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九脉：传播要素与网络文学的定位

文学要发挥自己的功能，离开传播是无法想象的。因此，传播要素可以作为参照系替网络文学定位提供依据。这些要素好比不同文学传统共有的幂姆，构成了其文化基型。至于各种文学传统所表现出来的特色，则是其文化显型。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网络文学种种有别于古典文学、现代文学的特性，或者因网络媒体及相关服务的属性直接延伸而形成，或者是网络化生存的体验使然，或者是由于网络时代整体氛围的陶染所致。依据笔者所提出的传播要素原理，对网络文学这个“宁馨儿”的相关分析可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

传播的社会层面。它由传播主体、传播对象及作为其纽带的传播中介构成，与之相关的文学传统涉及作者身分、作者认同、自我意识、师法对象、描写对象、奉献对象、文学把关人、文学出版商、文学同行组织等诸多要素。

在传播主体的意义上，我国古典文学作者的主要身份是臣民(帝王只是少数，而且他们在登基之前也是臣民，在登基之后则将别人当成臣民)，现代文学作者的主要身份是公民，网络文学作者的主要身分是网民。臣民服从皇权或王权，公民服从法律或法制。公民具备与其真实身分相适应的权利与义务，网民则力求享受虚拟身份所带来的种种便利与好处。当然，网民在现实世界中仍然是公民，必须在法制范围内活动；某些网民在心理世界中仍然是臣民，也可能是皇权、王权的觊觎者。这样说的目的在于强调臣民、公民与网民的区分不是绝对的。尽管如此，网民身份与网文写作之间的特殊关系，无疑应当成为网络文学理论的重要研究课题。相关研究完全可以借鉴网络社会学、网络心理学、网络经济学等方面的成果。

在传播对象的意义上，我国古典文学置身于以熟人为主的社会网络，相应群体的形成是按照差序格局由熟人扩大到陌生人的结果。换言之，古典文学作者首先向熟人(师法对象)学习写作、将熟人(描写对象)当成生活原型、为熟人(奉献对象)写作。相关作品在陌生人圈子中的流传，是上述首发过程的延伸。我国现代文学从整体上说立足于以陌生人为主要对象的大众媒体，但差序格局的影响仍然存在。这就是说：现代文学作家向报刊或出版机构投稿，必须考虑自己的作品和素昧平生的读者(公众)之间的关系。不过，这些作家可能和编者(甚至是和某些读者)之间建立比较稳定的熟人关系，并以这种关系作为基础去拓展和陌生人的联系。相比之下，我国网络文学群体从整体上说是按照反差序格局形成的，这一点在围绕商业性文学网站所进行的社会交往中表现得比较明显。至于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中所存在的具备某种文学意义上的活动，更多地受到熟人文化的影响。网络媒体从整体上培养了人们与作为虚拟对象的用户交往的习惯与技能。在网络终端或手机上，这些用户既可能以音视频、文字代码或图标性化身的形态呈现，又可能是只有通过专门软件检测才能发现的窥视者、潜入者。他们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基于身体认知的熟人或陌生人，可能是熟悉的陌生人，也可能是陌生的熟悉者。他们没有确定的身体可充当认知或交互的依据，却有符号化的言谈举止或行为影响证实其存在。网络文学首先就是为这样的用户而接受的。他们也可能作为原型而转变成创作素材，或者作为“大虾”而对“菜鸟”加以引导。

在传播中介的意义上，我国古典文学以皇家(王室)典藏所代表的官媒为主导，现代文学以报社、刊物编辑部、出版社、电台、电视台等所代表的商媒为主导，网络文学以运营商(多数是国有企业)、内容提供商(多数是私营企业)等所代表的网媒为主导。古典时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文学评论家、文学理论家几乎都不同程度得益于接触皇家(王室)典藏，至少是接触了其复制品。正因为如此，与上述典藏相关的守护者、整理者、诠释者往往有条件成为维护和延续古典文学传统的关键人物(这当然不是说私人图书馆就没有其贡献，也不是说只能靠借书来学习的寒士就无法成才)。在现代社会中，皇家(王室)典藏所占有的地位被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等机构所取代。伴随大众媒体而成长起来的编辑成为文学流通领域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可能是热心育苗的园丁，也可能是一丝不苟的把关人。文学同行组织肩负起维持作者合法权益、沟通社会读者需求等使命。如果看不到他们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就难以撰著完整的现代文学史。进入信息时代之后，编辑群体与同行组织仍然在网络文学流通中发挥一定功能(至少对主流网站是如此)。不过，社交网络提供了让用户进行直接交往的诸多便利，即写即发、即收即转已是司空见惯，虚拟社区成为文学爱好者自愿加入的聚居地。如果说这种形态的文学流通仍然离不开中介的话，那么，网络技术支撑方无疑应当书上一笔。

