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的斗争，是中华民族的生存之道。
　　
　　郁达夫在纪念鲁迅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而一个拥有英雄而不知道爱戴他、拥护他的民族则更为可悲。”
　　
　　人世间的本质是斗争，和谐是斗争的副产品。
　　
　　不要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否定，而把孩子培养成绵羊。到哪时，我们的后代全是谦谦君子，忍让退却，这可不好办了。中国确实需要鲁迅先生的斗争精神，宝岛的作家梁实秋先生是鲁迅先生批判的人物，他应该最恨鲁迅先生，然而不，梁实秋第一个提出在宝岛解禁鲁迅先生的著作，他说，鲁迅先生著作是重要一环，青少年不懂得是缺少营养，是人生缺课。我告诉你，每个人的生命就是斗争得来，父亲的几亿颗精子在斗争，只有一颗受孕啊。放弃斗争，就是放弃生存，就是灭亡。
　　
　　《为什么要抛弃鲁迅？》这是《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陈小瑾对广东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信力建的专访。信力建解释的官方为什么抛弃鲁迅的观点颇有代表性，明确了官方对鲁迅的态度。此人列举的抛弃鲁迅的诸多理由让人称奇，奇的不是这理由本身，而是他竟然实话实说，完全没有掩饰，所以他才敢毫不掩饰的说出“鲁迅的杂文太过偏激”，应该给孩子们从小就灌输诸如“佛经、佛学，《道德经》、十三经、《圣经》、《古兰经》，印度的史诗、希腊的神话……”其实目的已经很明显，那就是让孩子们从小就学会对“神”的百依百顺，以后就好管理了，而不是像鲁迅动不动就甩“投枪”，那多可怕啊！鲁迅先生文集里，才批判了30多人，有些人就受不了，其实鲁迅先生批评的对象大多数文化艺术界。而宝岛的liao，骂了3000多人，涉及中国政治界、经济界、教育界、文化界、艺术界，人数之多，实属罕见，那是什么概念？
　　
　　从1928年年初开始，鲁迅突然受到创造社出版物的连续攻击。这一场论战到1929年冬天停了下来。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干预才停下来的。当时发起这场论战的创造社诸新进和太阳社成员都是共产党员，他们都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吴黎平那时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成员，他在《长念文苑战旗红》一文中回忆说：
　　
　　大概是在1929年11月间，李立三同志到芝罘路秘密机关来找我，把中央的这些意思告诉我：一是文化工作者需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自己内部不应该争吵不休；二是我们有的同志攻击鲁迅是不对的，要尊重鲁迅，团结在鲁迅的旗帜下；三是要团结左翼文艺界、文化界的同志，准备成立革命的群众组织。李立三同志要我和鲁迅先生联系，征求他的意见。
　　
　　李立三的意图是，停止论战之后，就要着手组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了。
　　
　　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李立三很看好鲁迅。他充分估计到了鲁迅分量，认为如果能够让鲁迅站到共产党的旗帜下来活动，将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他充分认识到了鲁迅赞成革命的态度，认为争取、团结鲁迅是可以办到的。于是他决定创造社、太阳社停止对鲁迅的攻击，改变为团结和拥戴鲁迅为左翼作家领袖的态度。李立三的这个决定果然取得了成功。
　　
　　促使鲁迅和共产党关系亲近起来，还有一个共产党人冯雪峰。冯雪峰，这位1927年入党的共产党人，走进鲁迅的生活圈子里来了。冯雪峰，浙江义乌人，同柔石是浙江第一师范的同学，又都是青年文学团体杭州晨光社的成员，两人有交情。1928年12月9日，柔石把他带到了鲁迅家里。那时他正有意编译一套《科学的艺术论丛书》，而鲁迅在翻译《苏俄的文艺政策》。他们两人就从这件事情上的合作开始，关系日渐亲近。冯雪峰成了同鲁迅交往最多、关系最深的共产党员。共产党组织希望鲁迅做什么事情，他都有本领使鲁迅同意照做。
　　
　　许广平在《鲁迅和青年们》一文中，这样记述了他们交谈的情景：
　　
　　敲门声响，冯雪峰来了。一来就忙得很。《萌芽》、《十字街头》、《前哨》等刊物的封面、内容固然要和先生商讨，要先生帮忙。甚至题目也常是出好指定，非做不可的。有时接受了，有时则加以拒绝。走出了，往往在晨二三时。然后先生再打起精神，做豫约好的工作，直到东方发亮，还不能休息。这工作多超过先生个人能力以上，接近的人进忠告了。先生说：有什么法子呢？人手又少，无可推委。至于他，人很质直，是浙东人的老脾气，没有法子。他对我的态度，站在政治立场上，他是对的。”……有时听听他们谈话，觉得真有趣。F说：“先生，你可以这样这样的做。”先生说：“不行，这样我办不到。”F又说：“先生，你可以那样做。”先生说：“似乎也不大好。”F说：“先生，你就试试看吧。”先生说：“姑且试试也可以。”于是韧的比赛，F目的达到了。
　　
