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诸要素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彼此融合，在具体时空中形成相对完整的传播情境，在历史演变中促进传播生态的起伏变迁。从传播要素对网络文学定位所进行的考察既说明了我国文学传统的复杂构成、传统文学的复杂涵义，又说明了从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到网络文学的多条演变线索。就主导面而言，我国古典文学是在迈进文明时代之后形成与发展的，存在这样的传统(并非唯一，下同)：以臣民为文学主体、以熟人为文学对象、以皇家(王室)典藏者为文学中介，以纸笔为文学手段、以情志为文学内容、以文本为文学本体，以个人神思为文学方式、以礼法为文学环境、以循道为文学机制。现代文学在中西交融过程中形成的，一方面为西方“美的文学”观念所濡染，重视创造力、创作个性，另一方面又走上了产业化的道路，和电子媒体密切结合，在某种意义上是古典文学传统的叛逆者。它存在这样的传统：以公民为文学主体、以公众为文学对象、以公共机构为文学中介，以电子设备为(新的)文学手段、以公共话题为文学内容(间或将个人隐私当成卖点)、以节目(或栏目)为文学本体，以社会化加工为文学方式、以法制为文学环境、以趋美为文学机制。网络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又是现代文学传统的叛逆者，具有泛文学、泛艺术色彩。它存在这样的传统：以网民为文学主体、以用户为文学对象、以网站经营者为文学中介，以计算机及嵌入性设备为文学手段、以数字化生存为文学内容、以在线信息流为文学本体，以大批量个性化生产为文学方式、以赛伯世界为文学环境、以另类化为文学机制。我们要充分认识网络文学这个“宁馨儿”的风姿，不仅要阅读相关作品，而且要透过作品看到它们赖以产生的传播情境、文化基因和文学传统。这正是上述“九脉”说的用武之地。

三、 归属：世界格局与网络文学的定位

网络文学并非我国所特有，也非我国所发明，但却在我国获得了令人惊讶的繁荣。要比较准确、科学、全面地为网络文学加以定位，不能不进而探讨它与民族文学、国别文学、世界文学的关系。

作为多民族国家的精神产品，我国古典文学实际上是多元共生的，包含了不同的主题、体裁、语种、风格和价值取向，堪称多姿多彩。尽管如此，由于汉民族是主体民族、儒家长期在汉族文化中居于重要地位等原因，我国古典文学在总体上受儒家“六艺”为本的观念影响，重视道统。虽有童心说、性灵说之类见解，但不是主流。我国现代文学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若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大先的看法，中国的族群身份问题至少在民族主义兴起之前是不重要的，从属于文化身份问题。我国政治、社会、文化在由前现代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民族”观念得到刷新与重生，“少数民族文学”则作为对抗帝制时代的边缘、底层与异质性因素得到张扬，在全球性的各种势力博弈之中，它在诞生的同时，也就纳入到国族叙事的话语之中(2012)。[1]时至今日，正如暨南大学姚新勇所说，网络的普及提供了展开相对自由对话的平台，

为多民族“知识- 情感共同体”的建构创造了契机(2008)。[2]《长篇小说选刊》编辑部马季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少数民族地区反而成为网络传播革命的最大受益者。民族地区和网络接轨已成为事实，少数民族文学正在步入网络时代(2009)；[3]文学网站已经成为少数民族文学新平台(2011)。[4]