传播的产品层面。它由传播手段、传播内容及作为其统一的传播本体构成。与之相适应的文学传统涉及文学材料、文学工具、文学平台、文学题材、文学主题、文学情节、文学体裁、文学类型、文学结构等要素。

在传播手段的意义上，网络文学拥抱信息科技，不仅将信息科技当成信息处理设备、作品发布平台的保障，而且将它视为引领自身发展的驱力。我们当然可以将纸笔当成工具、将写作视为技术、因此认为我国古典文学传统本来就包含了重视技术的观念，也可以将五四时期的“赛先生”视为当代信息科技的前导、因此认为我国现代文学传统本来就具备重视科学的成分。不过，我国古典文学在创作实践中并不存在像网络文学那么明显的对复杂设备的依赖性，因此在传统观念中也不存在像网络文学那么自觉地利用新科技、新平台、新服务的倾向。现代文学若从传播角度看应当以依托电影、广播、电视的电子化为大趋势，但多数作家仍是为纸媒写作，因此游离于电子科技之外。至于网络文学多媒体化的倾向，正是以信息科技新发展所提供的条件为依据的。计算机与嵌入式设备变成了至关重要的手段。必须看到的另一种情况是：我国各时代的主导文学形态都有相对应的媒体科技。这些媒体科技可能因为新的信息革命的爆发而转化为无用的“过时皇历”或有用的大众素养。新的媒体科技可能以其魅力而在文学领域吸引一批批追随者，就像我们在“触电”现象所看到的那样。不过，新的媒体科技也可能引发人们因文学惯例被改变、人文精神受冲击、思维定势遭挑战而产生的担忧，这一点对网络文学同样是适用的。

在传播内容的意义上，我国古典文学素有言志、缘情的传统，创作冲动主要来自个人体验或应酬需要。虽然不无掩饰、美化、揭密等成分，但缺乏现代意义上的隐私观念。现代文学接受了来自西方的再现、典型等观念的熏陶，强调社会生活的重要性。它是以市民社会为背景、大众媒体为平台而发展起来的，文学内容经常取材于公共话题，当然也可能向公共话题转变。商业化炒作流行，隐私成为卖点，这是和电视中的真人秀并行不悖的。相比之下，网络文学看好在线生活，不仅利用信息基础设施完成从收集素材、构思情节、发布作品、获得反馈、实现价值的全过程，而且将虚拟世界中所养成的思维定势当成观察生活、回顾历史、发挥想象的重要根据。相比于同时代的纸质文学、电子文学而言，网络文学存在两种不同的趋势：一种是利用新媒体容量巨大(不受书号、刊号、片号及传统媒体篇幅等限制)的优势，发挥利用计算机辅助写作的长处，通过排行榜、点击率等激励写手的热情，驰骋天马行空般的想象，生产各种各样的巨作，希望能够制造出各种各样的公共话题、赢得进一步关注；二是依托新媒体即时交互的条件，捕获各种切合情境的音像素材，通过朋友圈、粉丝群等维系情感，生产各种各样的微作，自我暴露已经成为家常便饭。

在传播本体的意义上，网络文学将非物质性当成其作品的特色，重视跨媒体流动性。对我国古典文学而言，传播手段与传播内容的结合主要体现于具备本真性的手稿和可以大批量复制的印刷品，即纸质文本。由于纸质媒体的限制，不同作品之间虽然存在观念上的互文性，但无法实现彼此分割的文本单位的自动跳转。不论是说“学富五车”，还是说“著作等身”，都暗含了厚重之类物质性涵义。对于我国现代文学而言，传播手段与传播内容的结合增加了新的可能性，即诉诸基于电子技术、可通过电磁波传送的电子媒体。纸质版的作品改编成为电子版的广播影视之后，不同作品之间的联系呈现为时段、体裁等编排的节目、栏目组合。不过，数码化之前的电子媒体普遍缺乏交互性。不论是说“广播呆子”，还是说“沙发土豆”，都蕴含了电子媒体所输出的轻盈信息流有使人们变得被动的寓意。相比之下，对于网络文学而言，传播手段和传播内容的结合可以依托超文本链接、超媒体通信等实现，在用户主导的信息加工中进行远程交互，甚至自由转变其形态。数码媒体所输出的在线信息流可以空间化，方便地进行点播。不仅如此，网络文学和网络游戏、网络视频、网络装置艺术等之间的渗透日益频繁。

