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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鲁迅先生这样的斗争(2)

时间:2012-11-18 21:03来源: 作者: 刘金恒 点击:
我去同鲁迅商谈的经过,我也记得很清楚的:鲁迅先生完全同意成立这样的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同时他说左翼二字还是用好,旗帜可以鲜明一点。 大概在一九二九年底,产生了所谓基本构成员十二人。究竟开过几次会,我确已

  
  我去同鲁迅商谈的经过,我也记得很清楚的:鲁迅先生完全同意成立这样的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同时他说“左翼”二字还是用好,旗帜可以鲜明一点。
  
  大概在一九二九年底,产生了所谓基本构成员十二人。究竟开过几次会,我确已记不清楚。有一次记得很清楚的,是在公啡咖啡馆开,鲁迅到会,(引者注:鲁迅1930年2月16日日记:午后同柔石、雪峰出街饮加菲。即指这件事。)蒋光慈也到会——那时他已从日本回来。……在左联成立之前,冯乃超还单独到鲁迅家去找过鲁迅,大概是拿他起草的纲领去给鲁迅看的。
  
  鲁迅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的成立大会上讲了话。这是在秘密环境开会,当时没有布置记录。后来因为要发表,才由冯雪峰据记忆追记出来,这已经是讲话过后三四天了。其中有些话并不是他在大会上说的,而是他平日谈话中说的。他同意将这些补充进去。这份事后的追记稿经过鲁迅本人改定之后,就署上“王黎民记”,拿到《萌芽月刊》第一卷第四期(1930年4月1日)上发表了。
  
  鲁迅的这篇讲话,在会场上引起了不同的反应,也有人不赞成鲁迅说的这些。据冯雪峰在前面引过的那长篇回忆材料中说:
  
  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发表这讲话的当天,到会的人中就有不重视和抵触的现象,例如我记得会后就听到有几个人说过这类意思的话:“鲁迅说的还是这些话。”这些人说这类话的意思,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显然反映了二种态度,一是因为鲁迅对于创造社、太阳社以及其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是有所批评,对于一些问题还是坚持他自己的看法,认为鲁迅仍然“没有改变”;这种态度显然以为应该改变的倒是鲁迅,而不是他们自己,……二是以为鲁迅说的话,也是“老生常谈”,不足重视。
  
  至于鲁迅对这次“左联”成立大会的观感是怎样的,他1930年3月27日致章廷谦的信中说:
  
  梯子之论,是极确的,对于此一节,我也曾熟虑,倘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中国之可作梯子者,其实除我之外,也无几了。所以我十年以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连盟,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哀哉!
  
  鲁迅就是怀着“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宁愿自己当作梯子,使年轻的一代“真能由此爬得较高”,才来参加“左联”的。当年“左联”的成员,多是追求革命的文学青年,常有一种年轻人的自负。而鲁迅总是用一种长者对待幼者的宽容心情看待他们。
  
  李立三看到鲁迅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参与发起了自由大同盟,参与发起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很觉高兴。他希望得到鲁迅更多的合作,想请鲁迅发表一个支持他的宣言。于是经过安排,他同鲁迅在爵禄饭店有过一次秘密的会见。
  
  这次会见,李立三是由潘汉年陪同,鲁迅是由冯雪峰陪同。后来冯雪峰在《关于李立三约鲁迅谈话的经过》一文中回忆说:
  
  李立三约鲁迅谈话的目的,据我了解,是希望鲁迅公开发表一篇宣言,表示拥护当时立三路线的各项政治主张。李立三在谈话中曾经提到当时法国作家巴比塞,因为巴比塞不久前曾经发表过宣言(《告知识阶级书》?待查),意思是希望鲁迅也这样做。鲁迅没有同意,他认为中国革命是不能不长期的、艰巨的,必须“韧战”、持久战。他表示他不赞成赤膊打仗,说在当时那样的时候还应多采用“壕沟战”、“散兵战”、“袭击战”等战术。
  
  当晚回到鲁迅家中的时候,记得鲁迅还说过这样意思的话:“我们两人(指他和李立三)各人谈各人的。要我像巴比塞那样发表一个宣言,那是容易的;但那样一来,我就很难在中国活动,只得到外国去住起来做“寓公”,个人倒是舒服的,但对中国革命有什么益处!我留在中国,还有打一两枪,继续战斗。(不是原话,但意思我记忆得不会有出入。)
  
  许广平在她的《鲁迅回忆录》一书中说到了鲁迅和李立三的这次会见,她说:“经过那次会见以后,鲁迅的一切行动完全遵照党的指示贯彻实行了。”看来她对情况并不了解,不知道鲁迅并没有照李立三说的去做。
  
  1930年鲁迅五十岁了。“左联”的朋友们在“苏腊巴亚”餐室(在法租界吕班路和陶尔斐司路转角处,即现在的重庆南路50号)给他祝寿。那天,史沫特莱、董绍明和蔡咏裳警惕地站在门口,注视着客人们来的那条长长的马路。在前面马路交叉路口,在近旁一家门口的台阶上,都有另外的人在“放哨”,以保证安全。据后来冯雪峰答复包子衍询问的信中说,那天也“没有什么仪式,只请鲁迅先生坐在草坪上照了一个相,吃饭时愿意说话的起来讲过几句话”。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中简要地记下了当时鲁迅讲话的情形:
  
  他说,他现在被人要求出来领导普罗文学运动,并且还有一些年青的朋友坚决请求他做一个普罗作家。他若真装做一个普罗作家的话,那将是非常幼稚可笑的事。他是根植在农村中、农民中,以及书生生活中的一个人,他也不相信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没有经验过工人和农民们的生活、希望和痛苦,便能产生普罗文学。创作只能从经验中跃出来,并不是从理论中产生出来的。
  
  鲁迅的这个意见显然不合一些人的口味。紧接在这一段后面,史沫特莱记下了当时一段小小插曲:
  
  当这次集会快结束时,一个青年人把身子弯向我,摇着他的头,悲痛地说:
  
  “这太令人失望啦,你说是吗?我的意思是说鲁迅对待无产阶级文学的态度。它使得青年人为之沮丧。”
  
  使这位年轻的客人更加要“为之沮丧”的是,他从史沫特莱得到的回答是:“我完全同意鲁迅的意见。”因为,在史沫特莱看来,当时那许多自称“无产阶级文学”的作品,只不过“是人工造作的,是对于俄国文学的一种笨拙的模仿”。
  
  也正是在这时候,共产国际宣布李立三犯了路线错误,派瞿秋白和周恩来回国纠正。9月24日至28日举行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撤销了李立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长的职务。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李立三时代宣告结束。“立三路线”受到清算。不过按照他的意图建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还是保存了下来。
  
  中国需要繁荣昌盛,就得拥有鲁迅先生的斗争,这没有错。只有斗争,才能生存;只有斗争,才能发展;只有斗争,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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