　　冯雪峰让鲁迅做的第一件事，是请他列名为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发起人，这是一个共产党策划建立的纯粹政治性的群众团体，公开宣称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争取人民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的自由。鲁迅同意参加发起，就表明他直接参与了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斗争。冯雪峰在《党给鲁迅以力量》一文中回忆说：
　　
　　在上海的党中央,希望鲁迅先生也做“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发起人，派人来告诉我，要我先征求鲁迅先生的意见；我去和鲁迅先生谈了，记得他当时的表示是不大同意这种方式，以为一成立就会马上被解散了，可是他又依然立刻答应参加并为发起人之一。以后是先由我介绍，党又派人（我记得是派潘汉年同志）和他直接谈过几次。“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成立大会是秘密开的，鲁迅先生也出席了，我记得他没有正式发言，可是精神很愉快，好像对于这种会他倒很感兴趣，几天之后他还谈起那天开会时的情形。
　　
　　冯雪峰后来在答复鲁迅研究专家包子衍的信中说得更详细一些，他说：
　　
　　自由——同盟是立三路线开始抬头时搞的。据我记忆，只发过一个宣言，似乎并未以它的名义做过什么事，并无地址，有无机构也已不记得，似乎也无所谓存在多少时候。这是立三路线的一种做法。鲁迅先生实际上是不赞成这种做法的，他对我说过这种意思的话：“发过宣言之外，是无法做什么事的。”
　　
　　鲁迅1930年2月13日日记：“晚邀柔石往快活林吃面，又赴法教堂。”记的就是他同柔石一道出席这自由大同盟的成立会。
　　
　　自由大同盟进行的一项活动，是在一些大学里组织演讲会。鲁迅的声望最足以号召听众，1930年3月13日他到大夏大学乐天文艺社讲演，19日又到中国公学分院讲演。鲁迅讲的是文学问题，他讲完之后，同去的人就做关于自由大同盟的宣传，散发《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号召参加。
　　
　　在中国公学分院讲的那一场，题目是《美的认识》。当时一同前去讲演的郑伯奇后来写了一篇《鲁迅先生的演讲》，留下了鲁迅演讲受到欢迎的情况：“引起热烈的鼓掌和哄堂的笑声”，“偌大的一座讲堂是挤得水泄不通了”。不过在另一方面也有充满敌意的反应。4月1日的《民国日报》上就刊出了一篇署名“甲辰生”的《鲁迅卖狗皮膏药》，对这一场演讲大加攻击。
　　
　　3月21日，鲁迅致章廷谦的信中说：
　　
　　自由运动大同盟，确有这个东西，也列有我的名字，原是在下面的，不知怎地，印成传单时，却升为第二名了（第一是达夫）。近来且往学校的文艺团体演说几回，关于文学的。我本不知“运动”的人，所以凡所讲演，多与该同盟格格不入，然而有些人已以为大出风头，有些人则以为十分可恶，谣谤骂，又复纷纭起来。半生以来，所负的全是挨骂的命运，一切听之而已，即使反将残剩的自由失去，也天下之常事也。
　　
　　这就说中了。参加自由运动大同盟，是要以失去残剩的自由为代价的。
　　
　　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许绍棣早就因为《语丝》上发表冯（徐诗荃笔名）的文章，揭发他的母校复旦大学的黑幕，对鲁迅很有敌意了。现在就借了“自由大同盟”这个题目，呈请通辑“堕落文人”鲁迅。3月19日在中国公学分院讲演之后，鲁迅就避居到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内山书店的假三层楼上，并且决定迁居。5月12日就从景云里迁移到新的住处了。
　　
　　这次通辑给鲁迅留下的一个纪念，是他又增加了一个笔名：隋洛文。
　　
　　自由大同盟在3月间组织了几回演讲之后，即不再有什么活动，无形解体了。
　　
　　中共中央在酝酿组建“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同时也在酝酿组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这就更加需要鲁迅的合作了。吴黎平的回忆文中提到，中央宣传部部长李立三要求创造社、太阳社的党员停止对鲁迅的进攻，目的就是要团结鲁迅，建立一个统一的革命作家组织。钱杏春在《“朦胧”以后》这篇文章里，也表示了团结鲁迅的愿望，但是条件是接受他们的忠告，改造自己的思想。李立三是一位政治家，他比那些革命文学的提倡者高明。他决定用拥戴鲁迅为左翼作家的领袖这种办法来团结鲁迅。
　　
　　冯雪峰在《上海左翼文艺运动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些零碎参考材料》这篇长文中回忆说：
　　
　　潘汉年来找我，要我去同鲁迅商谈成立左联的问题，记得是在一九二九年大概十月十一月间。他同我谈的话，有两点我是记得很清楚的：一，他说党中央希望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及在鲁迅影响下的人们联合起来，以这三方面人为基础，成立一个革命文学团体。二，团体名称拟定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看鲁迅有什么意见，“左翼”两个字用不用，也取决于鲁迅，鲁迅如不同意用这两个字，那就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