每个经历了重大社会变迁的民族都可能有自己的时代划分，并可能由此而形成相应的“传统文学”观念。后者可能是指以文化传承为己任的文学，也可能是指并非新近流行的文学，或者是有明显发展脉络的文学。在我国，如果不加以特别说明，所谓“传统文学”主要是对于汉族而言的。至迟从本世纪初开始，学术界就在这一意义上致力于探讨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5]当时，网络文学问世不久，其外延和内涵的模糊是可想而知的。与之相对应的“传统文学”经常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有时不加定义，有时甚至就是指网络文学以外的其他一切文学形式。在其后的发展中，网络文学不仅数量日增，而且产生了某些比较有特色的作品。这样，围绕“传统”问题对网络文学定位进行探讨趋于深入。例如，华南师范大学陈立群指出：网络文学对古典文学颠覆、恶搞只是极小的一部分，更多的是严肃认真的学习、肯定性的模仿、有意识的资源利用，既表现为语言沿袭、行文仿作、意象和情境的化用，又表现为审美性认同。他又指出：网络文学中的“古典”是网络写手营造的幻象，是对古典文学传统的扭曲、异化和割裂(2007)。[6]南京师范大学宋秋敏在论及网络文学与古典诗词的关系时，既延续了陈立群的前一观点，又谈到与陈立群后一观点相反相成的方面，即网络文学中频繁运用古诗词有助于提高青少年与网络作者的文化品味，丰富网络文学创作内容，并保持民族艺术的独立性(2012)。[7]对于网络文学所起的历史作用，学术界存在迥然有别的评价。例如，周口师范学院付静从否定的角度认为：网络文学属于快餐文化、解构了传统思维方式，讲究轻松随意、解构了经典作品的深度阅读模式，突出娱乐功能、解构了注重家国功能的文学价值观(2011)。[8]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李钧则从肯定的角度认为：“网络文学在形式、内容和审美追求三方面呈现出迥异于传统文学的新质，缝合了现代与传统、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断裂罅隙，破除了高雅与通俗、精英与大众等二元思维定势，确立了以市民文化为主流、以新传媒革命为界标的后现代艺术的牢固地，也标志着融个性与民主、自由与开放、娱乐与审美于一体的后现代文学精神的诞生。”(2012)[9]将网络文学的精神实质归结于后现代，这明显是将它纳入西方当代文化总体格局来把握了。类似观点在网络文学评论中是很常见的。它表明：对于网络文学(即使只是指中国网络文学)，不仅可以从本国、本民族的文学史、文学传统或文学精神中寻求定位，而且也可以从他国、他民族的文学史、文学传统或文学精神(如由前现代、现代到后现代的演变)中寻求定位，这正是我们所处的全球化时代的特征。当然，正如全球化始终是相对于反全球化而存在的那样，强调网络文学的国别性、民族性、本土性代表了另一种取向的定位。这正说明了我们所处的时代本身面临的矛盾。

国家观念的演变和传播史、媒介史存在密切关系。在远古，随着源于生物适应性的表情在社会交流过程中的主导地位逐渐被源于文化适应性的语言所取代，形成了原始群、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等各种不同规模的人们共同体。在古代，由贵族执掌权柄的国家成为主导社会生活的强力机关，成文史、成文法堪称事关国运。在近代，以代议制为特色的国家在西方后来居上，印刷媒体不论对于国家机关的统合、国家意志的贯彻或国家政策的实施都具有重要意义。当然，它也是国民参政议政、实行舆论监督的重要渠道。在现代，民族国家虽然是国际舞台的主角，但各种国际共同体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不论在战争或和平时期，电子媒体都是国际交流、国际博弈的平台。在当代，与“地球村”相适应的全球治理观念日益深入人心，这与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密切相关的。

从国家的角度看，我国文学传统并非一成不变。远古无所谓国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10]这个意义上的中国文学是现今中国地理区划内的各种人们共同体的文学。在古代，国家观念开始支配人们的创作，早期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文学作品中逐渐得到表现(虽然那时的国家和今天颇有区别)。近代以来，伴随中西交流的进展，人们开始在比较广阔的视野中思考我国文学传统的特色与要旨，比较不同国别文学的异同，正视流散、殖民化等影响。现代以来，与国际主义相统一的爱国主义逐渐在文学中获得了应有的地位。至于当代，在后殖民主义、跨国主义、世界主义、普世主义等观念影响日增的同时，我国将从自身实际出发的“中国特色”当成文学研究、文学评论的重要范畴。

和古典文学、现代文学一样，我国网络文学在起源上可以追溯到对于母语、家乡、祖国的热爱(表现于早期留学生创作等)。所不同的是：(1)网络文学除自然语言层面之外另有以“技术性世界语”(编程语言、网络协议等)写成的层面，因此除母语文学传统之外还有跨文化的技术传统。(2)网络文学从人的角度看有国别，从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看没有国别。虽然根服务器分布在少数几个发达国家，但互联网在整体上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所有。因此，作品一旦在互联网公开，就成为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3)网络文学从文学的角度看可以帮助人们抒发或纾解乡愁，从网络的角度看却加剧或强化了人的乡愁——我们日益迷恋于虚拟世界，淡化了现实关怀。

