学追求。这都是说不准的事。我后来有许多爱诗的朋友，就因为屡屡投稿屡屡不中而最终坚持不下来了。
　　
　　还有一个人是《人民文学》的小说编辑王朝垠。
　　
　　上世纪80年代全国各地文学青年给《人民文学》投稿每天要用麻袋来装，多得完全看不过来。我开始由诗而转入写小说，写的第一篇叫《石匠留下的歌》，鼓起勇气就投给了《人民文学》。当时《人民文学》可是最高级别的文学刊物。中国当时最好的作家、最好的作品，几乎有一大半是由这家刊物推出来的。我在上面发表过诗歌，所以这一回写了小说，也要投给她。我对自己已然有了信心，对文学前程亦抱了很大的“希望”。
　　
　　不久之后我就收到了王朝垠先生写给我的一封信，他说这篇东西他很喜欢，有特色，有个性，既可作散文发，又可作小说发，但他想，作小说发，可以确定小说的别一种散文化的风格。这鼓励真是太大了！我记得我把这封信看了整整一个晚上，一遍又一遍地看，简直有些不敢相信。后来我去北京，见了王先生，在他家里喝啤酒的时候他跟我说了这件事的过程。原来他那几天肚子不好，时常要上厕所，他是个极勤奋的编辑，连蹲坑的时间都要工作。他一回上厕所，顺手抓了一把来稿，蹲下来就读，其中幸运的就有我的稿件。他说当时一看我邮寄的信封上印有肉类联合加工厂的衔头，就想这是杀猪的工厂，只怕跟文学没什么关系。但责任感还是让他拆开了，再一看我的字写得歪歪扭扭，第二印象又不好，他依然坚持看了下去，结果，他看完了，从厕所出来后立即就趴在桌上给我写回信，说这篇稿子编辑部要采用了。这么好的编辑，敬业而又负责的编辑，现在真是少见了。他给我写的热情洋溢的信，让我对自己由诗向小说转型有了莫大的信心。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我又一口气写了好几篇短篇小说，投给了当时文学青年最向往的《人民文学》，第二年，我的《白色鸟》在其上发表之后获得了当年度全国短篇小说奖，使我一时声名小有。
　　
　　我要在感恩节到来时感恩于沙老师，感恩王朝垠老师，没有他们当时的鼓励、推荐、提携和慧眼，我真不晓得我如今会是怎么样的一种命运。
　　
　　于沙老师老了，我祝他健康长寿，晚年幸福。王朝垠老师故去了，我祝他的在天之灵平静安稳，他要晓得，有一个当年的后生，一直怀想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