传播的运营层面。它由传播方式、传播环境及作为其整合的传播机制构成。与之对应的文学传统涉及文学技巧、文学手法、文学风格、文学自由、文学规范、文学功能、文学起源、文学发展、文学归宿等问题。

就传播方式而言，我国不同时代文学至少有一点隐然相通，即驾驭语言以传情达意。古典文学的自觉不仅表现为著文以求不朽的意识，而且表现为现实与想象的区分(这是有意虚构的条件)。虽然也有过群体性文学活动，但个人神思仍是艺术创作与鉴赏的主要凭依。现代文学的自觉不仅表现为反帝反封建的意识，而且表现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区分(这明显是受了西方创作方法观念的影响)。不仅如此，随着产业化的推进，不论创作者或鉴赏者都变成产业链上的环节，文学生产主要以社会化加工的方式进行，旨在满足大众精神消费的需要。网络文学的自觉不仅表现为发掘媒体服务之艺术潜能的意识，而且表现为形象与类像的区分(这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有关)。如果说信息社会的数码制造以大批量个性化生产超越工业社会的机械制造的话，那么，网络文学的成功诀窍有一点就是类像生产、信息定制、协同过滤等要素的有机结合。类像不同于形象，其立足之地不在于现实生活，而在于赛伯世界。它固然源于批量生产(因而往往是公式化、重复性、肤浅感的)，但若能实现个性化定制、通过网站与引擎有针对性的推送，那么，在消费社会中还是很受欢迎的。

就传播环境而言，我国不同时代文学都有追求精神自由的传统(虽然对精神自由及其实现方式的理解未必一致)。相比之下，古典文学作家更多地是在服从威权性、本原性的“天”、“道”及其人格化身、制度化身的前提下思考精神自由的，礼法作为文学规范而起作用；现代文学作家更多地接受西方人本主义观念，尊崇“德先生”与“赛先生”，结合社会的法制化、民族的救亡图存等需要来考虑精神自由；当代网络文学作家更多地结合科学幻想、后人文主义、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来实现对精神自由的追求。除此之外，应当看到：网络文学是依托全球信息基础设施而发展的文学。它主要存在于赛伯空间，和古典文学、现代文学颇有区别，曾以实现创作自由相标榜。不过，在世界范围内，强力部门对于赛伯空间的管控日益严密，加上全球监视空前盛行等因素，网络文学的传播环境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就传播机制而言，我国古典文学虽然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变，但其要旨是道统、血统与文统的延续性(纵向传播)。为了维护“统”的纯洁，必须有排斥或批判异己的观念和举措；为了摆脱“统”的危机、寻求复壮的可能性，又必须关注思想文化上的开放和兼容。科举制一度相对成功地解决了观念上“统”的一致性和人事上不拘一格选贤任能的矛盾。尽管如此，随着我国封建社会的没落，上述机制寿终正寝。我国现代文学是以西方教育观念影响下的院校教育(广义，不单单指文学系)为主要人才培养途径而发展起来的，“美”(作为与“真”、“善”的统一)成为支配文学教育的基本观念，正如“美的文学”成为支配文学实践的基本宗旨那样。在原先的“统”发生断裂的同时，作为横向传播的中西交流受到空前重视。相比之下，我国网络文学虽然不无远绍传统的成分，但将自学成才视为比院校教育更有效的途径，将“另类”(alternative)作为艺术创新的不二法门，从另辟蹊径、剑走偏锋的斜向传播中赢得机遇。这种取向既有本民族文化中所固有的游戏人生的态度的痕迹，又与西方后现代文化不无投契之处，更重要的是与网络文化的整体氛围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