网络文学是一种世界性现象。如果说它仍存在不同流别、分支或类型的话，那么，语言因素对其划分所起的作用远比国别因素、民族因素更为显著。更准确地说，只有透过语言差异，才能进而比较准确地把握网络文学的国别差异和民族差异。这一点其实对于我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也是基本成立的。所不同的是：作为整体的网络文学更为鲜明地体现了世界文学的理念。网络文学的写手有条件借助信息化平台使其作品的影响力迅速扩展到不同国家，网络文学的读者有条件通过信息化平台接触其他国家的作品，作为网络文学之中介的文学网站有条件成为不同国家文化交流的枢纽；网络文学的信息化平台是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网络文学的热点问题和人类所面临的全球性危机息息相关，网络文学的资源建设立足于全球性信息共享；网络文学所热衷的互动超越了国别、民族与语言的差异，网络文学所受到的制约、所发挥的作用也只有从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矛盾的角度才能充分进行宏观把握，网络文学发展的前景与取向则和世界性的文化交流、碰撞与融合密不可分。凡此种种，都提醒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越是民族就越是世界的”之类命题的价值。实际上，目前更有意义的是其逆命题，即“越是世界的就越是民族的”——越是能为其他民族所理解和接受的文学、文化或价值理念，就越能彰显本民族文学、文化或价值观念的活力与贡献。因此，我们探讨网络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传统的关系，着眼点不应局限于本国、本民族文学传统的一脉相承，而且应当扩展到不同文学传统在世界文学视野中的彼此交汇。

值得重视的问题是：与国别、民族相联系的网络文学不仅作为它自身而存在，而且可能作为国家和民族的表征而发挥作用，对内建构其成员共享的精神文化，对外塑造相应共同体的形象，成为其他国家和民族认知与交互的根据之一。正因为如此，倘若中国这只醒来的狮子是可爱的狮子，那么，我国网络文学这个宁馨儿应当是可爱的宁馨儿。经过这些年的成长，我国网络文学渐渐脱却稚气，显示老成，我们对它寄予殷切的希望。作为世界性现象的网络文学既是全球化的产物，又是全球化的推手，同时还是全球化所面临的种种矛盾与困境的写照。它既寄寓了时代精神，同时又被视为文学前景的代表。它既体现了文学之变易(不同于先前的文学形态)，又体现了文学不易(在新的环境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变易与不易之统一正好是文学传统之要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传统化与非传统化是文学发展所固有的一对矛盾。传统化意味着文学权威的形成、文学范作的推崇、文学惯例的确立，反传统化则意味着文学权威的消解、文学范作的贬抑、文学惯例的崩溃。这对矛盾有可能在局部范围内起作用，也可能产生全局性的影响，导致文学范式的转换。网络文学虽然历史不长，但仍然经历了传统化和非传统化的历程，信息科技的推陈出新、商业机制的大浪淘沙、学术批评的激浊扬清、全球交流的风生水起为此推波助澜。网络文学是否正在形成自己的传统？答案应当是肯定的。网络文学是否正在对自己的传统进行批判？答案也应当是肯定的。我国古典文学之所以能够历数千年仍然保持活力，很重要的原因是既不断进行经典化、又不断进行自我批判。这一条同样适用于当今的网络文学。

必须补充说明的是：(1)网络文学规模之大、传播之快、类型之多、作品之丰，早就到了单靠个人努力无法穷尽的地步。因此，任何对它所下的论断都难以避免片面性。(2)人们对网络文学的看法都受到自身需要、立场和视野等因素的制约。就此而言，商家希望造就的网络文学，政府希望养成的网络文学，学者希望印证的网络文学，用户希望看到的网络文学，写手希望创作的网络文学，其实很有可能是大相径庭的。(3)网络文学本身也在变革当中，这是和网络媒体的社会定位相适应的，每每令人觉今是而昨非。例如，网络媒体曾被当成走向自由王国的福音，如今却日益暴露出作为社会监视利器的一面。网络文学曾被当成个人情思的自由抒发的天地，如今却却日益暴露出为寡头逐利而左右的一面。诸如此类的现象，都值得追踪考察。正如欧阳友权所说，“网络文学用新的技术逻辑解构传统的价值理念，重塑自己新的意义模式。但这一‘新民间文学’所张扬的平庸崇拜颠覆了价值原点的崇高与经典；‘自娱娱人’的功能选择可能误导写作者放弃主体承担，淡忘应有的文学责任；